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萨克斯坦对“颜色革命”免疫了吗？
——基于社会运动的视角
张峻溯 编译
【文章来源】Nurseit Niyazbkov, “Is Kazakhstan Immune to Color Revolution? The Social Movements Perspective”, The Journal of Post-Soviet Democratization, Vol.26, No.3, 2018, pp.401-426.
一、研究背景
在独立后的二十五年中，哈萨克斯坦成为中亚领先的经济体，并建立了稳固的政权。哈萨克斯坦与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制度非常相似，而不同之处在于后三国都爆发了“颜色革命”，导致政权倒台，民主“革命”兴起。那么，哈萨克斯坦如何像其他中亚国家一样，对这些自下而上的“革命”保持一定的免疫力呢？本文从社会运动的角度来解释资源动员、政治机会和抗议策略等因素如何影响哈萨克斯坦的抗议动员动态，而这一动态对“颜色革命”的成功至关重要。文章通过对1992-2009年间哈萨克斯坦抗议事件的精英访谈和报纸内容进行分析，认为哈萨克斯坦政府竖起了众多的屏障，展现了中亚国家如何从“颜色革命”的成功与失败中吸取教训，确保继续掌权。
21世纪前后，“颜色革命”的浪潮从中东跨越了整个欧亚大陆，一直蔓延到南亚地区，在许多前苏联国家引发了戏剧性的政治变革。哈萨克斯坦位于亚欧大陆腹地，国土面积排名世界第九，人口超过1700万。苏联解体后的国家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将哈萨克斯坦打造成“一个稳定的、和谐的岛屿”：与其他后苏联国家不同，哈萨克斯坦不仅在独立初期成功避免了内战，而且实现了GDP持续两位数增长，并有望在2050年成为世界上三十个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尽管哈萨克斯坦的经济改革获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功，但许多人对其政治改革表示担忧。
在独立后短暂的政治自由化之后，哈萨克领导人逐渐加强其对政治领域的管控，并对自由化的趋势进行遏制。这方 面的一个例子是2011年在扎纳奥津（Zanaozen）和谢佩（Shetpe）两个城市的油气工人长达7个月的罢工。民众要求改善工作条件和提高工资的和平罢工开始后不久就被政治化了，由于担心抗议活动的进一步激进化并蔓延到哈萨克斯坦的其他城市，哈萨克斯坦当局对此进行了镇压，并对示威人群进行了驱散。这场抗议活动的平息彰显了哈萨克斯坦当局政权的力量、复杂性及其应对政治上挑战者的强制性。但是，这是解释该政权对“颜色革命”形成免疫的唯一方法吗？本文旨在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为后苏联国家的转型研究做出贡献。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
奥比查因（O’ Beachain）和珀利斯（Polese）等学者将“颜色革命”的核心要素归纳为大众动员，并认为这是启动“颜色革命”所必须的。有鉴于此，我们的困惑是：如果说在哈萨克斯坦国内没有爆发大规模抗议，那么该国政府是否能被证明没有受到“颜色革命”的影响？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将研究2000-2009年间哈萨克斯坦抗议动员的性质，并探讨一些相关问题：a）成功抗议动员的先决条件；b）为什么人们抗议某个特定问题，却无视其他问题；c）抗议活动是否成功影响政策的原因与时机。最后，本文将探讨为什么这些“革命”在哈萨克斯坦没有产生溢出效应。
本文的意义在于其预测哈萨克斯坦发生“颜色革命”的方法。虽然主要的民主化观点将“抗议动员”视为一个中间变量，但社会运动——“自下而上”的民主化观点则强调了民众抗议动员在推进民主变革中的核心作用。
关于“颜色革命”为何没有进入哈萨克斯坦这个问题，西方一些持结构视角的学者认为，哈萨克斯坦的“民主化”将受到“自然资源丰富的诅咒”。通过减税和增加社会支出可以削减精英和公众的不满，与此同时，利用石油租金来增加执法和军队的开支可以捍卫政权免受政治挑战者的侵害，包括反对党和“民主化”的社会运动。制度主义者也对哈萨克斯坦发生“颜色革命”的可能性持悲观态度，他们认为，对大型集会的管理、对媒体的立法管控、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和软弱的反对派减少了哈萨克斯坦民众被动员的机会。另外，从文化视角解读民主化的学者也看到了在哈萨克斯坦不太可能发生“颜色革命”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在社会中缺乏强大的民主文化或公民文化。
三、社会运动理论与“颜色革命”
正如拉弗蒂（Laverty）、曾向红（Zeng Xianghong）与杨恕（Yang Shu）、塔克（Tucker）等人的论著所证明的那样，社会运动的理论正在融入“颜色革命”的学术研究中。奥比查因和珀利斯构建了分析“颜色革命”的五大因素模型——抗议发生前的国家特征、抗议的性质、外部影响、公民社会和人民——与社会运动理论家使用的变量产生共鸣，其中包括政治机会结构的开放性和资源的可用性。同样地，在“颜色革命”研究中经常使用的国家间求异法与资源动员理论有关。该理论认为，国内社会运动组织（SMOs）可能会吸引来自国外的有形和无形资源，导致“颜色革命”溢出到不同的情境中。
