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世贸组织内外的谈判和叙事
张彤彤 编译
【文献来源】Amrita Narlika, “India’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under Modi: Negotiations and Narratives in the WTO and Beyo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nline first articles, Published: 02 February 2021,chrome-extension://ibllepbpahcoppkjjllbabhnigcbffpi/https://link.springer.com/
content/pdf/10.1057/s41311-020-00275-z.pdf.
一、研究背景
尽管印度政治错综复杂，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似乎已经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经济道路。2014年的“好日子即将到来（Achche din aane waale hein） ”竞选运动为他赢得了第一个任期的选举胜利，表明莫迪的主要目标是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因此也提出了经济改革议程。预计新政府将在国内积极地推行经济改革议程，并通过支持贸易外交经济政策来实现这一目标，这反过来也将使印度在世界贸易组织中（以下简称：WTO）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或许还将签署新的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然而，通过仔细分析发现，情况恰恰相反。
本文以WTO背景下的印度谈判为研究对象，表明印度在莫迪任总理期间继续坚持原有政策和谈判立场，但在某些情况下更加强硬。不过，过去对印度不利的政策重点和谈判行为模式可能不再是一种负担，这部分归功于莫迪政府本身，但其实，这主要是由于“相互依赖武器化现象（phenomenon of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的兴起。由于最近几年已开始证明与战后多边秩序假设相反，全球化并不总是促进繁荣与和平的良性力量，本应将各国束缚在自由和平中的关系有时也可被用于安全目的，即“武器化”。当前，全球贸易主要通过价值链的整合而进行的，这一事实使控制生产网络中心的少数国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并增加了其他参与者的脆弱性。这种深度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安全威胁有时甚至使外交经济政策安全化（securitization）。简言之，贸易政治安全化成为必要。在这种变化背景下，印度历史性的、屡遭诟病的市场怀疑论看起来并不是异类，事实上，它似乎是对新挑战的前瞻性回应。
二、莫迪领导下的主要经济趋势
当莫迪在2014年上台时，人们对于新政府的期望很高，除了他在古吉拉特邦的经济成功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提出的“经济复兴”宣言。“经济复兴”计划雄心勃勃，涉及创造就业机会、打击腐败、使印度成为制造业中心、农业增长、税收改革、解决不平等和极端贫困问题、确保粮食安全、使在印度“做生意”变得容易、基础设施发展等等。尽管没有哪届政府能够现实地实现宣言所宣称的所有目标，但是莫迪政府在第一个任期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尽管他2019年的竞选活动更具民族主义情绪，强调印度人民党有能力保护国家免受周边威胁。但是，莫迪也在竞选中宣传自己在第一任期的重大成功，包括征收商品和服务税（被前几届政府视为“烫手山芋”：旨在统一和规范印度分散而复杂的税收体系）；让印度约90%的人口纳入国家电网；创造了近1亿个厕所；致力于全民医疗的计划已惠及180多万人；使7200万家庭用上了液化天然气；向1亿个人提供了小额贷款促进了创业环境；为本国公民提供了便捷的签证、护照以及方便的数字支付服务；“小政府，多治理”的承诺也为印度提高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做出了贡献；将在世界银行营商便利指数(Ease of Business Index)中的排名跃升了65位。
但是仍然有许多问题是根深蒂固和结构性的。农业仍然是一个特别困难的领域，在2014年至2019年期间，该领域的年增长率下降到不足3%。人们认识到，如果印度要实现它所期望的高增长率，那么占人口50%以上的农业部门的生产力就必须提高。制造业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但仍面临着各种问题，如过时的劳动法、土地征用法等。同时在开放其国内市场或国际贸易领域依然存在很大问题。印度对区域贸易协定的怀疑持续存在并可能加深，比如：与新西兰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已于2010年启动，最后一轮正式谈判是在2015年进行的，迄今无果而终；2010年启动的加拿大-印度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也同样被搁置；2019年15个国家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印度也选择置身事外。印度不但没有促进贸易，反而取消了现有的双边协议，提高了关税，并与WTO发生了冲突。愈发清晰的是，莫迪在古吉拉特邦的商业友好型方法并未上升至国家层面。
