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越 编译
【文献来源】Erica Marat, “Imagined Past, Uncertain Future: The Creation of National Ideologies in Kyrgyzstan and Tajikistan”,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55, No.1, 2008, pp.12-24.
一、引言
苏联解体后，中亚统治者很快意识到，作为新生国家如要发挥民族国家实体功能，有依赖于塑造统一的意识形态以凝聚共识。由于中亚国家之间的边界犬牙交错，俄语和苏联文化占据主导，因此，有必要以民族理念（national idea）巩固民众对独立国家和新执政者的认同。本文作者指出，民族意识形态（national ideology）是中亚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中的关键因素，不仅能扩大统治者的政治、经济权力，还能动员公众压制反对派并控制社会。
以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为案例，作者分析了中亚民族意识形态生成的一般趋势。中亚国家试图建构普遍接受的民族意识形态，增强执政合法性并夯实历史根基。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阿卡耶夫（Askar Akayev）尝试在公民民族主义和族裔民族主义间找平衡。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Emomali Rakhmon）则主要在防范伊斯兰反对派竞争型的民族意识形态。此外，阿卡耶夫自己提出了吉尔吉斯斯坦大多数的意识形态理论，而拉赫蒙则更依赖历史学家们的意识形态建议。对两个案例的分析，提供了两条中亚国家生成自身民族意识形态的一般路径。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一样更多借助学术建议，而土库曼斯坦则和吉尔吉斯斯坦一样更注重领导人理念的指引。
二、中亚的意识形态建构
作者指出，中亚国家在塑造民族意识形态时面临类似的困难。首先，中亚国家都为多民族国家，需在保守的族裔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t）公众和少数民族间求平衡。其次，为获国际认可，中亚国家不能完全忽视公民身份（citizenship）概念。再者，中亚国家都需关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伊斯兰因素。在中亚地区罕见的公民民族主义，往往包含着族裔中心主义的成分。这两类群体经常相互重叠和融合。
对受过苏联教育的政治家、学者和公众而言，公民民族主义是陌生的。阿卡耶夫和纳扎尔巴耶夫认为，族性（ethnicity）基于古老纽带，而非当代建构。苏联解体后，多数中亚国家的意识形态相对保守，这与苏联时期具有前瞻性的“苏维埃人民”概念恰好相反。“苏维埃人民”是一种强调“民族历史进化”，以增强苏联内部凝聚力的意识形态。
相比之下，后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更中意在历史事件的类比中寻求活力。除纳扎尔巴耶夫《哈萨克斯坦—2030》议程外，其余中亚国家领导人都在向过去寻找意识形态的灵感。“为理解现在和预测未来，我们需要理解过去”是对如今中亚意识形态最好的总结。
三、吉尔吉斯斯坦： 阿卡耶夫与非主体民族
由于吉尔吉斯斯坦本身的多民族情况，以及独立初期来自欧洲的大批移民，阿卡耶夫提出了“吉尔吉斯斯坦是我们共同的家园”这一概念，强调国内公民权利重要性和各群体的族群特性，并鼓励成立吉尔吉斯斯坦人民大会（Assembly of the Peoples of Kyrgyzstan）和各民族文化中心。阿卡耶夫表示，“民族”（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指种族群体，“人民”（народ）则与公民基本同义，这两个概念在吉是一致的。还表示，民主是消除民族主义思想的手段，对国家至关重要。他常用“族际和谐”（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согласие）一词形容吉国各民族间的关系。此外，阿卡耶夫还强调重新审视苏联对民族性的理解，呼吁恢复对当今政治有积极影响的苏联传统。