除此以外，塔克强调了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在理解“颜色革命”时的中心地位；拉弗蒂对于“颜色革命”的研究则建立在西德尼·塔罗（Sidney Torrow）《运动中的权力》（Power in Movements）所构建的社会运动的四个要素之上，即政治机会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资源动员（resource mobilization）、集体行动框架（collective action frames）和抗议菜单（repertoires of contention）。在对政治机会结构、资源动员、集体行动框架、对抗“戏码”进行分析后，作者认为，这些变量间有一些因果重叠，它们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本文也使用了政治机会结构、资源动员、集体行动这三个变量，但用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代替了抗议菜单，而对这个变量的替代是由我们后文中数据的选择所决定的。
四、研究数据与研究方法
在介绍数据之前，有必要对本文中提到的术语进行定义。“抗议”是一系列行动的集合，包括暴力的和非暴力的。 “抗议动员”一词则是指，召集越来越多的抗议活动，包含了自发的和非政府组织召集的。分析哈萨克斯坦的抗议活动需要可靠和可信的抗议数据。数据可以从警察或地方政府那里获得，但这些来源往往不可靠，也不易获得，因此，本文中的数据均来源于报纸和相关媒体的报道。在694起抗议事件中，涉及四个主要问题领域：社会经济、环境、种族和政治。社会经济问题与公众的不满情绪有关，如养老金供应不足、工资低下和食品价格上涨。环境问题包括咸海危机、拜科努尔空间站火箭爆炸和核电站建设。利益问题涉及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族群冲突。政治问题包括操纵选举、压迫独立媒体和反对党。
图1显示了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参与针对上述问题的公共抗议。我们可以看到，2000-2009年间哈萨克斯坦的大多数抗议活动是由社会经济和政治不满所驱动的。但是，强大的政府、有限的政治反对空间、社会对纳扎尔巴耶夫的崇敬心理以及高油价导致的经济增长，确保了政治稳定和政权的持久性。
相比于被先前研究过分强调的选举因素，作者把2006年政治抗议活动的激增主要归因于非选举进程，即暗杀反对派人士和反对派—独立记者协会。总的来说就是政治机会结构的变化促使人们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活动，特别是集体行动。
为了了解哈萨克斯坦抗议动员的性质，作者设计了一个小的多案例研究，研究了12个社会运动组织（政党、非政府组织、公共协会、社会运动）在1992-2009年间的活动与组织情况，其中的每一个案例都是抗议动员的代表。
表1显示了作者选取的组织。为了回答“哈萨克斯坦抗议性质”这个问题，作者对案例进行深入调查，考察其成立的情况、领导能力、决策战略、动员策略、组织结构等。来自高层决策者的大量原始数据有助于提高我们对哈萨克斯坦抗议动员的内部动态的理解，例如，这些事件的规划和实施。证据表明，抗议动员在21世纪初不够强大且无法挑战政权，政权可以设法避免“颜色革命”的病毒。这种研究过程强调了从社会运动的视角来解释“颜色革命”现象的价值。
五、哈萨克斯坦的抗议动员
作者研究了政治机会结构、资源动员、集体行动框架、相对剥夺如何在2000-2009年间促进了哈萨克斯坦的抗议动员。
（一）政治机会结构
这是迄今为止导致“颜色革命”开始最重要的社会运动变量。政权的开放性、精英联盟的不稳定、某个政权减少镇压能力以及在邻国进行抗议动员，这些因素共同加速了社会运动推翻政权当局的步伐。在哈萨克斯坦，上述有利条件大多缺失，这部分解释了它对“颜色革命”现象的免疫力。在21世纪，哈萨克斯坦的政治制度在处理社会运动组织（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的要求时非常有选择性。输入渠道只对那些没有提出政治要求、批评总统或诉诸激进抗议的社会运动组织开放。某个运动组织领袖在形容政府对政治化要求和运动缺乏容忍时讲到：“在准备抗议活动时，官员们经常审查我们的口号”。
（二）资源动员
2005年之后，随着哈萨克斯坦政府对非政府组织及境外援助管控的愈加严格，非政府组织和公共协会在哈萨克斯坦的运作面临体制性的障碍。除财政压力以外，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反政府组织还面临着人力资源短缺、缺乏有影响力和有魅力的领导人等困难。因此，不少社会运动组织都改变了策略，他们从公开的、激进的对抗转向非暴力的对抗，如请愿、游说、发布反政府宣传以及采取法律行动，这也导致了“颜色革命”无法被有效动员。
西方民主促进机构的外部支持是“颜色革命”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外国捐助者不愿意在现有的强势政府和弱势反对派的条件下推动民主改革，他们更希望获得资源。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2002-2006年间大量资源是如何促进抗议活动增长的，但我们仍然不清楚为什么在20世纪末，一旦社会运动组织改变了策略或者开始接受国家资助，抗议活动就会增加。对此，“阿扎特”当领导人之一阿米尔赞·科桑诺夫（Amirzhan Kosanov）认为，“如果说以前的抗议动员是政党和运动的主要特权，那么现在公民社会也可以进行自我动员了”。
