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亚编译
【文献来源】Arif Sahar,“Ethnic Politics and Political Violence in Post-2001 Afghanistan: The 2014 Presidential Election”,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33, No.8, 2019, pp.1692-1712.
一、前言
2001年后，阿富汗的政治精英们一直在操纵某些身份标记来增强自己的政治权力，这种身份政治的实践随后会有效地转化为群体投票等大众行动的结果。本文使用批判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来评估穆罕默德·阿什拉夫·加尼（Mohammad Ashraf Ghani，普什图人)和阿卜杜拉·阿卜杜拉（Abdullah Abdullah，塔吉克人)如何在2014年的总统选举中阐述其选举叙事，并通过操纵族群身份来赢得选票。
二、方法局限性
本文有三大方法层面的局限性：（1）不可能总是排除这样一种巧合，即某一候选人获得的票数与他“出身”的族群选民在该省份所占的比例相同；（2）候选人在提到族群敏感问题时，不一定会有意地使政治话语“民族化”；（3）在存在大规模欺诈和破坏的选举环境中，相关数据或许是不可靠的。
与2004年和2009年的总统选举类似，2014年的总统选举也存在每一个候选人获得90%或更多普选票的省份都存在大量的不同族群的现象。排除候选人在特定省份获得与本族群选民所占比例相同的票数的可能性，以及确定候选人是否提出民族层面的问题并使政治话语“民族化”是不可能的。同样，当一个省份中有特定的族群和选民投票给某一候选人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该候选人受益于特定的族群投票。然而，一个地区90%的人反对另一个地区90%的人的投票，这清楚地表明阿富汗的不同省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族群边界。加尼2009年(合计8%)和2014年(合计超过90%)在四个省份获得的选票数量对比表明在选举中存在族群竞争迹象。另一个问题是，在阿富汗存在大规模欺诈和破坏选举行为的环境下，本文所获得的数据可能被质疑是不可靠的。但是，本文除了利用选举结果外，还试图通过亚洲基金会调查数据（Asia Foundation Survey）来克服这一难题，通过交叉验证来提高数据的可信度。
三、研究内容
（一）分裂社会中的族群问题
族群身份是动态的、开放的，容易受到操纵的。在一个以族群分裂为特征的社会中，族群身份相对于其他身份（如宗教身份）而言，更加突出，已经成为一种流动的政治力量。在阿富汗，国家的脆弱性伴随着普遍的不确定性，削弱了政党和公民社会等正式机构的作用，一度模糊的族群界限变得具体化，并在日常政治实践中得到巩固。政治精英越来越多地利用族群身份来产生群体凝聚力，进行政治动员，以获取政治支持并争夺对国家的控制权。例如，2004年、2009年和2014年的阿富汗总统选举揭示了精英派系如何利用族群间的不满来操纵选举，以赢得选票。这种行为可能会导致族群关系固化，使政党更容易将自己限制在族群—地区支持者的范围内，并破坏围绕国家议程的包容性参与。因此，选举结果不仅取决于体制，还取决于预先存在的社会分裂模式。
（二）族群分裂与民主
2001年后，阿富汗身份认同的工具化加剧了社会分裂。精英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实践等方面未能达成妥协，他们对国家权力和资源的争夺已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增加了社会暴力的可能性。对不安全的恐惧是一个诱使政治精英们操纵族群身份、沿着族群路线动员群众的因素，即人们不太可能信任亲属群体之外的“他者”。在1979-2001年阿富汗内战期间，族群安全困境（例如害怕失去族群身份、害怕压制族群传统、害怕遭遇族群清洗）经常被不同群体提及并引起社会层面强烈共鸣。2001年后，尽管阿富汗中央政府得到外国军队的支持以确保公民安全，但导致族群缺乏安全感的因素依然存在，这种恐惧影响群体之间的关系，破坏了不同群体间的信任。
在阿富汗，当国家崩溃、内战接踵而至时，战争各方通过利润丰厚的自然资源贸易、毒品经济、抢劫、海外汇款和外国援助等方式筹集资金。内战结束后，这些筹集资金的方式继续为冲突各方所用，他们逐步扩大对地方经济和政治进程的控制，寻求获得国家权力的份额，并服务于他们同族群的“微型社会”的利益。
阿富汗的动荡还归因于外部干预与国内无法形成统一的国家议程，这降低了包容性政党形成与达到预期效果的可能性。政党之间不信任与政治议程冲突可以通过实行多党制来解决。多党制可以为社会所有阶层提供参与政治的机会，培养他们对国家的忠诚，从而降低族群归属的吸引力。营造一个有利于更广泛的政党和非政党参与的环境，也会刺激各方采取温和的态度，以更大的信心进行合作。
本文通过对一系列多党制模式进行测试和对比，发现代议制民主和联合民主更适合阿富汗的政治环境，可以有效促成政治精英之间相互妥协，解决只存在最低限度共识的分裂问题，提高社会凝聚力。代议制民主与联合民主的异同如下：
表1.代议制民主和联合民主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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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议制民主 |
联合民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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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各政党提供舞台：（1）使其成为民主化进程的主要推动者；（2）推动公众就重大问题展开讨论，为政府和人民架起沟通的桥梁；（3）作为选民的参考点，并为政府提供方向。 |