以公民为基础的意识形态承认各民族在苏联时期对吉国家发展所做的贡献。每当公开提及本国民族问题时，阿卡耶夫都会赞扬俄罗斯族在上世纪20年代对吉国发展做出的贡献，表达对俄罗斯族的感激，并在国内推广俄罗斯文化。然而，公民身份的推广并不成功，吉国政治精英和广大民众仍难以区分公民、国籍、民族和种族。阿卡耶夫以公民为基础的意识形态也和吉国宪法以吉尔吉斯族来定义“官方国籍”和“官方语言”的规定存在一定冲突。这种将全国所有民族归入一个民族国家的共同理念，与政治化的新民族主义运动（neo-nationalist movement）相冲突。一些议员表示，为建立一个稳定的未来而否认国家的过去是错误的。极端民族主义政治家呼吁，应借助对历史的崇拜恢复本国文化和宗教传统。
（一）《玛纳斯》与民族主义的兴起
为适应20世纪90年代中期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阿卡耶夫将意识形态重点转至史诗《玛纳斯》上。主管文化和教育事务的特别委员会从史诗中提取了七条格言编入官方意识形态。对吉尔吉斯斯坦而言，《玛纳斯》是合适的民族意识形态选择。主人公玛纳斯是理想的民族集体形象化身，是吉尔吉斯人对历史及祖先的敬仰，带有鲜明的民族和时代烙印。
七条格言不仅是吉尔吉斯人重建民族形象的工具，也是促进民族和谐的原则。1995年夏，吉国举行《玛纳斯》1000周年纪念活动。通过宣传，政府一方面试图满足公众与政治精英民族主义的要求，另一方面这些准则并没有直接呼吁吉尔吉斯族的民族属性，它们旨在作为普世价值观被全体人民所接受。然而这种一马二鞍的做法使得双方都对政府产生了不满。
阿卡耶夫认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遗传密码”。他表示，《玛纳斯》帮助吉尔吉斯人了解历史事件，并理解这些事件在当今现实中的重要性。他认为，上世纪30至40年代苏联政府对《玛纳斯》支持者的大规模迫害是打压吉尔吉斯民族主义运动的一环。他指出，包括吉共中央委员会书记拉扎科夫（Iskhak Razzakov）在内的一些政要曾大声疾呼《玛纳斯》的民族意义，支持推广《玛纳斯》以抵制苏联政府。
1995年，《玛纳斯》庆祝活动恰逢吉国首次总统选举。阿卡耶夫将活动安排在选举前四个月，动员了全国的政治精英、学者、艺术家、演员、运动员参与筹备工作。几乎所有公共部门都参与了庆祝活动，使得其余总统候选人获得行政支持的可能性降至最低。此外，阿卡耶夫还利用《玛纳斯》庆祝活动打压政治对手，把反对者打成不爱国人士。
前吉共第一书记马萨利耶夫（Absamat Masaliyev）是阿卡耶夫的反对者。1995年，马萨利耶夫在南部获得了80%的选票，致使阿卡耶夫倍感压力。在2000年总统选举前不久，阿卡耶夫设立巴特肯州并隆重庆祝奥什建城3000周年，表明其对南部日益关注。1995年选举后，吉国经济出现复苏迹象。同年，《玛纳斯》借助总统选举的盛大庆典得以广泛传播。
阿卡耶夫将经济复苏视为《玛纳斯》思想力量的作用，并认为“人民的精神提升能创造奇迹”。尽管史诗对发展民族意识十分重要，但吉国公众从未完全接受七条格言甚或《玛纳斯》本身。俄罗斯化的公众和少数民族认为，这是国家强加的意识形态，是一种不合适的民族发展方式。《玛纳斯》带有民族歧视色彩。以公民为基础的“吉尔吉斯斯坦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政策在这些人群中更受欢迎，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玛纳斯》竞争。
（二）吉尔吉斯建国2200周年与阿卡耶夫的政治斗争
