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nthia Werner, Christopher Edling, Charles Becker, Elena Kim, Russell Kleinbach, Fatima Esengeldievna Sartbay & Woden Teachout
李琳琳 编译
【内容摘要】在整个欧亚大陆，抢婚仍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结婚方式。目前，该做法正引发越来越多的争议。一些当地人认为抢婚是一种文化传统，而另一些人则质疑它的可接受性，尤其是当女性违背自己的意愿被迫结婚时。许多学者、记者和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认为，对于女性而言，抢婚是一种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2016年10月，一个跨学科小组的学者们聚集年度中央欧亚研究协会会议，对后苏联欧亚地区抢婚习俗的既有研究状况进行了评估。本文使用了一种创新的写作方式，旨在提供一个经过编辑的圆桌会议讨论记录。通过这种方式，读者能更全面地了解不同群体对抢婚习俗的关注点和意见。本文围绕抢婚习俗的关键议题展开了详细的介绍，并提出了有待学界进一步探索的研究领域。
【原文标题】后苏联欧亚地区的抢婚习俗：一项圆桌讨论
【文献来源】Cynthia Werner, Christopher Edling and Charles Becker, et al., “Bride Kidnapping in Post-Soviet Eurasia: A Roundtable Discussion”,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37, No.4, 2018, pp.582-601.
【作者简介】查尔斯·贝克（Charles Becker），美国杜克大学经济人口学家、经济学研究教授，擅长博弈论模型和统计分析方法，主要研究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的人口问题。
克里斯托弗·埃德林（Christopher Edling）,美国纽约大学教师，曾赴吉尔吉斯斯坦专门开展关于抢婚的研究，目前在撰写一部有关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抢婚习俗的非虚构著作。
埃琳娜·金（Elena Kim），吉尔吉斯斯坦学者，中亚美国大学社会学副教授。2016年在联合国吉尔吉斯斯坦妇女署的资助下，主持了一项关于抢婚和童婚的全国性定性研究，重点关注家庭、社会压力和性别规范等问题。
拉塞尔·克林巴赫（Russell Kleinbach），美国费城大学社会学教授。在吉尔吉斯斯坦担任富布赖特学者（Fulbright Scholar）时曾亲历抢婚事件。发表多篇关于吉尔吉斯斯坦抢婚习俗的文章，并帮助建立了一个旨在致力于减少非自愿抢婚行为的非盈利组织。
法蒂玛·萨特贝（Fatima Sartbay），吉尔吉斯斯坦人，获美国中亚大学人类学学士学位和中欧大学性别研究硕士学位。目前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攻读比较文学和民俗学博士学位，曾担任纪录片《吉尔吉斯斯坦的抢婚习俗》副制片人、翻译。
沃登·蒂乔特（Woden Teachout），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和美国研究博士，主要开展人类学和历史学交叉研究。
辛西娅·沃纳（Cynthia Werner），美国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人类学教授。主要研究父权制和话语如何影响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当地民众对抢婚习俗的看法，出版专著《父权制下的女性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Women in Patriarchy），对中亚的抢婚习俗和美国的性侵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
一、导言
