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评书系列之九十九】《后共产主义空间的政治抗议与政权反击》

【有恒·第九十九译】后共产主义空间的政治抗议与政权反击

连小倩 编译

【文献来源】Polese Abel and Beacháin Donnacha Ó, “The Color Revolution Virus and Authoritarian Antidotes: Political Protest and Regime Counterattacks in Post-Communist Spaces,” Demokratizatsiya, Vol.19, No.2, 2011, pp.111-132.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自从16世纪艾蒂安·德·拉·波埃西（Étienne de La Boétie）将“非暴力反抗”（civil disobedience）的理念概念化以来，街头抗议的发展越来越深入政治领域，且对国家政权的威胁越来越大。在过去的50年里，世界各地出现了各种形式的非暴力抗议活动，尤其自1995、1996年以来，这类抗议活动频繁发生且越发具有规律性，以至于许多学者和分析家们将其视为相互关联、相互影响而非孤立和随机的行动。最初，很少有人重视1998年斯洛伐克发生的诸多事件的地区影响，更没有什么人关注同一时期发生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克罗地亚的公民运动。然而，直到2000年塞尔维亚的“推土机革命”成功逆转了该国作弊选举的结果时，世界对于发生在东欧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开始有了新的兴趣和好奇心。苏联空间被认为是政治抗议的沃土：在五年时间里，由有争议的选举结果所引发的街头抗议促使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下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摩尔多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政权也面临重大威胁，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等国也逐渐对基层运动的存在感到不安。这一情况导致的直接结果是，这些国家的公民社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被驱逐，BBC等国际组织也越来越受到怀疑。

对于上述一系列发生在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推土机革命”、“玫瑰革命”、“橙色革命”和“郁金香革命”，以及其他后苏联空间的未遂示威活动，学界将其定义为“颜色革命”——各个事件接连发生，且基本都发生在全国大选的框架内（乌兹别克斯坦除外），基本都受到一些共同因素的驱动，如境外民主促进战略的支持，及非暴力反抗技术的启发。颜色有其特定的象征意义，在许多情况下，颜色是一种不用说话就能表达异议的方式，可以产生巨大的视觉影响，并在情感和政治上成为团结抗议者的象征。因此，如果一国政府无法控制一种颜色的蔓延，就可被视为政府管控公民的能力是有限的。

然而，是否后苏联空间的每一次选举都会预示着一种颜色和一场革命呢？换言之，用“颜色革命”或者“革命”来界定后苏联空间的上述事件是否恰当、准确？这场学术争论的核心依据是“革命”的定义，因为革命的定义通常与变革性的改变和暴力手段的运用有关。对此，作者的观点是，“颜色革命”一词并不具有欺骗性或缺乏描述价值，因为作者试图关注这些抗议的实质而非形式。作者认为，“颜色革命”一词很好地抓住了后苏联国家不同抗议事件之间的联系和共同特征，因此，那些失败的、未遂的抗议与那些成功的抗议（改变选举结果或推翻现任统治）是同等重要的。因为比较抗议遇到了什么问题和抗议取得了什么成就，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导致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动力和条件，以及如何强化或征服它们。

因此，本文的研究重点是探究一些“颜色革命”取得胜利而其他类似尝试遭受挫败的原因，即是什么样的条件促使“颜色革命”在一些国家成功了，而在另一些国家却失败了？对于这一问题，可能的回答有：政府对于抗议的应对准备和应对能力存在差异、反对派或公民社会利用政治机会的能力存在差异、普通民众对反政府刺激的反应方式存在差异。很显然，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复杂的。基于此，作者主要提炼出了五个变量：政治精英的态度、反对派的团结和能力、外部力量的作用、非国家行为体参与政治斗争的能力、以及民众的态度。对于这五个变量，作者指出：其一，政治精英的态度和学习如何应对“颜色革命”的能力尤为重要；其二，这五个变量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其三，考虑到反对派力量的学习能力（即学习如何动员群众、利用国际支持、找到共同目标并保持团结），国家政权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精英吸取如何压制或平衡反对派运动战略教训的能力。

二、研究框架

在这一部分，作者通过对多个成功的和失败的“颜色革命”的具体案例来分析反对派与执政者之间的策略竞争。成功的“颜色革命”不仅为受挫的反对派运动提供了经验，也为他们试图推翻的执政当局提供了教训。随着每一次“颜色革命”的尝试，反对派力量可以通过周边国家发生的“革命”来学习如何动员群众、如何获得国际支持以及如何找到共同目标来团结政治和社会力量，政治精英们也可不断完善对压制“颜色革命”能力的学习。因此，作者首先通过具体分析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四个发生“颜色革命”国家的案例，总结出了反对派对“颜色革命”策略的学习过程（见表1）。

表1. 反对派的学习过程

	政府的主要“过错”	反对派的成就	公民社会的成就	适用的经验教训
斯洛伐克	给予非政府行为体太多的行动自由，并允许公平选举	实现前所未有的高达84%的投票率	利用年轻人和“酷”工具（“cool” tools）让人们参与政治	采用正面（争取选票）和负面（诋毁政府）运动
塞尔维亚	低估了基层运动的作用	商定单一候选人	广泛使用幽默来化解潜在冲突	街头抗议
格鲁吉亚	建立了一个软弱的强制机制	找到一个有魅力的领袖，动员选民	从塞尔维亚学习适用于格鲁吉亚社会环境的能力	与安全部队协调以避免镇压
乌克兰	给予非政府行为体太多的行动自由，过于依赖西方对选举结果的善意	单一候选人背后的联合一致，吸引外部支持	学习动员群众，营造狂欢氛围，使抗议者在平均气温零下20℃的环境下仍乐于露宿街头	广泛使用公民反抗技巧
吉尔吉斯斯坦	建立了一个软弱的强制机构	和平动员	和平动员	从格鲁吉亚习得，冲击政府权力中心是反对派命运的关键转折点