（三）集体行动框架
在2002年的政治危机之前，哈萨克斯坦反对派力量太弱，无法克服政权当局对其强大的抵抗框架。反对派试图让政权当局对社会固有的不满负责，并参与建立中央武装部队。但政权当局指责反对派企图破坏该国的政治秩序。通过强调哈萨克人民动荡的过去和在独立后民族文化和传统的觉醒，政权当局根据公众的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感构建了共鸣框架，这导致许多民众开始厌恶反对派。正是在政权当局的努力下，通过营造领导人的魅力形象、将反对派归为“破坏分子”、宣扬“颜色革命”在其他国家的负面效果等手段，哈萨克斯坦政权当局构建了一套破解反对派行动框架的“新框架”，这使得国内形成“颜色革命”的政治机会结构的通道逐渐关闭。
（四）相对剥夺
哈萨克斯坦几乎所有抗议活动都是由对四个主要问题领域不满的群众推动的。与上世纪90年代一样，新世纪初最多的是社会经济抗议，其次才是政治抗议。可以说，民众不满的政治化和自我动员的抗议是哈萨克斯坦抗议动员的两个重要特征，这与相对剥夺理论密切相关。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剥夺时产生的强烈不满往往会被政治化，因为它涉及政治对象，并以政治制度为目标。访谈数据表明，除非抗议要求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得到满足，否则任何非政治不满都可能被政治化，人们就会将抗议要求从社会经济等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但是，并非所有的抗议动员都遵循相对剥夺理论的“游戏规则”。2007年后，哈萨克斯坦抗议活动的增加并未导致这些问题的政治化或者政权的崩溃，这是因为“只要他们（民众）提出非政治性的要求，政府就乐于让抗议数量增加并着手解决这些问题”。
六、结论
对哈萨克斯坦2000-2009年间抗议动员的分析表明，该政权对“颜色革命”形成了压倒性的免疫形势。哈萨克斯坦缺失像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发生非暴力行动的条件。尽管新世纪初相对开放的政治机会结构使得哈萨克斯坦的民主选择得以形成，深刻的社会政治不满和大量的内部资源可供社会运动组织使用，但是社会运动组织无法吸引外国非政府组织和民主促进机构的重要援助，无法克服政府强大的反制框架并在被镇压后生存下来。这一发现与学者们的研究产生了共鸣，他们认为后苏联政权对“颜色革命”的免疫与两个因素相关：一是现有政权与西方联系较弱以及哈萨克斯坦政党和国家实力；二是 政权当局学习和积累的压制“颜色革命”的知识和经验。由于自然资源丰富，政府可以自由地裁量经济，运营一个广泛的、有凝聚力的、资金充足的强制机构，并对国际民主促进组织采取不容忍的态度。这些因素阻遏了民主运动，最终使“专制”政权极不可能发生“颜色革命”。
在不淡化结构、制度和文化三个层面解释力的情况下，本文试图强调民众抗议动员在“颜色革命”方面的意义——大规模的抗议人群在社会政治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哈萨克斯坦政府的经验是，如果政府无视长期累积的社会经济问题，就有可能导致政治化的抗议动员。这种形式的动员加上其他社会运动变量，正是导致使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政权更迭的主要原因。
编译者简介
张峻溯，中共党员，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2017级本科生。曾任兰州大学副班主任，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办公室助理、学生会主席等学生干部职务，现任本科生党支部副书记。在校期间主持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一项，发表学术论文一篇，曾获校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三等奖学金、兰州大学“优秀学生会干部”、兰州大学“优秀副班主任”、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
校对者简介
赵柳希，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19级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会主席，学生党支部纪律委员。本科毕业于海南大学英语专业，并获得TEM-8证书。本硕期间曾参加全国英语演讲比赛、话剧之夜等校级、省级比赛，获得二等奖、三等奖；在校期间获得一等、二等、三等奖学金，优秀学生干部，校级三好学生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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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张峻溯
校对：赵柳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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