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地区主义：新地缘政治，旧区域秩序
（中亚地区合作系列之五）
崔嘉佳 编译
【文献来源】Annette Bohr, “Regionalism in Central Asia: New Geopolitics, Old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0, No. 3, 2004, pp. 485-502.
【作者简介】安妮特•玻尔（Annette Bohr），曾先后就职于曼彻斯特大学中东研究所、剑桥大学地理学系和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现为独立研究人员，主要研究领域有欧亚地区的能源政治、威权主义、中亚地区问题等。
【期刊简介】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是国际关系领域的一流学术期刊，也是多学科综合性学术期刊。本刊于1992年由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查塔姆学院（Chatham House）创立，力图囊括业内专家、学术新秀对重点和热点问题的最新思考。截至2017年，期刊影响因子为2.952，位居SSCI政治与国际关系类期刊影响力第8位。
Annette Bohr
International Affairs
一、研究背景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区域主义兴起，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区域组织大量增多。然而，在区域合作的背景下，中亚各国之间的冲突越来越频繁，包括贸易战、边境争端、水资源和能源治理和使用分歧。1999年和2000年，“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MU）武装分子分别入侵了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引发了中亚国家之间的一系列矛盾，严重暴露了它们无力设计出地区危机应对方案的软肋。2001年底，中亚地区从美国战略利益外围转移到中心，加深了该地区现有的断层线，进一步削弱了加强合作和泛中亚区域认同的前景。
本文认为，9·11事件以及随后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巩固了现有的中亚区域合作模式，而非形成新的地区秩序，与此同时，证实了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困扰中亚区域化进程的障碍仍旧存在。本文首先回顾了后苏联时期中亚地区主义的演变，接着评估了中亚地区利用美国军事存在实现战略利益最大化的努力，以及新地缘政治环境对中亚地区主义的影响，最后探讨了中亚地区主义的主要制约因素。
二、后苏联时期的中亚地区主义
苏联解体后，由于中亚五国地理位置相近，拥有共同的物质文化、社会结构、文化价值体系和历史记忆，并且需要找到共同治理该地区跨界自然资源的路径，人们曾期望，新独立的中亚国家能形成一个经济安全复合体。
为了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同时避免被边缘化，乌哈吉于1994年建立中亚联盟（CAU），旨在形成一个劳动力、商品和资本自由流通的“共同经济区域”（common economic area）并建立共同的信贷政策、价格、税收、海关和硬通货。1998年中亚联盟更名为中亚经济共同体（CACU），2001年再次更名为中亚合作组织(CACO)。但实际上，这并未使中亚地区发展出一个有效的结构来协调区域经济、贸易或安全政策。保护主义在中亚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占主导地位，使本已很低的地区内部贸易水平进一步下降。中亚合作组织既没有协调海关、税收或反倾销政策，也没有争端解决机制以及有效补偿模式。
正是由于中亚合作组织在促进区域合作方面作用有限，促使中亚国家领导人迅速开启了构建其他区域组织的进程，而这些区域组织大多将域外行为体纳入其中。1995年，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签署了一项关于成立独联体关税联盟的协议（CIS customs union），并于2000年更名为欧亚经济共同体（the Eurasian Economic Community，译者注：本文发表于2004年）。2001年，乌兹别克正式加入上海合作组织，恢复了与俄罗斯在安全领域的合作。除了这些区域组织以外，中亚国家为了相互制衡和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加入了大量的区域合作倡议。
三、中亚战略利益最大化
尽管俄罗斯最初希望发展美俄在中亚地区的战略合作，但自2001年以来，俄罗斯认为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军事存在侵犯了其利益，为了防止在中亚地区的安全经济联系和地缘政治影响力受到影响，俄罗斯从2002年开始着手调整中亚地区组织，以极大的热情推进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不仅加剧了美俄之间的战略竞争，也为中亚国家提供了实现战略利益最大化和建立多层次安全体系的机会。事实证明，美国将中亚地区作为反恐战争战略基地的决定，不仅提升了中亚国家的地缘政治地位，还带来了一些“意外之财”。
自2001年以来，美国在塔吉乌建立空军基地，并花费数百万美元进行现代化建设。作为俄罗斯最大的邻国和主要的贸易伙伴，哈萨克继续扩大与美国的军事技术合作。被视为是俄罗斯代理人的塔吉克也积极与美国合作，吉国境内同时存在着俄罗斯和美国的空军基地。尽管中亚五国都是美国的受援国，但乌兹别克斯坦是主要的受益者。2001年以来，美国对乌国的安全援助是其他中亚国家的两倍，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乌国与其他中亚国家军事能力的严重失衡。此外，美乌还签署了一项关于战略伙伴关系与合作的声明，根据该声明，美国将紧密关切乌兹别克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外部威胁。尽管如此，乌兹别克也在两面下注。2003年，乌兹别克同意了上合组织在该地区建立反恐机构。同年，普京总统和卡里莫夫总统签署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天然气协议，该协议规定，从2004年起，俄罗斯天然气公司(Gazprom)将购买乌兹别克斯坦几乎所有可供出口的天然气。
