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反击:格鲁吉亚外交政策中的权力、观念和意识形态（1992-2014）
李嘉伟 编译
【文献来源】 Kevork Oskanian，“The Balance Strikes Back: Power, Perceptions, and Ideology in Georgian Foreign Policy, 1992–2014,”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12, No.4, 2016, pp.628-652.
一、研究问题
针对第比利斯最近的外交政策，那些从权力制衡角度分析格鲁吉亚的分析家们发现了一个困惑：与结构性系统理论的预测相反，在俄罗斯在该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的背景下，小国格鲁吉亚最终选择了制衡（Balancing against）而非追随（Bandwagoning with）俄罗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那种忽视或最小化国家间权力考虑的国内意识形态解释在针对第比利斯外交政策的分析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鉴于此，本文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视角、体系与单元的结合、权力平衡与国内意识形态因素等方面考察了格鲁吉亚在独立后的对外政策。本文不支持单纯粹基于意识形态的解释。在作者看来，第比利斯的政策是基于意识形态上对邻国正在发生变化的权力——政治现实的看法。通过这种力量和意识形态的结合，新古典现实主义最终提供了一个更全面和持续的叙述。格鲁吉亚和其他新独立国家继续保持亲西方倾向，不仅取决于国内意识形态偏好，也取决于他们对西方继续致力于地区力量投射的认识。
二、主要观点与分析框架：新古典现实主义
格鲁吉亚的亲西方倾向表现出了明显的连续性：即使该国在2008年8月的战争中战败以及曾经的“同路人”乌克兰陷入冲突之后，这种倾向仍在持续。后萨卡什维利（Post-Saakashvili）时代的格鲁吉亚政府尽管反对其国内政策，但仍承诺继续推进格鲁吉亚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盟的道路，同时也将改善与莫斯科的关系作为优先事项。因此，格鲁吉亚的亲西方立场通常被包括意识形态和身份在内的国内因素所解释。一项早期的研究从格鲁吉亚人的宗教、欧洲与泛高加索人的自我认同的角度来审视第比利斯的政策。有学者从“荣誉”和“威望”的象征意义角度分析了陷入困境的格俄关系。虽然格鲁吉亚的行为或许与许多有关均势的理论相矛盾，但无视外部现实的反应似乎是对第比利斯动机的一种片面和难以置信的看法。毫无疑问，格鲁吉亚领导人的思想倾向对该国的外交政策存在影响，但这些具体的国内意识形态因素只能说明部分情况。尽管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和萨卡什维利（Mikhail Saakashvili）的世界观截然不同，但转向西方发生在谢瓦尔德纳泽而不是在萨卡什维利任期内的事实，说明单纯的意识形态偏好不是唯一的解释因素。本文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观点出发，分析格鲁吉亚与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互动。
新古典现实主义并没有将自己限制在国际层面的权力—政治互动中，只基于特定的权力分配（例如预测小国面对主导国家将采取追随策略）来解释系统性的结果。相反，它认为国家行为是无政府国际环境的结果，这种环境下的相对权力分配是通过国内条件这一中介而发挥作用。因此，它将超越沃尔兹及其直接继承者们简约而僵化的结构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没有假定各单位的“功能同质性”，而是区分了一系列国家内部产生的动因和可能影响其外交政策的限制因素。在新古典现实主义那里，国家仍然受到无政府状态结构的约束，但具体的政策结果取决于那些由国家内部决定的不同优先事项。用罗斯（Gideon Rose）的话来说，不存在“将物质能力与外交政策行为联结起来的完美传输带”。