面对经济落后、腐败横行和迅速下降的声望，阿卡耶夫在其第三任期制定并实施了“吉尔吉斯2200年文明史”重大项目，强调民族的悠久历史。项目虽在全国广泛宣传，却遭到了广泛批评。此外，阿卡耶夫还对外塑造独特国际形象，宣扬吉国为中亚“瑞士”和“民主之岛”。积极的外部形象在吸引外商对吉国投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增强了民众对政权的信心。发展民主和国际社会对解体初改革的支持，为吉国进一步走向自由主义改革开了先河。然而，在阿卡耶夫镇压反对派后，这些在国际上塑造的“民主”幻象逐渐破灭。
2005年3月，巴基耶夫（Kurmanbek Bakiyev）继任总统。他忽视民众对民主的追求，并推翻前任总统制定的所有意识形态概念，以反腐口号获得了短暂的人气。2005年7月，他与反对派领袖库洛夫（Felix Kulov）结成同盟，获得了约90%的选票。即便如此，巴基耶夫没有试图重建或推出新意识形态，忽视了国家意识形态在巩固自身合法性和知名度中的力量。相比之下，巴基耶夫的支持率始终低迷，因此对制定意识形态政策毫无兴趣。他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制定新的意识形态，但因缺乏动力和组织一致性，委员会不愿也未能公布任何新项目。
2007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马杜马洛夫（Adakhan Madumarov）宣布，意识形态委员会决定用“民族理念”（nationwide idea）取代“意识形态”。他表示，民族理念将以宪法原则为基础，采取文件形式，如美国《独立宣言》。该理念主要价值观包括人民、法治、自由、爱国主义等，主要目标为言论自由。
本质上，委员会拥护西方的民主价值观，而非族群中心主义，抑或民族主义。鉴于极低的民众支持率，巴基耶夫未能塑造民族意识形态。而阿卡耶夫却可在民众和学界表达思想，是当之无愧的意识形态领域主要思想家。尽管受到强烈批评，但其倡导的“吉尔吉斯斯坦是我们共同的家园”、《玛纳斯》1000年纪念和“吉尔吉斯2200年文明史”项目常被用作分析吉国的民族和国家建设。
阿卡耶夫的意识形态项目在上世纪90年代初凝聚社会共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巴基耶夫政权视民族间的和谐关系为理所当然的，忽视了不同民族间的小规模街头对抗也可能演变为多人冲突，农村和民族间的贫困和经济资本的不公分配会引发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间更大的紧张。如北部的吉尔吉斯族和车臣族、南部的吉尔吉斯族和乌兹别克族以及其他族群间的斗争紧张关系。2007年4月，政府和反对派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被视为南北方政治阵营间的斗争。
四、塔吉克斯坦：宗教与政治
塔吉克斯坦在制定国家意识形态方面的经验不同于其他中亚国家。长期以来，塔吉克斯坦政府在塑造民族意识形态方面始终避免发挥主导作用。内战结束后，塔国两大政治势力——拉赫蒙政权和伊斯兰复兴党（IRP）仍在意识形态领域争夺主导地位。1997年起，拉赫蒙出台了萨曼王朝、琐罗亚斯德教和雅利安文明三个项目，意图在政治上边缘化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反对派。
拉赫蒙认为，政教分离是通往稳定的必经之路。他在《21世纪门槛上的塔吉克斯坦》（Tajikistan at the Threshold of the 21st Century）一书中说：“为维护塔吉克斯坦和平，如今不再需要带政治色彩的宗教意识形态，这可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灾难性变化。”拉赫蒙指责是宗教激进势力煽动了1992年的塔吉克内战。
与此同时，拉赫蒙在推动政治世俗化的过程中接受了民众对共产党支持的事实。作为主要世俗政治力量之一，“塔共”党员遍布全国，组织深入各村，颇受部分民众支持，但政治影响力微乎其微。因此，拉赫蒙并未阻止“塔共”的存在。和其他政党一样，“塔共”成为了拉赫蒙的“忠诚反对派”。
（一）萨曼王朝
20世纪90年代末，塔国政府与伊斯兰复兴党开始围绕萨曼王朝（Samanid Dynasty）【萨曼王朝是中亚地区由东伊朗人建立的信奉伊斯兰教的一个封建割据王朝——译者注。】争夺话语权和解释权。2001年，塔国举办了萨曼帝国1100周年庆典。拉赫蒙表示：“萨曼王朝是塔吉克人的黄金时代，照亮了他们的千年历史”，因此“萌生了为塔吉克人统一而努力的想法”。