三、叙事和外交经济政策：一个分析框架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困难或许在意料之中。商品和服务税因联邦制度而复杂、土地征用法和小规模财产合法化问题、劳工法问题、改善基础设施的困难等都是印度面临的经济改革问题。但是对外经济政策，特别是国际贸易政治应该有所不同，我们期望一个以增长为导向的政府利用WTO这样的组织，欣然接受具有约束力的关税承诺，从而不仅为贸易伙伴提供可预测性，而且锁定国内的改革进程。此外，通过与WTO这样的机构合作，各国可以获得单边贸易自由化的好处，以便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然而，事实上，印度的改革进程并非如此。尽管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政策变化，对人民的经济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但莫迪政府并没有发挥双层博弈的优势。对莫迪政府不同领域成败的原因有多种解释，但一种重要且通常被忽视的解释是叙事。
对于人文学科的学者来说，很长一段时间来，“故事”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是对这一理性概念的补充，长期以来，社会科学一直强调有必要超越传统理性概念来了解个人和群体决策的驱动因素。但是，不同于对观念、规范和身份的更高层次研究，对框架的战术层次的研究中，“故事”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重视。近年来，叙事经济学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2017年对“叙事经济学”这一领域给出了如下定义：“通过叙事经济学，研究流行叙事的传播和动态，特别是人类感兴趣和情感的故事，以及这些故事如何随时间变化，以了解经济波动”。反过来说，叙事是一个简单的故事，许多人希望在谈话、新闻或社交媒体上提起，因为它可以用来刺激他人的关注或情绪。科利尔（Collier）提出了三种信念（与网络一起构成“文化”）之间的区别：身份（影响偏好）、叙述（影响因果关系正确/错误的理解）和规范（决定强加的约束）。纳利卡（Narlikar）认为，叙事通过“病毒化”触发“快速变化”的能力，“可能是政策干预的更具反应性和灵活性的工具，可以进一步促进身份和规范的形成”。
叙事为政府执行具体政策提供了方便的解释和合法性。莫迪明确指出，某些领域的变革代理人据此发展了一种叙事。如在气候变化议题领域，莫迪政府通过对古代印度传统的呼吁，发展了一种强有力的绿色叙事，帮助印度国内接受缓解和适应措施，并确保印度能够在《巴黎协定》谈判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建设性领导。同样，通过发展扶贫性叙事，莫迪政府能够带来明显和积极影响公民生活的改革，不仅通过吸引分散的国家利益，而且还针对受贫穷影响的多个群体——例如少数民族、妇女、赤贫者——在粮食安全方面的关切，特定的“落后”地区和更多其他地区，团结一系列不同的政治经济利益，以支持议程的实施，并在商业领域产生了协同效应。在税收改革的各个方面，印度人民党的宣言呼吁不同的利益集团帮助达成共识，反对“税收恐怖主义”，并赞成税收政策的合理化和简化税收制度。印度人民党也承诺“印度优先”政策，在莫迪的“印度制造”运动中，可以看到一些明显的保护主义情绪，近年来出现的对自由贸易体系批评的言论，已转化为更大的保护主义，印度在这期间采取了更大的歧视性防御措施。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莫迪政府的叙事变得更为保守和过时，明显的体现在印度在WTO谈判立场上。
四、案例检验
莫迪在古吉拉特邦采取的对商业友好的做法，加上2014年对确保增长和减贫作出的承诺，使得人们预期印度将越来越愿意在WTO承担新的责任。诚然，WTO本身并没有处于最佳状态，多哈发展议程（DDA）僵持了十多年，而且随着特朗普2017年的上台，保护主义抬头，WTO乃至美国所有贸易伙伴面临的挑战变得更加严峻。但在特朗普“好且易赢”（good and easy to win）的贸易战、报复和反报复的喧嚣和愤怒中，莫迪政府在世贸组织采取的立场则更能表明该国的中长期目标和期望。
3.1莫迪政府在WTO中的叙事及印度的谈判战略和联盟形式
迄今为止，在莫迪时代，印度在世贸组织的谈判中有三个普遍的叙事。首先，印度使用的叙事是贸易怀疑论，它希望优先改革国际规则（而不是以现有形式利用这些规则，为国家谋利）；其次，这种叙事的运用也体现在印度的谈判战略中。印度在谈判中主要使用“分配战略”，即拒绝做出任何让步、威胁将他国的问题作为“人质”、发出威胁和惩罚等战术，使谈判协议另一方的最佳选择恶化。综合战略包括试图拓宽问题空间和探索共同的解决方案，“旨在扩大而不是瓜分蛋糕的战略”；第三，同样的叙事也影响了印度在世贸组织内保留的伙伴，尽管印度现任外交部长奉行实用主义，但在世贸组织内看不到联盟和联盟的灵活性。
在世贸组织特殊和差别待遇（SDT）谈判领域内，印度综合使用了这三种叙事。特殊和差别待遇允许发展中国家脱离某些义务，但是随着印度和中国近些年来经济的发展，成为了两国与美国等主要参与者发生冲突的一个关键领域。尽管美国历届政府也提出了这一问题，但特朗普政府却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尖锐批评SDT，并重新提出了一套新的标准，而印度反对这种重新定义SDT的资格条件。首先，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印度除了提出一个集体观点外，还发展了一种贫困叙事，指出了本国穷人的状况；第二，印度在SDT问题上采取了严格的分配战略。例如，它将SDT描述为“所有发展中成员的不可谈判权利”。假定自己的要求是不可谈判的，以此来讨价还价是一种极端的分配策略；第三，在提出上述叙事时，印度为整个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理由，这赋予了各国自行宣布其发展中国家地位的权利，意味着中印的捆绑性，而中国也坚持维护自己行使SDT地位的权利。事实上，中国的发展远优于印度，是它的战略竞争对手，也是特朗普政府主要打击的对象，但是，印度更愿意面对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愤怒，而不愿得罪南方联盟。