随着时代的发展，抢婚习俗（bride kidnapping）变得复杂且富有争议。多年来，学术界围绕抢婚的历史、原因、影响、干预方式等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涌现出一批学术成果。不过，由于研究视角和方法各异，学者们对这一现象的看法莫衷一是。为此，该领域的专家学者召开了一次圆桌会议，主要目的在于评估当前后苏联欧亚地区（Post-Soviet Eurasia）抢婚习俗研究状况，以及讨论尚未解决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相关问题。本文主要由会议发言整理而成，旨在让读者更为直观地了解不同背景的学者对抢婚习俗的共识与异见。
二、何谓抢婚？
抢婚是欧亚大陆父权制影响下遗留的一项婚俗习惯。目前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一些族群中仍被视为一种结婚方式。具体而言，抢婚通常表现为一名男子（和他的一群朋友）通过密谋使用身体暴力或欺骗手段，挟持一名女子到自己家中，并认为完成这一系列动作后，该女子就成为了自己的新娘。尽管在很多情况下女性是被迫的，但一个普遍的事实是，她们中的绝大多数最终还是会选择同意这桩婚事。这是因为传统观念认为，被抢去的女子会失去贞洁，很难再嫁给其他人。所以，一旦选择拒绝，将会给女方及其家人带来耻辱。当然，由于许多具体情况——如男女双方之前的关系、抢婚的动机、抢婚前女方在多大程度上同意这场婚事、双方家庭对实施抢婚计划的了解程度、在抢婚行为中使用的暴力与欺骗手段、女方的反抗程度等——有所不同，以致抢婚在许多细节上呈现出明显差异。因此，如何定义抢婚成为学术界首先需澄清的问题。
吉尔吉斯斯坦作为抢婚习俗最为流行之地，将抢婚称为“kyz ala kachuu”，翻译成英文即“take the girl and run”。这一概念非常模糊，因为它将两种不同形式的抢婚行为混淆在一起：一种是女方自愿的，其事先已经知晓，仅仅由于该习俗的存在而假装自己被抢婚；另一种是在女方不知情且违背女方意愿的情况下被迫成为一名新娘。因此，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这两种不同的抢婚行为是否应该被分别定义？换言之，它们二者是同一种行为的不同形式吗？
对此，不同学者表达了他们各自的看法。金（Kim）认为，将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会使非自愿的抢婚行为合法化。他认为，抢婚行为使女性被迫成为一名新娘，这应该被视为对女性的一种暴力行为。在这种情形下，女性被物化为可以被偷窃、带走或破坏的东西。他指出，知情同意与非自愿的界限十分模糊，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女性最终是被迫同意的。克林巴赫（Kleinbach）认为，抢婚最好被定义为未取得知情同意的绑架行为。沃纳（Werner）指出，知情同意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涉及不同的主体，例如女方、男方、双方的父母等。在他看来，“kyz ala kachuu”的概念是基于父权制提出的，将女性视为某种家庭间可随意交换的财产；沃登·蒂乔特则进一步指出，不仅仅要明确知情同意的主体，更要明确知情同意的内容。比如在一些案例中，女子愿意与男子结婚，但却表示不愿意通过抢婚的方式结婚。除此之外，抢婚行为中施加的暴力程度或诡计种类也应当纳入考虑。贝克（Becker）补充道，从男性角度考虑知情同意是非常有必要的，男性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基于自愿也值得探讨。他认为，大多数年轻男性更愿意在没有家庭压力的情况下结婚，而来自长辈的催婚压力可能影响男性在抢婚过程中的知情程度。
三、为何抢婚？
起初，大部分研究重点关注抢婚产生的原因。此次圆桌会议则更进一步讨论：是什么环境和压力催生了抢婚行为？哪种解释对理解这种行为最有力，是经济、政治、社会还是文化因素？埃德林（Edling）认为，抢婚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高贫困率和失业率使相当一部分家庭难以支付结婚的费用；其次，当地的社会和文化习俗使人们面临巨大的催婚压力，迟迟不结婚会遭到家人和朋友的批评；最后，尽管抢婚属于非法行为，但是司法腐败和传统观念削弱了法律的威慑作用。萨特贝（Sartbay）认为，贫穷和失业是主要原因。她还补充道，抢婚与游牧民族过去的传统有关，部落之间经常会发生偷盗马匹和粮食的事件。后来基于生育考虑，游牧民族也开始绑架对方部落的女性。沃纳并不认同经济因素的解释有效。相反，他认为，抢婚这种方式的确可以帮助经济压力大、双方知情且自愿的年轻人节约宴请宾客的成本，但是经济利益不能完全解释为何未获得知情同意的女性也常常遭遇抢婚。他指出，对父权文化价值观的信仰可能是一种较好的解释。蒂乔特也强调文化的重要性。年轻男性深受来自长辈的压力，他们认为孩子结婚娶妻可以分担一部分家务劳动，因此，那些抢到新娘的男性被认为懂事乖巧和孝顺长辈。贝克利用博弈论模型和统计分析工具对抢婚习俗进行了研究。他发现，人口密度、男方实施抢婚的风险预测、抢婚对男女双方的成本收益衡量都对抢婚行为发生率和形式具有影响。