如上所述，许多研究之所以普遍倾向于国内因素解释，部分原因是大多数系统的、均势的方法显然无法为第比利斯的亲西方外交政策提供连贯的解释。除了未能解释谢瓦尔德纳泽时代（政权更迭之前）出现的亲西方政策之外，这些强调国内因素的解释显然低估了权力因素在制定政策方面的作用。最具意识形态倾向的国家也不能无视修昔底德的格言：“强者为所欲为，弱者逆来顺受”。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要么通过社会化来接受这一首要事实，要么付出沉重代价。对于新古典现实主义者来说，国内条件本身并不是独立的变量（例如，外交政策并不是仅仅根据内部精英的偏好来解释的）。相反，体系因素被整合到解释中。此外，虽然国际体系在长期内确实倾向于理性的结果，但对于具体的情况则需要理解可能在短期内产生“异常”行为的国家内部过程。比如，一个小国与具备压倒性优势的相邻大国之间的意外制衡行为。
沃尔福斯（William Wohlforth）将现实主义对均势的关注与意识形态塑造认知相结合，在两种范式之间提供了一个有用的交汇点。他的观点与下面的观点在概念上的主要区别在于，格鲁吉亚作为小国而不是大国的地位，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无力积极塑造全球均势的认识。毕竟，正如沃尔特（Stephen Walt）表示，对于一个小国，重要的不是全球均势，而是平衡其周边相关的盟友来对抗威胁。在一个利益分配不均、权力是有限资源的世界里，潜在盟友的原始能力变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特定地区的利益以及随后将这种权力实际投射到该地区的意愿。从格鲁吉亚的角度来看，或更普遍地说，从一个小国的角度来看，权力的平衡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地区的平衡。而这不仅取决于潜在盟友的综合实力，还取决于盟友在该地区投射力量的意图和承诺。因此，将新古典现实主义应用于格鲁吉亚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分析，将需要评估国家运作所依据的结构性限制，同时研究影响对这些结构性限制的看法的内部进程和意识形态偏好。
三、对于格鲁吉亚外交政策的回顾与解释
1.崩溃、迷失方向与重新定位（1992-1996）
谢瓦尔德纳泽当时清楚地看到，在俄罗斯的“托管”（Tutelage）下，任何关于阿布哈兹或南奥塞梯的解决方案都是行不通的。莫斯科已经下定决心，要维持其在前苏联地区的势力范围。更重要的是，格鲁吉亚领导人不能指望西方在可能的平衡努力中提供任何直接帮助。谢瓦尔德纳泽只能依赖与莫斯科的和解，他在1994-1995年在有限的范围内实现了与俄罗斯的短期和解。格鲁吉亚的外交政策行为完全符合新现实主义分析所预期：小国格鲁吉亚与周边最重要的力量“合流”，国内意识形态偏好在其对俄政策中扮演了次要角色，而对俄政策主要是实用主义的。
小布什上台后，尤其是9•11袭击后的时间里，美国新一届政府对能源、恐怖主义和伊朗等问题更加敏感，明确将中亚和里海盆地纳入其国家安全战略。与此同时，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明显减弱。9•11事件发生后不久，莫斯科一反常态地适应了对美国介入其“周边”事务，这表现出一种华盛顿与克里姆林宫关系解冻的印象。相比克林顿时期，美国新政府更愿意直接介入欧亚地区。格鲁吉亚作为里海油气运输走廊的地位使其重要性增加，而俄罗斯显然在权力和决心上都受到削弱。正是力量平衡的变化，及其对格鲁吉亚的结构性影响这一周边环境的变化，而不在于某种意识形态的转变，使得谢瓦尔德纳泽谨慎走向西方。因此，意识形态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次要的角色。格鲁吉亚第二任总统谢瓦尔德纳泽的受教育经历和职业背景（他是格鲁吉亚共产党的前总书记和苏联的最后一任外交部长），促使他转向依赖精英之间的谈判，并关注高层政治的进程，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紧急情况或关于格鲁吉亚身份认同的假设（除了格鲁吉亚统一这一不可避免的首要任务）。同样，亲西方国家联盟的出现也不是基于意识形态，而是基于俄罗斯周边国家权力政治的实用主义考虑。但是，格鲁吉亚的方向问题将被灌输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成分，这伴随着对格鲁吉亚第二任总统权力的挑战和最终的垮台。
2.民主与统一之梦（2003-2008）