作者认为，美乌双边合作实际上增加了乌国与邻国的摩擦，哈吉塔为了应对乌国的军事优势及强硬战术，赞成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区域安全倡议。其结果是，中亚地区主义的中心从阿斯塔纳—塔什干轴心转向阿斯塔纳—莫斯科轴心，为在可预见的未来发展具有包容性的中亚地区主义奠定了基础。
四、中亚地区主义的制约因素
上世纪90年代，中亚地区主义的复苏给统治精英带来了两难困境：一方面需要协调政治经济体系，以防止更大程度的被边缘化；另一方面需要巩固和维持其权力基础。美国的军事存在以及美俄竞争，非但没有推动中亚形成新的地区秩序，反而加深了既有的地区格局。
（一）乌兹别克斯坦成为地区霸主
自1991年以来，乌兹别克稳步取代了俄罗斯，成为中亚的主导力量，巩固了自身地区霸主的地位。新现实主义认为区域集团的形成是对外部威胁的回应，这与中亚情况相符。哈吉塔认为乌国可能是最大的威胁，进而影响了它们处理区域化进程的方式。如果这三个国家最初在中亚联盟范围内寻求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区域和解，那么它们最终会发现仅仅包含中亚国家的组织在遏制乌兹别克或提供切实利益方面均不能成功。鉴于中亚合作组织的表现，哈吉塔认为与乌和解的其他外部选择可能更有效，因此，哈吉塔都积极参与向其提供的所有区域倡议，哈萨克斯坦甚至在此过程中也发起了一些倡议。这些区域组织都将俄罗斯纳入其中，从而提供了一种内在制衡乌兹别克斯坦的力量。
（二）国家建设
区域化进程的第二个主要制约因素是统治精英过分强调国家建设，将其作为重塑文化和政治生活的一种手段。国家建设不仅仅是为了加强主权，更重要的是使国家和民族在空间上一致。中亚国家对想象中共同体的态度以及1991年之后国家建设的性质和形式，都与支持地区合作的地缘必要性和实际考虑背道而驰。简言之，中亚各领导人致力于修订国家历史、提高民族语言和创造新的国家形象，而不是将新独立的国家重新纳入需要集中主权并且形成超国家结构的地区组织。
（三）经济局限性
正如鲍里斯·鲁默（Boris Rumer）所指出的那样，中亚国家缺乏区域统一的客观前提，因为它们既没有像欧盟那样在单一市场上拥有共同的利益，也没有像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那样拥有大量投资资源。中亚地区内部的贸易依存度相对较低，而对外贸易依存度则较高，主要出口农产品和矿产品，非正式贸易具有重要意义，市场体系存在很大扭曲。并且由于中亚五国商品出口的数量有限且存在大量重叠，中亚区域贸易扩张范围是有限的，除了某些特定的资源具有互补性以外，这些国家的经济更多的是竞争而非互补。
中亚地区落后的交通基础设施和高昂的运输成本是地区内部贸易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加剧了本已严重依赖大宗商品作为主要出口商品的局面，使该地区容易受到大宗商品价格冲击的影响。此外，中亚各国在货物和人员流动方面设置了许多人为障碍，相互矛盾的贸易政策和非关税壁垒阻碍了跨界地区私营企业集团和商人的互动，扼杀了它们对建立非正式地区主义所必需的国家间联系的潜在贡献。乌土两国的经济政策尤其不鼓励建立中小型企业，这种政策妨碍了那些与邻国建立贸易联系具有天然利益的商业阶层。
（四）国家政权类型
国内政治严重限制了地区合作。中亚的区域化是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过程，代表着一部分威权统治精英的利益，其权力依赖于对国家安全部门的控制。中亚的区域发展是由高度个人主义的政权甚至个别领导人之间相互作用决定的，而非国家或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的。因此，内部政权类型成为中亚区域合作的重要限制因素。正如这些领导人不愿接受援助国规定的经济改革政策一样，他们同样不愿参与影响国家主权以及降低其单方面行动能力的地区组织。因此，统治者一直不愿意建立具有约束力的协议机制，致使大多数协议要么在执行过程中遇到麻烦，要么遭到违反。
新功能主义认为，区域一体化在利益集团、公众舆论和精英社会化的推动下得到加强并最终实现自我维持，但没有考虑到非自由主义政权在发展中的障碍，同时，公民社会的发展反过来阻碍了“自下而上”区域化进程的形成。中亚的威权主义政权阻碍了由非政府组织、商人、移民劳工以及其他类型的独立社会和商业网络之间的互动所创造的更加多样化的区域化形式，而这种所谓的“软”地区主义依赖于独立的民间社会组织和跨国次国家网络的存在，但在中亚，尤其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这是被限制蓬勃发展的。
五、结论
自2001年底以来，中亚国家一直试图利用美俄竞争使其战略和经济利益最大化。美乌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促使中亚其他国家（土库曼斯坦除外）通过积极参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区域倡议来平衡乌兹别克斯坦，同时加强与美联系以确保乌兹别克斯坦不是美国援助的唯一受益者。这种区域动力导致中亚区域主义的中心不断向北转移，从名义上的塔什干—阿拉木图轴心转移到更稳定的阿斯塔纳—莫斯科轴心。
中亚各国具有不同战略利益和发展道路，其对安全威胁的处理持不同意见。实际上，从中亚各国之间的争端和紧张局势来看，该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阿富汗、俄罗斯或伊斯兰团体，而是来自中亚地区内部。因此，直到乌兹别克斯坦愿意参与政治经济自由化并在处理与邻国关系时放弃打压战略，否则泛中亚区域身份的发展仍将是奢望，狭义上的中亚区域化不太可能取得进展。
本文由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组织编译。所编译文章的观点不代表发布平台，请注意甄别。
编译：崔嘉佳
校对：李兴基
审校：孙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