自本世纪初，拉赫蒙强调萨曼帝国的社会稳定及承压能力，将萨曼王朝政权与当今社会及国家建构进程联系起来。拉赫蒙认为，在萨曼王朝统治的影响巨大，几个世纪以来，塔吉克的国家地位在民族意识中占据上风，并且，将波斯语定为中亚的行政用语同样重要。这一时期，伊斯兰复兴党也利用萨曼王朝和当前的宗教认同建立联系。
然而，反对派的声音要小得多。2005年2月，伊斯兰复兴党只在议会选举中赢得两个席位，标志着拉赫蒙的人民民主党势力呈现压倒性优势。2006年，拉赫蒙在选举前举办了民族意识形态庆典，有库利亚布（Kulyab）【库利亚布，塔国南部城市，拉赫蒙故乡，译者注。】建城2700年、雅利安文明、塔吉克族和波斯语人群集会和塔吉克斯坦独立日。这些活动都强调塔吉克人对波斯和突厥文明的作用。拉赫蒙表示，在历史长河中，塔吉克人对世界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拉赫蒙试图通过意识形态项目阻止北方精英获得政治和经济权力。作为南方人，拉赫蒙强调该城的悠久历史和纯正文化。在拉赫蒙上台前，北方政治精英历来是国家领导者。他们指责拉赫蒙歧视其他塔吉克人，而库利亚布塔吉克人则认为自己比其他地区的人在种族上更纯正。尽管人们对拉赫蒙偏心库利亚布而感到不满，但拉赫蒙反复提醒公众要吸取教训，不要重蹈内战覆辙，因此塔国并未出现公开紧张迹象。
在与反对派达成和平协议十年后，拉赫蒙开始清洗前内战将领，并以民族和平名义打击坐拥武装组织的涉毒军阀。民众对此表示欢迎，希望中央政府代替军阀管理各个地区。到2006年总统选举时，拉赫蒙已成为战后国家稳定的象征，其画像被挂在公共场所，媒体也对其大加赞扬。在选举前几个月，专门介绍拉赫蒙个人履历的《埃莫马利·拉赫蒙：征服世界的文化年》和《埃莫马利·拉赫蒙：雅利安文明年》出版，书中称赞其为重新发现雅利安文明遗产做出的巨大努力。
（二）琐罗亚斯德教
在推广雅利安主义前，拉赫蒙先行提出了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意识形态理念，试图利用该教将伊斯兰教排除在国内政治之外。然而，由于对琐罗亚斯德教时期（公元前628至551年）的记录极少且模糊，只记录了与现代塔吉克身份的松散联系，因此，政府在推广该意识形态时并不成功。在拉赫蒙的倡议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塔吉克斯坦举行了琐罗亚斯德教文明复兴3000年纪念活动。
塔国政府还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出版了《从查拉图斯特拉之歌到博尔巴德旋律》（From Songs of Zarathustra to Melodies of Borbad）一书。拉赫蒙为该书撰写了开篇章节“塔吉克斯坦：首位正义先知查拉图斯特拉的祖国”。布哈拉夏宫博物馆馆长朱马耶夫（Koregi Zhumayev）称，琐罗亚斯德教是“世界首个宗教”，诞生于乌兹别克斯坦的丝路名城花剌子模。此外，乌兹别克历史学家发现，有证据表明，琐罗亚斯德教曾在乌兹别克斯坦十分流行。
（三）雅利安文明
2003年时，拉赫蒙决定将在2006年举行纪念塔吉克继承雅利安文明（Aryan civilization）系列庆祝活动。塔国学界对将雅利安遗产纳入民族意识形态表示支持。拉赫蒙称，“塔吉克”是“雅利安”的同义词。苏联时期，著名的塔吉克学者加富罗夫（Bobodzhon Gafurov）曾大力推行雅利安文明，认为塔吉克族与雅利安人有联系。如今，雅利安身份将塔吉克人与欧洲等与雅利安文明相关的现代国家和民族联系起来，并以此塑造塔吉克斯坦的区域独特性。
雅利安文明也将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作用边缘化。塔国学者表示，当前全球恐怖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抬头就是人们未从雅利安人的历史中吸取教训。拉赫蒙考虑将“卐”字作为民族象征加以推广。他认为，2006年的雅利安文明庆祝活动对恢复塔吉克民族意识是必要的。他将前苏联和苏联时期的塔吉克历史人物纳入雅利安文明。雅利安文明包括如今的中亚和阿富汗地区，是对乌兹别克大力宣传其突厥文明区域领袖的制衡。
