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来源】Andrei P. Tsygankov, “The Frustrating Partnership: Honor, Status, and Emotions in Russia’s Discourses of the West,”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47, Nos.3-4, 2014, pp.345-354.
【作者简介】安德烈·茨冈科夫（Andrei Tsygankov），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政治科学系和俄罗斯下诺夫哥罗德国立大学教授，主要研究俄罗斯的外交政策。
一、研究问题
长期以来，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一直对彼此的意图感到不安。在阿富汗局势，中亚、中东、欧洲的战略稳定和人权等议题上，俄罗斯和西方国家领导人长期存在分歧，这种分歧部分是由双方在面对面交手中，对如何界定“好的”（good）和“有道德的”（virtuous）行为方式持不同信仰和情感所塑造的。更为复杂的是，俄罗斯的行为和情感变化不定，并不是像一些学者所预期的，俄罗斯的这些反应仅仅是对俄罗斯实力或国际体系变化的回应。因而，理解俄罗斯的行为以及背后的情感，依旧是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重要挑战。
本文选取了2008年3月-2012年12月俄罗斯总统对西方的演说和情感调查研究。从方法和政治上看，这一段时期是很重要的。从方法论上讲，选择它进行更深入的调查研究，有助于我们建立一个更广泛的模式，反映俄罗斯历史上的情感变化：从希望到挫折、恐惧，再到重新充满希望。从政治上讲，这段时期也很重要。尽管人们对梅德韦杰夫抱有期待，但他在总统任期内并没有为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带来稳定的情感或政治环境。正如本文所描述的，尽管人们普遍认为梅德韦杰夫比普京更亲西方、更自由，但梅德韦杰夫的言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致的情感倾向，因此需要从双方长久的历史社会模式中来理解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梅德韦杰夫是一位普京主义者（Putinist），也是一位对西方感到沮丧的批评者。他的话语和行为可以作为一个关键案例，从理论上对俄罗斯的国际话语做出强有力的解释。
二、情感变化
研究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学者经常可以从克里姆林宫对西方关系的外交辞令中观察到俄罗斯对西方关系的情感波动和激烈程度。在历史上，俄罗斯与它的西方邻居有过诸多合作,从19世纪早期亚历山大一世的神圣同盟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20世纪末叶利钦的一体化，再到21世纪初普京的反恐战争和梅德韦杰夫的现代化联盟。从情感上讲，俄罗斯参与这些合作的目的，在于希望让西方参与每一个具有共同意义的项目，并建立持久的国际和平机制。然而，希望经常变成失望，因为俄罗斯认为对方不愿作出回应，甚至质疑和害怕西方国家最终会损害俄罗斯的主权和安全。持续的恐惧和不信任有时会转化为愤怒和相应的政策，进而放弃合作倡议，采取防御性或武断的行为模式。当然，随着恐惧和不信任消退，也可能产生新的希望和新的合作倾向(这种情感循环见图1)。
作者研究俄罗斯官方对西方话语的主要依据，是每年总统向联邦委员会发表的演讲，以及就重大外交政策问题发表的公开声明。其中三个问题显得尤为明显和重要：欧洲安全、导弹防御系统，以及最近中东持续动荡的形势。公开演讲和声明有助于捕捉国家领导人的潜在情感。通过研究俄罗斯对西方话语中用来表示包容性与排斥性语言的相对显著度（relative prominence），作者确定了俄罗斯总统从恐惧（2008年3月-2009年6月）到希望（2009年9月-2010年9月），再到沮丧（2011年年初-2012年12月）情感演变的几个不同阶段。俄罗斯总统使用的历史经验、道德教训、隐喻、谓语和形容词都显示了他们的情感倾向。
三、俄罗斯情感背后的驱动因素：地位与荣誉
地位、荣誉分别对应外部承认和内部自我的价值。这两个因素都需要得到西方的认可，但方式不同。地位需要外部对俄罗斯实力的认可，而荣誉则需要俄罗斯的行为得到国内外观众的道德认可。一方面，当俄罗斯在国内外感受到荣誉时，就会表现出希望的情感。另一方面，即使外部承认了俄罗斯的地位，俄罗斯也有可能表现出沮丧、恐惧和愤怒的情感。
四、梅德韦杰夫时期俄罗斯对西方的情感：恐惧、希望和沮丧
（一）恐惧（2008年3月-2009年6月）
梅德韦杰夫于2008年11月在联邦委员会发表了他的第一次讲话，他捕捉到了外界的恐惧和内部的信心。他向俄罗斯同胞保证，全球金融危机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活水平以及政治、经济权利。演讲的外交政策部分则致力于解释俄罗斯在2008年8月与格鲁吉亚军事冲突上的立场，并指责美国没有倾听俄罗斯的安全关切。当梅德韦杰夫在2008年表示他相信对方是在“测试”俄罗斯的实力和信心时，恐惧的情感就表现出来了。如梅德韦杰夫表示：“从我们过去几年所遇到的情况来看，即全球防御的建设、俄罗斯被军事基地包围、北约不可阻挡的扩张，以及其他给俄罗斯的‘礼物’，我们可以断言，我们的实力正在经受考验。”
（二）希望（2009年9月-2010年9月）
2009年9月，梅德韦杰夫发表一篇题为《加油，俄罗斯!》的文章，对该国国内情况进行了批判性评估。这位新总统剖析了俄罗斯当前的现状——“以原材料和腐败为基础的原始经济”、“半苏维埃社会领域、脆弱的民主、不利的人口趋势和不稳定的高加索地区”，然后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俄罗斯不能摆脱这些负担，它真的能找到自己未来的路吗？”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包括经济和政治体制的现代化、技术变革以及加强司法打击腐败。
