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源 编译
文献来源：Mariya Y. Omelicheva and Lawrence Markoeitz,“Does Drug Trafficking Impact Terrorism? Afghan Opioids and Terrorist Violence in Central Asia”,Studies in Conflict and Terrorism, Vol. 42, No. 12, 2019, pp. 1021-1043.
一、研究背景与案例选择
本文研究的重点是探究阿富汗阿片类药物贸易对中亚地区恐怖主义暴力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毒品过境国而不是毒品种植国与消费国，这样选择的原因是毒品过境国流动的毒品数量相对更多，且关注毒品过境国可以避免毒品生产与消费中其他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对毒品与恐怖主义之间关系的分析更加清晰简单。具体而言，作者将关注点放在作为其他地区与阿富汗之间毒品过境区的中亚五国。选择中亚作为案例是因为，一方面，在地理上，中亚位于阿富汗和阿富汗阿片类药物在俄罗斯和欧洲的主要市场之间，近1/4到1/3的鸦片与海洛因都经此输送至北方市场，是毒品过境地区的缩影，这使其成为评估毒品贩运对恐怖主义暴力影响的一个“典型”案例。另一方面，由于中亚地区经济环境恶劣、政治腐败和社会不平等导致包括恐怖主义组织在内的诸多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到毒品走私之中，中亚国家因而受到了贩毒与恐怖主义交织的影响。同时，来自中亚各共和国的证据有助于评估对国家实施暴力的各种罪犯从毒品贸易中获益的程度。
二、研究设计
在既有研究中，学界对毒品与恐怖主义之间关系的认知尚无定论。一种观点认为毒品是恐怖主义组织募集资金的首要方式，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是政府官员掩盖自身对毒品参与的结果。事实表明，毒品贩运与恐怖主义之间的联系确实难以有效把握。如果毒品贸易和恐怖主义之间存在联系，毒品过境国应该经历更严重的恐怖主义，因为通过这些国家的非法麻醉品数量巨大。
为了检验毒品过境国毒品贸易和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这项研究使用了系统收集的阿片类药物缉获量和中亚地区恐怖主义活动，通过地理信息系统（GIS）方法将整个地区的贩毒和恐怖活动模式做了可视化分析。本研究还进行了一系列统计测验，检验了2008年至2016年阿富汗阿片类药物贸易年度水平（以鸦片和海洛因缉获量为测量指标）对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十个省份的恐怖活动的影响。本研究利用了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和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GTD)收集的毒品缉获数据，后一个数据库由马里兰大学国家恐怖主义研究和应对恐怖主义联合会(START)维护，用以评估中亚毒品贸易和恐怖主义暴力之间的关系。
毒品贸易是如何影响恐怖主义的？研究认为目前二者之间存在直接与间接影响的关系。其中，直接影响是毒品贩运在与恐怖主义组织或其成员的互动中影响恐怖主义；间接影响则是毒品贩运创造了某种社会条件从而导致了恐怖主义。
具体而言，直接影响是指恐怖主义与（毒品）犯罪集团之间直接互动，或者是恐怖分子与犯罪集团之间结成同盟。在这种互动中存在三种关系模式，第一种关系模式是一个有政治目的的恐怖主义组织有可能为了实现自己的意识形态目标而采取包括毒品贩运在内的犯罪行为。第二种模式是毒品贩运组织利用政治暴力袭击那些不与其合作的政府官员。第三种模式则是毒品贩运组织与恐怖主义组织结成战略同盟。在所有的毒品贩运对恐怖主义组织产生直接影响的情况下，通过毒品过境国进行的毒品贩运，要么通过提供低风险与高利润的非法活动来“腐蚀”恐怖主义组织，要么以毒品贩运犯罪组织的存在为前提为恐怖主义袭击的筹备与实施提供便利。
毒品贩运对恐怖主义活动模式的间接影响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影响一国的社会与经济环境；二是导致一国对毒品贩运的参与。在前一种情况下，毒品贩运导致的发展、安全与人权问题为恐怖主义的滋生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毒品贩运水平高的地区往往也是毒品消费水平高的地区，这种现实为国家的医疗保障带来沉重的负担，占用了教育与社会福利资金，造成经济下滑。后者则指吸引国家行为体参与到毒品贸易中或通过破坏国家能力来提升恐怖主义发生的可能性。国家行为体参与到毒品贸易中，为毒品贩运提供保护可能使非法募资与培训活动成为恐怖主义组织与毒品犯罪组织的核心业务。同时，国家行为体对毒品贸易的介入可能导致自身面临民众与其他被排斥的利益相关者的不满与反对，而国家过度利用暴力与掠夺性的执法机构也可能会导致其将某些人推向恐怖主义。在毒品贩运对国家能力的影响层面，毒品贩运和滥用导致安全与执法部门的负担过重，从而为其他类型的犯罪活动提供了便利，使国家在国内安全与执法层面的成本不断增加，高昂的执法成本又削弱了国家保障国内安全的能力，这无疑为恐怖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总之，毒品贩运会破坏国家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对国家与政府的运作产生不良影响。而无效的公共与安全政策以及公众的不信任，会使民众与政府渐行渐远，并更容易受到恐怖主义组织的影响。
三、研究结果