加强：（1）各部门之间的权力平衡；（2）由部分政党组成的多党制；（3）绝对忠诚；（4）有代表性的政党制度；（5）克服各部门相互隔离的挑战；（6）精英传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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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对少数族群与个体权利的保护，结束一党统治。 |
有助于协调不同的利益和需求，结束单一政党的主导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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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共同体认同和公民精神，从而缓解社区紧张局势。 |
有助于弥合社会裂痕，促进国家团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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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公众获取相关地方政府的信息，参与地方事务，加大信息流动、可获取性、透明度和民选机构的反应能力。 |
通过精英合作，使所有重要阶层的政治领导人形成“大联盟”，减少政治反对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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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地方民主的稳定性，促进自由公正的选举。 |
促进社会各部分的相互否决、比例性代表性和高度自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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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基本的培训，让公民熟悉政治体系的程序和制度，扩大政治参与的机会。 |
使反对派分享权力，创造共同的、相互约束的利益。 |
（三）加尼—阿卜杜拉的叙事
2014年总统选举期间，候选人加尼围绕五个方面提出了他的施政计划：（1）稳定和安全；（2）善政和改革；（3）公正和参与；（4）外交政策；（5）经济增长和福利。对这些主题的分析表明族群—地区影响普遍存在。通过印在大型广告牌上的选举口号和分发到全国各地的小册子向特定地点的特定选民群体传达竞选信息。加尼的竞选口号包括：“社会公正和社会包容”、“任何人都不会凌驾于其他人之上”、“任何省份都不再被分为三六九等”。
加尼阵营似乎热衷于利用普什图族人。普什图族人对2001年后权力结构的变化不满，其强硬派声称，这种变化损害了普什图族人自1747年阿富汗建立以来一直保持的政治优势。2014年3月28日，在坎大哈的一次竞选中，加尼吹嘘自己在确保巴格拉姆地区监狱释放塔利班囚犯方面发挥的作用。这一说法很大胆，与他对族群派系的强烈诉求相呼应。加尼阵营在第一轮以哈扎拉人为主导的地区表现不佳，他们不得不重新调整竞选策略。在新的竞选策略中，加尼阵营明确了解决哈扎拉人特别关注的问题，如哈扎拉贾特的经济投资、公路和水坝建设以及库奇-哈扎拉土地/牧场争端等问题。此外，加尼阵营在乌兹别克-土库曼选区的表现也不如预期。据一位乌兹别克族议员称，乌兹别克-土库曼选区投票的重要性迫使加尼团队改变战略，以唤起该地区的支持。
阿卜杜拉在波恩会议上被任命为外交部长，2006年被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免职。之后，阿卜杜拉成为卡尔扎伊的绝对批评者，指责他排斥其他派别，特别是贾米亚特（塔吉克人占主导地位）及其军事派别舒拉-内扎尔（Shura-e-Nezar）。阿卜杜拉组建了国民阵线反对派并在2009年总统选举中挑战卡尔扎伊，但以30.60%的得票率屈居第二。哈扎拉族领导人穆罕默德·莫哈奇克（Mohammad Mohaqqiq）在2009年支持卡尔扎伊，后来因卡尔扎伊未能兑现竞选承诺而成为卡尔扎伊的反对者。为了证明他反对卡尔扎伊的正当性，莫哈奇克采用了基于族群身份的立场叙事，指责卡尔扎伊是亲普什图族总统。在2014年的选举中，莫哈奇克担任阿卜杜拉的第二副手，他的支持对阿卜杜拉至关重要。
阿卜杜拉团队于2014年2月2日（官方竞选活动的第一天）在喀布尔组织了一次大型集会。阿卜杜拉和他的副手表现出明显的族群—地区沮丧情绪，这主要因为他们在普什图族人占主导的地区被边缘化。他的竞选叙事包括“消除错误”、“结束社会不公”、“结束对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作战者的系统性排斥”等理念。竞选伙伴莫哈奇克补充了阿卜杜拉的叙事，其演讲更清楚地表示：“老大哥”式的控制以及对权力和国家资源单一垄断的传统将会改变。过度分配财政预算给一些普什图族人占多数的省份和剥夺其他非普什图族人占多数的省份的传统将被改变。
当加尼和阿卜杜拉之间的冲突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时，阿卜杜拉的支持者在被视为塔吉克族权力中心的赫拉特省组织了一次大型集会。在集会上，阿卜杜拉反复声明：“为了继续垄断权力，他们(普什图族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投票舞弊。但我们(非普什图族人)将打破这种权力垄断，为我们的人民带来权利。”从本质上说，候选人的竞选演讲越来越带有族群自豪感或族群沙文主义，这表明选举可能成为族群间暴力冲突和扩大地区分歧的助推器。