 

在反对派力量进行学习的同时，执政当局的政治精英也在学习如何限制“颜色革命”的发展（见表2）。根据政府限制反对派行动的能力，可以将抗议运动进一步分为三类：先发制人的中立运动（即几乎没有街头抗议）；被镇压了的运动（街头抗议发生了，但最终被平息了）和成功实现政权更迭的运动（吉尔吉斯斯坦2010年和北非最近的案例，尽管由于缺乏研究，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之间有联系）。各国政府主要可以从五个方面来压制“颜色革命”，一是保持统治精英的团结；二是压制和分裂反对派力量；三是限制外部力量的影响；四是驯化公民社会；五是提高普通民众参与街头抗议的成本（见表3）。正是因为各国政府采取了一定措施加强了对“颜色革命”的预防，2005年以后在后共产主义空间的“颜色革命”没有再获得成功。

表2. 执政当局的学习过程

	执政者吸取的教训	反对派的主要“错误”	国际背景
白俄罗斯	限制反对派动员及其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外国政府合作的能力	缺乏团结	经济相对孤立但能自给自足，除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外基本与俄罗斯保持良好关系；西方对其实行孤立，对卢卡申科及其亲密盟友实施禁运
亚美尼亚	限制反对派的动员能力	缺乏团结，未能获得国际支持	受到俄罗斯及西方侨民的大力支持
阿塞拜疆	限制反对派的动员能力，激励青年精英支持政府	缺乏团结，未能获得国际支持	由于丰富的油气资源及在“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输油管线中的关键作用，政府的过度独裁行为受到了默许
乌兹别克斯坦	关闭国际非政府组织，使用最大的武力镇压任何反对迹象	未能获得国际支持	经济相对孤立但能自给自足，该国对于阿富汗战争的执行者（美国）具有战略重要性
哈萨克斯坦	限制反对派动员和接受外部援助的能力	缺乏团结，未能获得外部支持	能源丰富，是主要的油气出口国，多元外交及对少数民族的温和政策使该政府与西方大国之间关系良好

 

表3. 不同性质的政权对“颜色革命”威胁的应对

	自由宽容政权（什么是被允许的）	专制主义政权的反诘（一旦政府学会如何应对“颜色革命”将出现什么变化？）
精英	一般来说，大多数人并不完全团结，这导致一些人投靠反对派	团结一致（既作为应对共同敌人即西方/民主促进的结果），也是一种政治达尔文主义选择过程的结果（只有最强硬的政权才能生存）
反对派	精英允许反对派的发展，只要其不公开反抗政府（但当公开反抗发生时，已无法阻止）	精英将反对派定为非法，明确表示国际社会对反对派的援助被视为宣战；诋毁或监禁反对派成员（明确表示，如果他们挑战政权，即使是议会豁免权也救不了他们）；提高公开挑战政权的成本以破坏反对派的团结
外部行为体	允许国际行为体发挥主要作用，以换取政治支持/经济或技术援助	拒绝外部行为体的财政或技术援助；拒绝接待国际选举观察员或用竞争对手的观察员挑战他们；提高外部行为体的干预成本（如能源供应/价格、其他领域的合作）
公民社会	容忍公民社会行为体的存在（只要不公开挑战政权）；允许其开展地方性活动或在非公开政治基础上的全国性活动	严格控制公民社会及其资金；降低公民社会的国际化（在其他非政府组织领导人试图入境时实施逮捕，在国内领导人试图出国培训时进行阻止）；提高挑战政权的成本（严惩“不同政见者”）；建立替代性公民社会运动，不容忍替代性计票
民众	舆论只受到部分控制；非国家控制的媒体易于接触；对抗议者的镇压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多	提高行动成本（逮捕、殴打或杀害抗议者）；呼吁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国家“独特的”民主道路，反对国际援助）；为服从/默从提供经济诱惑；操纵媒体

 

三、研究结论

起初，“颜色革命”只是零星出现，但随即迅速发展成为后共产主义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颜色革命”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机制。反对派依靠外部支持，发展出由非政府组织和政治活动家组成的组织网络，并引入先进的行动理论，借助国内和国际渠道挑战执政当局。执政当局在应对“颜色革命”的过程中亦吸取了应对“颜色革命”的教训——如果政府在保持统治精英的团结、压制和分裂反对派力量、限制外部力量的影响、驯化公民社会和提高普通民众参与街头抗议的成本这五个方面都实施了积极的措施，那么“颜色革命”将很难再获得成功。

 

编译者简介

 

连小倩，中共党员，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研究生。本科就读于兰州大学国际政治专业，担任过班级生活委员，院学生会市场部干事，社团联合会人力资源部干事，本科期间连续三年获得学校三等学业奖学金，获得“优秀毕业生”、“优秀共青团员”等称号，2020年发表学术论文一篇。研究生期间获得一次一等学业奖学金，担任院级学生会宣传部干事。

校对者简介

 

陈明霞，中共党员，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本科和硕士分别就读于兰州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专业。硕士期间发表学术论文三篇，主持校级科研项目一项。

 

有恒·欧亚学术编译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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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组织编译。所编译文章仅供专业学习之用，相关观点不代表发布平台，请注意甄别。本期编译得到北京海纳丝路信息科技研究院的赞助，谨致谢忱。

 

编译：连小倩

校对：陈明霞

审校：王术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