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是后苏联空间历史上一个具有开创性的时刻。这是后苏联空间所遭受的几次“颜色革命”中的第一次。由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Mikheil Saakashvili）、妮诺•布里贾纳泽（Nino Burzhanadze）和祖拉布•日瓦尼亚（Zurab zhvania）组成的年轻改革派上台，他们奉行激进的亲西方自由主义政策。他们指责谢瓦尔德纳泽的腐败、独裁主义以及他未能实现国家统一。改革者的叙述暗示了格鲁吉亚从一个虚弱、分裂、半威权的后苏联共和国彻底转变为一个强大、团结、多元文化、自由民主、自由市场的国家。在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他们通过确认和强化格鲁吉亚向北约和欧盟成员国迈进的大西洋主义努力，加剧了格鲁吉亚向西倾斜的进程。不过其实在谢瓦尔德纳泽的领导下，这一进程已经以一种更为谨慎的方式开始了。
如上文所述，这种亲西方的倾向并不是新的，而是谢瓦尔德纳泽晚期和萨卡什维利早期之间的连续性因素。这种连续性肯定了俄罗斯与西方力量平衡的看法，而不是意识形态本身，这是第比利斯欧洲—大西洋战略背后的解释因素。在“玫瑰革命”之前的一段时期，西方被认为正在崛起，而俄罗斯要么在衰落。正是谢瓦尔德纳泽和萨卡什维利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观点，奠定了格鲁吉亚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持续不断的大西洋主义路线。在后“革命”时期，格鲁吉亚的欧洲—大西洋取向被写入其安全概念，并由一种对“西方”民主化价值观的意识形态支持所担保。通过这种意识形态，新政权开始定义其真正的目的，从而与谢瓦尔德纳泽更为低调、意识形态较少的话语形成鲜明对比。
美国扩大了与第比利斯的军事合作，增加了直接军事援助并积极推动格鲁吉亚加入北约。意识形态最多扮演了一个中介变量的角色，解释了格鲁吉亚亲西方战略的强度和明确性的增加，而不是战略本身。它还强化了对西方崛起和俄罗斯衰落的看法，即使是在面对不断变化的结构现实的情况下，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均势远没有叶利钦时代晚期和普京时代早期那么简单。毕竟，在2003年到2008年这段时间里，莫斯科在经济和政治上恢复了很大程度上的平静，在这段时间里——尤其是在“颜色革命”之后——任何关于俄罗斯“接受”西方介入后苏联空间的说法都停止了。相反，普京政权对北约明显失去对其所谓的“特殊利益领域”的控制表示强烈不安，并强烈反对前苏联国家加入北约。
这里存在两个假设：一是“民主”在前苏联的蔓延是不可避免的，二是其他“民主”国家成为对抗威权国家特别可靠的盟友。这些大前提对第比利斯的世界观造成不可避免的影响，也影响其评价它自己和西方的能力和承诺。第一个假设暗示历史上专制俄国的影响力在近邻退却，而第二个假设则使得第比利斯夸大美国与西方对其安全的承诺。这些假设对第比利斯权力认知的扭曲作用，最终将导致2008年8月的灾难性误判。
萨卡什维利这位作风张扬的总统开始认为，“玫瑰革命”只是新一波“民主化浪潮”中最早的“革命”，这波“民主化浪潮”现将席卷前苏联，甚至能够诱使本国分裂省份回归。其结果要么是俄罗斯的民主化，要么是建立一个由西方“民主”国家适当支持的“民主国家”圈。这种确定性信念塑造了对未来事件及其对权力平衡关系的影响的误解，也助长了对俄罗斯软弱和西方崛起的扭曲看法。它实际上高估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经常强有力地声明对格鲁吉亚安全的承诺。
3.萨卡什维利晚期：战争与解体
截止2007年，格鲁吉亚的“民主化”实验也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尽管推行了一系列改革，萨卡什维利政府却受到越来越多的反对声音的指责，他们被指使用独裁手段和高层腐败。2007年11月发生在第比利斯中部的骚乱表明，通往成功“民主化”的道路终究不会如此平坦。这大大削弱了萨卡什维利战略的逻辑：至少在后苏联空间的具体历史和区域范围内，“民主”的扩散远远不是历史预先决定的，而是可以逆转的，“民主国家之环”（Ring of Democratic States）并没有实现。此外，“民主”的吸引力并没有使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脱离俄罗斯的轨道。到2008年初，“民主”将不可避免地在前苏联蔓延的假设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在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颜色革命”之后，“民主”不仅没有蔓延开来，还出现了“民主”实验的失败。