在美国的重压之下，加尼和阿卜杜拉短暂达成政治和解，成立了全国民主联盟（NUG）。这种“共治”方式使加尼和阿卜杜拉陷入了一个更艰难的境地，即他们必须调和分歧并履行选举承诺。然而，这种就国家权力和资源进行谈判和妥协的做法致使两个阵营之间的政治分歧进一步加深了。最终，加尼赢得了大部分普什图族人和乌兹别克族人的选票，而阿卜杜拉赢得了北部塔吉克族人的选票。在哈扎拉族人占多数的戴昆迪省（Dai Kundi）和巴米扬省（Bamyan），有权势的哈扎拉领导人莫哈奇克赢得了大多数选票（如图1所示）。将加尼2009年和2014年的选票结果进行对比，尽管不一定能直接反映出严重的族群倾向性投票，但也有力地表明了权力斗争期间的族群情绪。
图1加尼在2009年和2014年的选票
数据来源：阿富汗独立选举委员会
（四）当地媒体反应
在阿富汗选举期间，大多数当地媒体都带有强烈的“族群色彩”，被当作进一步促进族群和社会分化的工具。“军阀”和“铁腕人物”认为依靠军事夺权是行不通的，他们将借助媒体来扩大影响力并争取公众支持。在这一过程中，媒体为这些有权势和寻求更大权力的人提供了一个巩固其地位的新平台。族群和宗教领袖也利用媒体影响公众舆论，使之有利于更狭隘与更保守的议程。因此，各族群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都用自己的媒体渠道（如电视和报纸）来宣扬自己的政治议程。在社会分裂的背景下，政治稳定和媒体之间存在着很强的联系。媒体不仅可以塑造理念和巩固民主化进程，也可以为竞选双方提供一个平台来贬损对方的形象，制造信任危机和道德安全困境。
阿富汗国家民主研究所（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Afghanistan）下属的一个媒体监督机构称，与竞选派系有关的大多数媒体都采取了族群政治立场，绝大多数报道带有偏见，具有民族沙文主义的特征。美国和平研究所（USIP）评估阿富汗媒体的报告显示，媒体并没有发挥帮助阿富汗摆脱冲突、和平过渡的作用。2014年6月21日，《帕杰沃克日报》（Pajhwok Daily）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警告“在选举的激烈阶段，媒体不得违反独立和中立的新闻原则”。6月22日，独立选举委员会(IEC)对14家未遵守该原则的电视频道处以巨额罚款。
（五）应对建议
在阿富汗的复杂环境中，确保选举反映公民意愿仍然很难实现。（本文发表于2019年，彼时塔利班尚未重新掌权。——校者注）当前政治制度未能解决阿富汗旷日持久的矛盾，包括有形的（基础设施破坏、平民伤残）和无形的（国家机器低效、人民对政府不信任、社会普遍的恐惧感）影响。因此，阿富汗需要采取以培养政府能力和民族集体包容为前提的新措施，以应对社会两极分化的动态。
首先，国际干预必须要着力解决阿富汗政治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减轻对少数族裔群体的歧视和政治体系内的偏见。此外，限制选举职位将有利于阻止族群中心主义，扩大更广泛的政治参与和选举竞争。关于选举对政治稳定的影响，选举管理机构的体制效力十分重要，强大而有效的机构将阻止精英和族群派系根据自己的利益就国家权力和资源进行谈判和妥协，从而缓解社会分歧。因此，选举改革应确保选举委员会的独立性，并发展其确保可信选举的能力。
其次，目前正在进行的政治改革必须要与国家机构、私营部门、公民社会和地方媒体等建立伙伴关系，将利益攸关方纳入到国家计划，激发其主人翁意识，使其能够以更有利于本地社区的方式行事。这样做可以有效解决该国长期存在的信任缺失问题，并形成一种取代族群和地方身份的国族身份。
第三，要实现相对程度的政治稳定，必须削弱政治精英的社会权力。阿富汗应支持包容性政党和议会的发展，在鼓励各政党接触社会更广泛阶层的同时，政府和司法部等相关机构也应严格监督其活动，并在必要时对其对违规行为追责。
四、结论
2001年后阿富汗日益严重的族群分裂加剧了社会不公，破坏了政治稳定，阿富汗民众的爱国观念和国家认同受到削弱。2014年的总统选举被视为阿富汗历史性的一天，因为它完成了当选总统的首次民主权力交接。然而，加尼和阿卜杜拉之间的第一轮选举受到大规模选举舞弊的破坏，致使第二轮选举更加旷日持久、竞争激烈。在美国的斡旋下，双方达成了政治妥协并重新计票，最终宣布加尼当选为总统。本文认为，选举模式和选举结果的混乱表明阿富汗存在严重的族群分裂，并威胁到了民主化进程。为了使阿富汗过渡到一个良性的民族国家，党派政治必须被以政治妥协和民族包容为基础的政治制度所替代。
【编译者简介】
李泽亚，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本科就读于青海民族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在校期间担任校社团社长、院学生会部长、班级组织委员；曾获得国家奖学金、校级“三好学生”及“进德修业”之星荣誉称号；获得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二等奖；获得高中政治教师资格证书。硕士研究生期间获得一次二等学业奖学金，担任校研会文体部干事、院研会秘书处干事。
【校对者简介】
尉锦菠，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本科就读于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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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李泽亚
校对：尉锦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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