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睿扬 编译
【文献来源】T. M Wright, “Territorial Revision and State Repression”,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51,No.3,2014,pp.375–387.
一、研究问题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国际领土冲突是否会影响国内压制？这种影响方式由什么因素决定？通过选取1977-2001年的政治恐怖程度量表（PTS）及其研究模型，并在观察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发生的领土冲突事件后，作者得出结论：领土修正确实会加剧国家压制，但依政权类型和冲突的严重程度而定。在国家经历更致命的冲突时，“民主国家”实际上可能得到公众的支持，以加强国内对反对冲突群体的压制，从而增加公众的安全感；而“威权国家”因为依赖于特定精英阶层，随着更多的军事资源投入外部冲突，反而会保持或减少国内的压制。因此，修正主义的领土竞争，可能会对脆弱的“民主国家”产生灾难性的国内影响。
二、研究思路
（一）提出问题
文章在开篇就抛出了问题：“领土冲突会影响国内压制吗？”接着从文献回顾和历史梳理两个层面进一步展开论述。首先，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领土争端的国内政治影响上，包括加剧国家集权、降低政治容忍度、提高国家与民族关系的政治认同等，而作者则关注领土修正与国内人权侵害之间的联系。在历史事件中，在苏联解体的背景下，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纳卡地区卷入了一场冲突，阿塞拜疆内部的少数族群遭到了种族清洗。在这次事件中作者观察到不同政权类型的国家在领土冲突时的不同表现。
（二）细化思考
在通过对以往文献的回顾、梳理中，作者进一步细化问题的思考：
1.以往围绕“冲突—压制”二者关系的研究较多集中在国内冲突，很少提及国家间冲突。在定量研究中，学界通常会将涉及国家间战争的变量归入控制变量，而没有详细研究。对此，作者在这篇文章中进行了改进和补充。
2.以往战争爆发和国家构建理论的研究强调了外部威胁对国家集权和发展的作用。作者吸取了季凯琳（Gibler）的观点，即以“军事能力”作为“媒介”研究国际冲突与国内压制的关系；并吸取了勒博维克（Lebovic）研究阿以冲突单一地区的经验，进行了跨时间、跨地区的定量研究，认为理解国际冲突与人权侵害之间最好的途径是国内政治。
3.以往关于压制政策的动态理论都在强调连续性，关注国内的制度安排对压制的作用。作者基于领土冲突期间政策连续性是否会转变国内压制取决于冲突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国内政治现状。因此，作者又将冲突的显著性和严重程度纳入变量。
4.在考虑所有因素后，基于亨泽尔（Hensel）和米切尔（Mitchell）提到领土本身的特殊属性，作者将国家间冲突最显著、导致压制动态最明显的“领土冲突”作为研究的突破口，确定研究“领土修正”问题，并将二者结合提出预测：领土修正主义通常与国内压制的加剧有关。
（三）提出假设
综上，作者在集各家理论所长的基础上，细化问题研究为“领土冲突是否会影响国内压制”，并将研究对象划分为“民主国家”和“威权国家”两个分类，提出了自己的假设。
假设1：当“民主国家”在国际冲突中寻求领土修正时，会增加国内压制。
论证：因为“民主国家”重视领土的历史纽带、象征价值等公共利益层面上的意义，容易团结民众；与此同时，公众压力和支持也驱动着国内的政治生活。所以，当一个“民主国家”卷入领土冲突时，国内民众就会将冲突视为一种高度威胁，即不仅是土地，还包括国家身份。而领土问题受到其他国家的威胁时，人们对国内少数群体的容忍度会降低，内部凝聚力会增强，以此对抗那些被视为潜在威胁的团体，从而增强国内的政治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当公众被动员起来支持冲突时，政府可以通过使用压制手段作为冲突中争夺领土的一部分，来提高国民的安全感，获得国内政治利益。并且随着各国经历更多致命的冲突，这种机制可能会变得更强大。
假设2：当“威权国家”在国际冲突中寻求修正领土时，国内压制将保持在和平时期的水平或者减少。
论证：相比于“民主国家”，“威权国家”更关注领土的资源财富等现实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压制是一种常常被用来保护精英阶层不受外界影响的工具。但有限的军事资源使得他们在国内压制、国外冲突中难以两全。国际冲突对资源的限制给威权国家带来了类似经济制裁的外生性困境，极大地影响了国内的政治权衡。所以，如果一场领土冲突足够严峻，即将资源投入到这场冲突中足够有利，“威权国家”即使以维持国内压制为代价也会选择投入。反之，非致命的冲突时期，当需要消耗的军事资源很少时，国内压制可能会增加。总之，当冲突时期变得更加致命时，“威权国家”实际上可能不得不减少国内压制，以充分追求海外胜利。