四、抢婚习俗的社会认可度及影响
抢婚习俗是否被社会认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认可有何变化呢？针对这一问题，参与圆桌会议的学者们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金认为抢婚的社会认可度很高，因为它有很多的社会功能。抢到一名女子让她成为自己的新娘，对于长期在外打工的青年而言，是高效便捷的结婚方式。在他的采访中,他遇到了一些母亲,她们抱怨自己的儿子在与年轻女子交谈方面的技能有限。在农村地区,男女青年在见面约会中彼此心生爱恋的概率比较小,因为没有公园、俱乐部或电影院可供他们谈情说爱。在克林巴赫看来，允许抢婚行为的社会原因是多重的。第一，大多数吉尔吉斯人认为传统文化比法律或宗教更有权威；第二，吉尔吉斯文化仍然是父权文化，抢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包办婚姻的一种变体；第三，警察执法不力以及司法系统的腐化对抢婚具有推波助澜作用；第四，对于有适婚男子的家庭来说，抢婚是使不同意婚事的女子被迫成为新娘的绝佳方式；第五，年轻女子抵制抢婚行为的能力较弱；第六，帮助年轻男女结识、社交和追求配偶的社会平台不发达。相反，埃德林则表示对抢婚习俗的社会认可正在变弱，他反对将抢婚贴上“传统文化”的标签以使其合理化，并且注意到吉尔吉斯斯坦的年轻人观念已经改变，关于妇女的法律制度也日臻完善。
在抢婚的社会影响方面，学者们发现，在通过抢婚建立婚姻的家庭中，遭遇抢婚女性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影响。贝克为此开展了一项实证研究，通过考察了不同家庭孩子的出生体重、离婚率等数据，发现抢婚习俗对婚后家庭的人口和经济收入有消极影响。艾德林指出，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是抢婚习俗、教育和国家经济之间的关系。因为被抢婚的女性很可能无法进入大学或完成学业，从而成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力，这将进一步影响国民经济。沃纳重点关注了抢婚习俗和社会中女性地位的关联。他认为，抢婚不仅影响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就业水平和身心健康程度，也会影响女性的经济收入，从而影响女性的家庭地位，同时可能会导致家庭暴力的增加。
五、小结
尽管抢婚行为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是在与之相关领域中，仍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学者们就未来值得研究的领域与方向进行了探讨。贝克认为，学术界可以将重点研究方向放在抢婚行为对女性的心理压力及其影响上。沃纳则表示，应就抢婚习俗与其他受父权制影响的民俗形式开展更多的比较研究。选择地区应不局限于中亚，比如可以将中亚地区的抢婚行为与美国大学校园的性侵行为进行比较，探索能否就此得出新的学术观点。蒂乔特认为，要从参与主体的角度深入理解抢婚习俗，重点关注女性理解和阐述自己经历的方式，以及在此过程中女性经历的内心挣扎与面对的社会压力。金表示，需探讨社会制度对非自愿抢婚的约束行为，即宗教领袖和地方司法、执法机构等在依法处理抢婚事件过程中的制度安排、工作条件、组织环境等因素如何影响抢婚行为。萨特贝则指出，应该从更宏观的历史看待抢婚习俗，而不仅仅聚焦于某些个案，应从长时段探究抢婚习俗的演变、相关政策的变化、两性关系的演变、日常生活的变迁等等。埃德林也认为开展比较研究十分必要，并且应扩大比较的范围与内容。他强调，要将对抢婚习俗的研究扩展到吉尔吉斯斯坦之外，不能将其简单视为“吉尔吉斯斯坦现象”，因为这不利于在世界范围内对抢婚行为干预措施的实施以及干预资源的分配。
校对：陈亚州、王术森
审核：曾向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