埃尔米拉·萨提巴尔迪耶娃
陈科睿 编译
如果政治研究只关注精英、男性和年轻人而不考虑年长女性，那么政治研究总是片面的。
——埃尔米拉·萨提巴尔迪耶娃
【文献来源】 Elmira Satybaldieva, “A Mob for Hire? Unpacking OlderWomen’s Political Activism in Kyrgyzstan”,Central Asian Survey, Vol. 37, No. 2, 2018, pp.247-264.
【作者简介】埃尔米拉·萨提巴尔迪耶娃（Elmira Satybaldieva），就职于英国肯特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冲突分析与研究中心。
一、研究问题
本文源于两种偏见。第一种偏见，是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内大众传媒和政策话语中，存在对年长女性政治活动家较多的偏见。一些年长的女性政治活动家甚至被贴上“受雇的暴徒”等标签，还有一些人甚至呼吁对她们进行直接攻击。第二种偏见，源自学术研究者对政治主体阶层、年龄和性别的偏见。持这种偏见的部分学者认为年长女性应当是被动和温顺的，她们应该扮演的角色主要限于家庭的守护者等私人领域，而非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
事实上，年长女性政治活动家不仅对公共领域的问题表现出较高程度的关注，而且她们能够采取实际行动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例如，一些年长穆斯林女性通过重新诠释伊斯兰教义以保护弱势女性，使其免受来自家庭成员的虐待；而受过良好教育的年长女性，反对关闭照管儿童的基础设施和对社区服务进行私有化，以保留社区的公共服务；在农村地区，一些年长女性通过利用自身的领导经验参与当地饮水委员会的管理工作，以确保委员会能为所辖居民提供足够的饮用水等。
针对这些现象，从物质利益角度解释女性参与政治活动的原因，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对年长女性参与政治活动的偏见。鉴于此，本文旨在从其他视角出发，考察年长女性参与政治活动的原因以及她们所追求的目标。
二、研究方法
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深入访谈，主要由2013年春季在吉尔吉斯坦奥什市针对年长女性政治活动家的12次半结构化访谈和2016年春季的后续访谈构成。半结构化访谈的受访者是通过滚雪球抽样的方式选出的，包括在当地因参与政治活动而广为人知的12名55-65岁的吉尔吉斯族女性。
2013年春季半结构化访谈的主要内容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内容要求受访者叙述她们的一些生活故事，特别是她们在苏联时期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第二部分内容重点关注这些女性政治活动家在后苏联时期的日常经历和生活变化；第三部分内容要求受访者详细说明她们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及采取的具体策略。
在此基础上，2016年春季，研究者通过回访四位年长的女性活动家，进一步追踪了她们最新的政治角色，并评估她们的政治活动轨迹。
三、主要观点
年长女性政治活动家代表社会边缘化群体与政府开展谈判，主要的力量主要来自于她们自身所拥有的政治资本及通过话语建构出的双重合法性。
首先，年长女性活动家的政治资本来自其文化资本（表现为在危机时刻有信心在公共场合发表讲话）、象征性资本（年龄和母性）、苏联时期习得的领导技能（当时工人阶级女性被赋予公共角色并作为中亚社会变革的推动者）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承认（接受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培训，担任选举观察员和冲突调解员）。
其次，年长女性政治活动家拥有的双重合法性，则涉及两个截然不同但相互交织的合法性进程，即“自下而上”的进程和“自上而下”的进程，这两种进程均充斥着紧张和矛盾。
“自下而上”的进程，是指年长女性政治活动家获得社会边缘化群体的授权或委托，进而代表这些群体与政府进行谈判的过程。这要求年长女性活动家必须反映并代表边缘化群体的主要诉求，而且邀请她们自身需具备促使这些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的能力。年长女性活动家的“底层合法性”是通过对三个关键社会问题的调解来实现的：住房问题、信贷问题和权利问题。
“自上而下”的进程，是指年长女性政治活动家获得政府官员的认可从而实现领导边缘化群体的过程。这一进程通常表现为年长女性活动家受邀参加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倡议和选举。当边缘化群体的诉求与政府的非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年长女性活动家往往会动员民众采取抗议、静坐、羞辱等策略，迫使政府妥协。在此方面，年长女性活动家能利用国家内部的矛盾，如政治派别之间激烈的权力竞争等，以实现其政治目的。不过，由于“顶层合法性”的活动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如一些年长女性活动家经常面临政府的诽谤，致使她们的名誉受损。加上此类活动的实际效果甚微以及她们的身体状况欠佳，一些年长女性政治活动家不得不因此停止参与政治活动。
四、结论
尽管年长女性的政治活动缺乏充足的财政支持，且受到重男轻女社会规范的歧视，但是，她们的政治活动取得了一些有意义的成就。
第一，考虑到城市可居住土地的匮乏，年长女性政治活动家在分配住房用地方面做出了努力，并取得了重大成功。
第二，调解进程赋予了边缘化群体成员直接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如部分年长女性活动家参与了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期间的抗议和民众动员。
第三，年长女性的政治活动挑战了性别歧视和男性权力。虽然政治精英和媒体恶意歪曲她们的行动，但是挑战了妇女仅应该作为一名被动和温顺的家庭妇女这一流行的社会规范或偏见。
第四，年长女性政治活动家的调解，在提高公民对不公正和侵权行为等问题的公共认识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们把住房问题、信贷问题和权利问题政治化，将其视为社会结构衍生的结果，而不是把这些问题视为个人问题，这就为其上升为政治议程、提请政府加以解决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总而言之，在学理层面上，深入研究年长女性的政治活动，有助于理解社区微观政治、女性的政治参与，以及更广泛意义上后苏联时期中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实践层面上，剖析年长女性的政治活动，有助于纠正媒体、政客和研究者的偏见，从而赋予年长女性参与政治活动以更多的合法性。
校对：陈亚州、王术森
审核：曾向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