北约拒绝格鲁吉亚列入成员国行动计划，尽管频繁进行游说，但萨卡什维利被告知领土尚未统一是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障碍。首先，北约成员国身份是格鲁吉亚国家安全的最终保障，因此也是采取行动的主要动机，但由于几个欧洲国家继续坚持解决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冲突的方案而受阻。强硬的俄罗斯不断施加压力，第比利斯没有任何和平或及时解决这些问题的合理前景。第二，美国的支持长期内更加不可靠，科索沃从塞尔维亚分离出去，这对第比利斯来说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先例，这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压力。随着压力的加大和时间的流逝，萨卡什维利选择在8月进行“致命的赌博”。考虑到俄罗斯和格鲁吉亚之间的巨大实力差距，如果没有上述关于均势和标志着其环境的结构限制日益缩小的误解，第比利斯不可能采取这种高风险的战略来回应俄罗斯的挑衅。但最终，在紧要关头，美国（和欧洲）将自己限制在象征性姿态、外交干预和长期援助上。与萨卡什维利的想法相反，更高层次的利益战胜了先前在战争期间和之后大声宣称的——格鲁吉亚—西方互动中的“民主团结”，这使得西方的反应是软弱无力的。最终，欧盟的角色仍然局限于成为调解人。美国的决策者除了象征性地批评俄罗斯，很少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给格鲁吉亚。萨卡什维利的最后假设——基于美国以及更广泛的西方国家对备受赞誉的“民主同胞”格鲁吉亚的承诺——现在也已支离破碎。2008年8月的战争废除许多意识形态假设和证明。
无论是在国际层面还是在国内层面，政策都陷入了僵局：它对权力均衡的假设——尤其是西方盟友的承诺水平——已经自相矛盾，而国内意识形态的迫切需求使其无法采取任何纠正行动。直到2012年的选举，这个国家才稍稍走出这一僵局。
4.平衡反击
那些只热衷于国内解释的人对基于权力的解释的先天排斥是不成熟的。意识形态无疑发挥了作用，但格鲁吉亚精英不仅关心他们的意识形态目标，他们还必须在一个国际环境中实现这些目标，在这种环境中，不断变化的权力—政治关系打开了某些可能性，并消除了其他可能性。意识形态和权力的结合也被证明优于结构理性主义路径，因为它们也只能解释格鲁吉亚外交政策的不同时期，在此之外，他们将不得不把第比利斯的行为视为“非理性的”。以沃尔兹新现实主义的两个衍生理论为例，这两个衍生理论可以被视为与格鲁吉亚的案例相关：沃尔特的威胁平衡理论（Balance-of-threat Theory）和戴维（Steven David）的全面平衡框架（Omnibalancing Framework）。前者实际上将国家跟风视为例外而非惯例，尤其是在存在明显威胁的情况下。第二种观点认为，像格鲁吉亚这样脆弱国家的精英们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上参与了一场力量平衡的游戏，国内对他们继续掌权的威胁决定了他们的国际行为。在这种观点下，谢瓦尔德纳泽和萨卡什维利的战略结盟将基于他们的首要任务——避免国内威胁。
然而，仔细研究一下，这两种理论都没有提供一种像它们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对手那样全面和连贯的解释。这恰恰是因为，后者有能力解释在这两种选择下可能被视为初步“非理性”行为的现象。沃尔特的理性主义框架成功地解释了谢瓦尔德纳泽最初的跟风，及随后对俄罗斯的平衡行为。然而，萨卡什维利的行为将被认为是一个重大的误判，而这种误判更符合新古典现实主义。对大卫来说，脆弱国家的领导人——正如20世纪90年代的格鲁吉亚——必须在国内和系统两个层面上建立权力平衡。当政府利用联盟来对抗政权稳定的威胁时，系统层面的行为往往依赖于国内层面的计算，1992年以来第比利斯行为的其他方面却并不容易符合这一框架。