这是梅德韦杰夫在2009年11月向联邦委员会发表的第二次讲话的背景，这标志着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从恐惧转向希望。俄罗斯没有受到来自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任何批评。在北约和欧洲安全体系问题上，没有提及俄罗斯和美国之间存在的导弹防御系统问题。整个演讲的基调是希望和适应，而不是沮丧和恐惧。他还坚称，整个外交政策的有效性必须“用一个简单的标准来衡量：它是否提高了我们国家的生活水平？”类似的希望情感在20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存在，并在同年11月梅德韦杰夫向联邦委员会发表的第三次讲话中有所体现。
（三）沮丧（2011年年初-2012年12月）
自2011年以来，克里姆林宫对西方的失望变得更加明显。在梅德韦杰夫去年12月向联邦委员会发表的第四次讲话中，他对外交政策目标的描述与以往不同。尽管总统赞扬了俄罗斯与美国达成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并就建立新的欧洲安全体系进行对话，但他也指出了新的“地缘政治形势”。他在导弹防御系统上的语气显然没有以前那么乐观了。并表示“如果我们的伙伴（西方）学会倾听我们的意见，我们愿意与他们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和具体的工作”。除了欧洲安全和导弹防御系统，中东问题同样是引发俄罗斯和西方紧张和分歧的重要问题。
五、俄罗斯情感转变的原因：自卑情结还是手足之争？
虽然大国的概念是俄罗斯荣誉情结的一部分，但只有当俄罗斯和西方国家开始互不信任，并偏离合作的轨道时，它才会发挥作用。每次俄罗斯和西方国家参与共同的国际合作时，俄罗斯领导人希望西方国家能够对其向西方靠拢的努力和行为表示认可。俄罗斯的身份具有深厚的西方根源，俄罗斯政治阶层中存在的强大而充满活力的亲西方团体便是有力证明。然而，中央集权主义和民族主义团体至少在影响领导层方面与亲西方团体同样强大。在亲西方团体和独立团体之间的国内认同竞争中，国家需要一切能够得到的外部支持。为了维护统治，领导层只会支持亲西方团体和亲西方的国际议程，他们觉得西方国家有足够的支持。一旦这种支持开始减少，希望的话语将开始被沮丧、恐惧和愤怒的话语所取代。考虑到俄罗斯将西方视为其重要的另一半，恐惧的话语可能会变得特别激烈，因为它看上去完全不理性，就像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后者的潜在动机是一种背叛感，而不仅仅是自卑情结中的羞辱感。
因此，为了展示俄罗斯话语背后的荣誉期望，我们需要匹配克里姆林宫在情感和话语上的转变，以支持其在西方和国内受到的关注和愿望。
六、结论
俄罗斯的情感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与西方历史上建立的社会关系的影响，而不能简单归因为权力和威望的动态变化。俄罗斯总统在2008年-2012年间的讲话就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些关系的背后是俄罗斯的荣誉和西方国家的认同的持久因素。俄罗斯人并没有把他们的价值观体系定义为反西方的，而是希望作为一个价值共同体被纳入西方。然而，在他们的外交政策中，必须同时与西方国家和国内群众联系起来。弥合这种外部/内部分歧的难度，既解释了俄罗斯对西方情感的复杂性，也解释了这种情感的转变。
这样的解释表明，在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中，很难找到一种情感上的平衡，甚至关系的发展也会呈现出痛苦的升级趋势。从对亲属关系的心理学研究中可以看出，家庭争吵可能特别难以解决或遏制。心理学家所称的兄弟姐妹间竞争有升级为激烈而痛苦的冲突甚至是灭亲的趋势。因此，研究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学者必须考虑这种升级的可能性。俄罗斯和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对峙就是一个例子。俄罗斯官员对美国和北约的措辞暴露出他们日益加深的沮丧感和难以克制的愤怒。如果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是描述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一个有用的隐喻，那么它暗示了一种不同于自卑情结视角下的行为反应。后者坚持防御性现实主义的逻辑，认为俄罗斯应该像中国一样，在国际体系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以满足其地位要求，并说服它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而不是一个修正主义者。为了反驳这一逻辑，进攻性现实主义者辩称，俄罗斯只会把这些“让步”装进自己的口袋，结果变得比以前更加修正主义。然而，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观点表明，仅仅分享地位可能还不够，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从而将社会承认扩大到俄罗斯，并将其纳入各种经济、政治和安全项目的平等参与者之列。“家庭争吵”这个比喻暗示，俄罗斯和欧洲在文化上是相互依存的，只有学会尊重彼此的价值观，两国关系才可能取得进展。
编译：李兴基 校对：赵柳希 审核：王术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