塔国学者马索夫（Rakhim Masov）推动雅利安文明进入民族意识形态，并谴责了苏联早期沙文主义者（主要是乌兹别克人）对塔吉克建国的阻挠和塔吉克领土的损失。拉赫蒙接受了他的观点，认为历史上的塔吉克人通过维护民族尊严和文化，延续了几千年。他在演讲中巧妙提及了突厥和乌兹别克的负面影响，并塑造了一个抽象的敌人：“我们的敌人不希望塔吉克建国，拒绝塔吉克族和塔吉克语的存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史学家称，突厥文明对塔吉克人的影响远超雅利安文明。马索夫批评乌兹别克人对塔吉克人和其他中亚民族的历史沙文主义，并与历史学家阿斯卡罗夫（Akhmadali Askarov）争论是突厥文明还是雅利安文明在欧亚大陆更占优势。
对塔而言，复兴历史叙事让人们对萨曼王朝古城——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归属乌兹别克感到不满。自苏联时期以来，塔吉克人就与文化名城建立了紧密关系。俄罗斯历史学家阿巴辛（Sergei Abashin）的“谁该为塔国领土丧失负责？”已成为塔国民族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意识形态之争是塔乌关系中的深层次障碍。
由于民族构成复杂，塔乌两国都担心对方的民族主义。拉赫蒙塑造的民族自豪感可成为动员乌国塔吉克族的有力因素，同时民族主义情绪可能导致对塔国乌兹别克族的压制。解体后，“大塔吉克斯坦”思想影响了塔国的民族历史重构。学者们认为，目前领土与历史不符。
拉赫蒙不能把伊斯兰复兴党或北方派排除在外，须允许他们有政治象征代表。这对塑造开明形象和接受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是必要的。拉赫蒙意识到，如把反对派完全排除在外，会加剧局势紧张。伊斯兰复兴党领导人认识到自身政治势力薄弱，变成“忠实反对派”是明智之选。如今的塔国政坛仍保持了强政府和弱反对派的平衡。
五、结论
文章指出，民族意识形态帮助吉塔两国领导人战胜了反对派。为适应所采用的意识形态，两国领导人调整了对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表述。阿卡耶夫在族裔民族主义和公民民族主义间保持平衡。而拉赫蒙需在内战后与有影响力的伊斯兰反对派打交道。对他而言，当务之急是设计一种能够与反对派倡导的宗教思想抗衡的政治意识形态。阿卡耶夫自己编撰国家意识形态项目，而拉赫蒙则积极寻求学术界的帮助。两位总统都常在总统选举前不久举办全国性纪念活动，动员学界、媒体和文艺界庆祝民族纪念日和历史古迹。质疑此类庆祝活动的政治家和学者则会被视为不爱国。
阿卡耶夫努力将吉国与苏联历史学传统以及公民权、国籍和民族性概念保持距离，并利用意识形态项目来动员国家机器，继续努力维持总统宝座。在1995年和2000年的选举前，他利用《玛纳斯》和奥什建城3000年庆典获得支持。尽管其意识形态项目遭到广泛批评，但自独立以来，阿卡耶夫始终是该国的首席意识形态学家。相比之下，巴基耶夫则低估了民族意识形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南北方政治精英间的分歧。
内战结束后，拉赫蒙试图通过意识形态增强总统权威并压制反对派。事实证明，雅利安神话是助其在2006年选举后巩固公共部门的核心要素。此外，雅利安文明使塔吉克斯坦的区域独特性与文化优越性更加突出。最终，雅利安主义制衡了伊斯兰反对派，并将塔吉同与欧洲联系起来。
事实上，苏联的民族志和史学传统深深影响了塔的国家意识形态表述。民族的原生定义以及民族起源的范畴有助于聚焦拉赫蒙的意识形态方案。尽管塔学界并未明确认可塔吉克人与雅利安文明之间的联系，但拉赫蒙还是通过资助有关学术著作、书籍、演讲，以及2006年9月的盛大庆祝活动将这一思想制度化。两位总统都加强了他们相对于政治对手的地位，但都没能赢得所有相关国家和民众对其理念的全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