尽管国内的解释完全忽略了对权力的考虑，但威胁平衡理论和全能平衡理论至少都承认，全权力在小国精英们的考虑中至关重要。在沃尔特看来，对敌对联盟之间相对实力的评估，决定了小国是随大流还是平衡外部威胁的选择。全平衡同样意味着精英们对任何可能的联盟的权力—政治影响的评估。迄今为止，所有的解释框架都未能持续解释格鲁吉亚在后冷战时期的行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优势在于，它可以持续解释更广泛的现象，它的力量在于承认了“飘忽不定”的权力平衡通过意识形态的不确定性条件被感知。
四、结论
随着2012年10月的议会选举以及2013年10月的总统选举，格鲁吉亚发生了政权更迭，这使得新政府能够“纠正”该国的外交政策。在新一届政府上任的头几个月，人们可能已经察觉到政策思维的两个重要转变。一方面，比济纳•伊万尼什维利（Bidzina Ivanishvili，2012年10月17日至2013年11月17日任格鲁吉亚总理，译者注）和他的政党誓言要调整反俄路线。同时，通过安全、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脱轨来改善与莫斯科的关系。这种政策调整不应被夸大。格鲁吉亚政府多次重申其对亲西方路线的承诺，但与克里姆林宫的定期对话仍取得了一些切实的成果，其中包括2014年尝试性地解除贸易禁运和恢复两国间的定期航班。对俄罗斯的谨慎友好姿态，可以被视为对权力平衡观念转变的反应，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洞见完全可以解释这一点。
未来将如何发展取决于西方与俄罗斯在周边地区的势力平衡。首先，格鲁吉亚现政权的意识形态核心中的亲西方路线已经不像萨卡什维利时期那样重要了。在这个意义上，现任政府比其前任更加务实，这也得到了莫斯科的认可。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与前几年一样，西方将重新承诺向俄罗斯“近邻”投射力量。这在形成布鲁塞尔、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相对权力关系的观念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
编译者简介
李嘉伟，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19级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在《俄罗斯研究》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一篇。荣获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一等学业奖学金一次，二等奖学金一次；荣获兰州大学第十二届学术年会暨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第二届学术年会征文大赛三等奖；荣获兰州大学第十三届学术年会暨政治组国际关系学院第三届学术年会征文大赛三等奖。荣获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首届“萃英杯“欧亚研究研究生论坛一等奖。主持“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优秀研究生创新项目(定向探索项目)一项。研究兴趣为：抗争政治。
校对者简介
尉锦菠， 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本科就读于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曾获得吉林大学三等学业奖学金两次，兰州大学一等学业奖学金一次。2018年曾参加由吉林大学主办的首届全国本科生“北辰”政治学与公共管理论坛。2020年获得兰州大学第十三届学术年会暨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第三届学术年会征文大赛二等奖。熟练掌握SPSS与STATA等社会科学统计软件。研究兴趣为：社会运动与制度变迁、非传统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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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李嘉伟
校对：尉锦菠
审校：陈亚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