三、假设检验
（一）变量的选择
作者根据已有研究，赞同前人国内压制程度与领土冲突存在关联，且不同类型的国家在压制上有所区别的观点。作者将国家在领土冲突中是否是修正主义者、冲突的激烈程度设为自变量，其中国家类型为控制变量，将国内压制程度设定为因变量。其关系如下图可见：
（二）数据选择和赋值标准
压制程度变化——自制政治恐怖量表——数据来源于“大赦国际”或美国国务院的年度人权报告进行编码，衡量压制的范围：1代表压制程度最低的国家，5对应于压制程度最高的国家，2代表国家仍然在进行压制，但程度有限。这是一个衡量压制程度和范围的标准，它不仅关注具体的行为（酷刑与监禁），而且还关注压制是否广泛存在于社会中。例如，一个被赋值为2的国家，其压制范围只限于某些群体，而3或4则意味着社会中存在着更广泛的压制。
是否是修正主义者——战争关系项目中的 MID3.10B（参与者）数据——数据库对主要的修正类型进行分类，这些类型被归类为领土、制度、政策或 “其他”。这里的修正主义国家是那些领土在冲突中明显受到威胁的国家。修正主义国家也不意味着“A 面”（发起者）冲突。 帕尔马（Palmer）指出，在1816—1992年间，只有 61% 修正主义者在MID中属于A方，而从1993-2001年间，则只有49% 。
冲突的严重程度——某个国家在给定年份所涉及的MID（领土、修正主义或非领土）的最高死亡率。——按冲突严重程度从1排到6 ，1代表25人或更少，6代表至少1000人死亡。
国家类型——政体（Polity）量表——得分不低于6分则记1分，代表民主政权。低于6分则记为专制政权。
（二）统计数据检验
表一说明了不同变量在领土冲突中是如何影响国内压制的。作者使用了6个不同的数学模型，将数据代入进行计算，得出各变量与压制之间的关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领土修正和领土修正中最大死亡人数和压制的关系。根据数据显示，总体上领土修正和压制成正相关，但在“民主国家”并不如在“威权国家”那样明显。而压制在领土冲突中总体上与最大死亡人数成负相关，但在民主与威权国家之间有所不同，在前者有所增加，而在后者有所减少。
图一则将表一中模型4和模型6的数据提取出来，突出了在领土修正中“民主国家”和“威权国家”内的压制情况的不同变化。“民主国家”随着冲突烈度的提升会其压制程度呈现先减后增趋势，而威权国家则呈现先增后减趋势。接着作者选择了1992-1995年发生的纳卡冲突进行检验。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此次领土冲突恰好发生在“民主国家”亚美尼亚和“威权国家”阿塞拜疆之间，且两国都有着领土修正的意愿。根据“大赦国际”PTS的编码，“民主国家”亚美尼在1994年加强了压制，而“威权国家”阿塞拜疆在1995年减少了压制。美国国务院的PTS评分显示，阿塞拜疆在1994年减少了压制，亚美尼亚在1993年增加了压制。
四、研究结论
尽管作者未给出具体的算法模型，但根据其所列数据基本印证了前人的观点和作者的猜想：首先，领土修正的确导致了国内压制的增加；其次，领土修正对“民主国家”和“威权国家”有着不同的影响，特别是在国家间冲突烈度不断提高之后。“民主国家”在寻求修改领土时，更有可能增加压制。相反，如果“威权国家”在没有死亡人数的领土冲突中扮演了修正者的角色，那么他们更有可能加强压制。然而，随着领土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他们这样做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反而越来越倾向于减轻压制。
【编译者简介】
刘睿扬，兰州大学2021级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学生，本科就读于兰州大学萃英学院。
董一兵，山西临汾人，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大外交智库研究员。本科就读于长治学院思想政治教学研究部，专业是思想政治教育，期间获得一次三等学业奖学金。硕士就读于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所学专业为国际政治，在读期间连续三年获得学业奖学金。硕士研究生期间发表学术文章一篇。邮箱：dongyb20@lz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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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刘睿杨
校对：董一兵
审校：李益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