3.2 解释印度贸易叙事中的持续模式
其实到目前为止，印度在莫迪时代的贸易谈判中采用的说法没有什么新鲜之处。在莫迪之前的几年里，在世贸组织谈判中印度同样使用了这三种叙述：使用防御性贸易叙述；在严格的分配谈判战略中表现出来；以及通过全球南方联盟采取集体行动。为什么我们会在世贸组织的叙述中看到这样一种持续的模式，而不管政府、政党、意识形态以及自身权力地位的变化？
对这种模式有多种解释，包括官僚政治、制度、根深蒂固的利益、殖民遗留下来的遗产和谈判文化等，但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关键变量是“相互依赖武器化现象”。根据这一论点，通过综合价值链进行的全球商品和服务生产产生了等级经济网络，那些对网络中心拥有政治权威的国家，以及拥有支持某些类型战略的国内机构的国家，能够将相互依赖的网络“武器化”，从而对它们有利。通过“泛选项”和“瓶颈”效应收集或限制信息或经济流，位于网络中心的国家可以“发现和利用漏洞，迫使政策改变，阻止不必要的行动。虽然我们看到相互依赖武器化关系的这些有害影响在最近的过去断断续续地上演，新冠肺炎的大流行以前所未有的紧迫性将这些风险带回国际社会。
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造成巨大的死亡和破坏，各国明显意识到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可能带来危险。例如，包括欧盟在内的部分对关键医疗用品实行出口限制。全球健康链确实可能被利用，生产中的弱点可能被用于地缘经济目的，这一点在新冠疫情中变得明显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拒绝签署RCEP也更有意义，印度认识到其对中国贸易依赖武器化的风险越来越大，自然不愿意通过新的贸易协定进一步加深这种依赖。当其他国家也试图将其经济与中心大国脱钩并实现多样化时，印度看起来不再是一个完全孤立的国家。在一个相互依赖正在武器化的世界里，印度的说法不再显得不合时宜。
五 结论
文章介绍了莫迪经济政策的成就和局限性。认为虽然莫迪政府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就，特别是在国内经济政策的某些方面，但其对外经济政策改革的议程更加谨慎，且与印度的过去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即使在印度较为熟悉的世贸组织中，也看不到莫迪支持的改革议程。相反，我们在支撑印度谈判行为的叙事中看到了一些重要的连续性，这也反映在其谈判策略和联盟形成中。尽管印度的叙事在莫迪时代没有改变，但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印度的一些旧叙事需要更新。
与冷战结束后建立的自由秩序相比，相互依赖武器化的世界无疑是一个更不稳定的世界。与发展中国家可悲地习惯于忍受依赖和不对称相互依存的状况不同，支撑相互依存武器化的等级森严的网络使不占据网络中心的国家更加难以坚持自己的立场。也就是说，随着各国越来越意识到相互依赖武器化的可能性，它们也越来越善于抢占先机，尤其是当各国试图使其供应链脱钩和多样化时，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谈判空间增加了。
编译者简介
张彤彤，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生研究生。本科毕业于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期间担任班级体育委员，并代表经济学院多次参加天商杯足球比赛，获得亚军一次，季军两次。熟练掌握Eviews与Stata等社会科学统计软件。研究兴趣为：国际政治经济学。
校对者简介
李兴基，中共预备党员，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18级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熟练掌握法语与英语。本科就读于辽宁大学法语系，担任班级体育委员一职。曾获得辽宁大学“悦读之星”荣誉称号，单项奖学金一次。2019-2020学年担任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会副主席，筹备协调兰州大学研究生2019春季多院篮球赛，负责协调兰州大学2019年研究生秋季运动会，组织筹划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19年元旦晚会。曾获得兰州大学“优秀研究生会干部”荣誉称号；兰州大学二等、三等学业奖学金各一次；荣获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年风雅萃英奖学金；荣获兰州大学第十三届学术年会暨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第三届学术年会征文大赛二等奖。曾参与外交部“阿富汗加入上合组织可行性分析”项目撰写。研究兴趣为；中亚国家对外政策、阿富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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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张彤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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