首先，众多恐怖主义袭击事件都发生在毒品被缴获或临近毒品被缴获的地方，这表明中亚地区各国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与毒品贩运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海洛因缴获量最大的地方是塔吉克斯坦的南部地区，而塔吉克斯坦正是阿富汗阿片类药物的主要过境通道。相比之下，最少量的鸦片是通过吉尔吉斯斯坦的塔拉斯州和纳伦州运输的，这两个省份都远离传统的贩毒活动中心奥什和比什凯克。总体而言，几乎每个中亚省份都有不同程度的贩毒活动，但恐怖活动集中在边境地区和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土库曼-阿富汗边境、哈萨克斯坦西部与俄罗斯接壤的省份以及其南部首都阿拉木图。
其次，在控制各种社会经济因素与地形因素的情况下，鸦片缴获量与中亚国家各省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之间呈正相关。以海洛因缴获量来衡量，海洛因贩运水平越高，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数量也就越高。与此同时，在稳健性检验中，以一省内阿片类药物总缴获量衡量的毒品贩运，似乎是恐怖主义暴力袭击事件的一个显著且正相关的预测因素。但是实际上，以毒品缴获量衡量的毒品贸易对恐怖主义的影响其实并不大，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一省的阿富汗阿片类药物缴获量每增加1公斤，与恐怖主义相关的伤亡事件发生率就增加1%。而在所有衡量毒品贸易的标准中，海洛因的缴获量似乎具有最高的实质性影响。
再次，婴儿死亡率、公民受教育程度和在国家公共、卫生与教育部门中获得就业机会等指标都与恐怖主义有相关性。其中，教育水平与恐怖主义呈现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人数较多的省份经历的恐怖主义相对较多。虽然这与作者的预期不一致，却在既有研究中得到了支持。而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婴儿死亡率以及公共、卫生与教育部门就业机会则与恐怖主义活动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此外，石油资源禀赋在某些模型中与恐怖主义活动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青年失业、被记录的犯罪情况、人口密度、男女比例、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以及与毗邻国家的边界距离也在部分模型中显示具有负相关关系。
最后，本研究利用统计测量与地理信息系统可视化分析，证明毒品贸易对恐怖主义具有促进作用，但并没有提供一个关于毒品贩运促进恐怖主义活动过程的因果陈述。在本文中，作者确定了恐怖主义与毒品贩运关系的三个模式。第一个模式是直接的联系，主要是非国家行为体的直接联系；第二种模式是国家深度参与到毒品贩运之中；第三种模式则是中亚地区的恐怖袭击事件与毒品贸易没有直接关系，这表明其与毒品贩运存在间接联系或是没有联系。该种模式下的例子可能表明，出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或经济目的而犯下的罪行以及由毒品贩运所促成的暴力，其性质与根源可能比之前的假设更为复杂。
四、总结
根据中亚地区毒品贩运与恐怖主义关系的地理信息系统可视化结果，按毒品收缴量所衡量的毒品走私与恐怖主义活动在空间与时间上是一致的。统计检验也证实了毒品贩运对中亚各国恐怖主义活动存在着影响，但这种影响程度相对较小。就毒品的具体种类而言，海洛因贩运比鸦片贩运对恐怖主义活动的频率与规模具有更明显的实质性影响。虽然毒品贩运为暴力袭击提供了便利，但恐怖主义组织并非中亚毒品贸易市场的唯一参与主体。
根据对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中记录事件的分析，中亚地区的暴力事件数量少但类型繁多，跨国圣战组织很少出于宗教与意识形态动机而实施暴力。尽管有利于恐怖主义活动的毒品过境的特征也各不相同，但在分析恐怖主义暴力频发的中亚国家各省份时，有一套较为广泛运用的范式。这些毒品过境区大多基础设施薄弱、政府执法能力不足，且面临严峻的经济挑战。加上这些地区在社会层面男性以及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占比较高，造成其在这种经济环境下无法找到高薪工作来施展自身的能力。同时，由于这些地区靠近用于运输、制造或消费非法毒品的其他地区，且油气资源与边境口岸的存在也导致当地对恐怖主义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编译者简介】
朱源，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1级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于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曾任校国旗护卫队护旗手，学生军训教官。
【校对者简介】
万雪妮，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研究生，本科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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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朱源
校对：万雪妮
审校：孙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