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后中亚国家的政党制度和威权体制
李 坤 编译
【文献来源】Grigorii V. Golosov, “The Five Shades of Grey: Party Systems and Authoritarian Institutions in Post-Soviet Central Asian States”,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 39, No. 3, 2020, pp. 285-302.
【作者简介】格里戈里·戈洛索夫（Grigorii V. Golosov），俄罗斯圣彼得堡欧洲大学比较政治系主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方法、政党、选举和选举制度以及俄罗斯国家和地方政治。近年来，他提出了一种计算有效党派数量的新方法，对政党制度进行了创新性的分类，为正在进行的关于选举威权主义的辩论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代表作有《俄罗斯选举制度和政党的形成》（Electoral Systems and Party Formation in Russia）、《俄罗斯地区的政党：无人认领的民主》（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Regions of Russia: Democracy Unclaimed）等。
【期刊简介】《中亚调查》（Central Asian Survey）系季刊，主要发表有关中亚、高加索等地区历史、政治、文化、宗教和经济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以促进人们对这些问题的了解。
Grigorii V. Golosov
Central Asian Survey
一、研究背景
截至2017年，在后苏联中亚地区，还没有一个国家有资格成为选举民主国家。“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2017年将中亚四个国家（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政治权利得分定为最糟糕的7分，将它们定性为“完全独裁统治（outright dictatorships）”，尽管先前仅有5分的吉尔吉斯斯坦得分略有改善，但仍不能满足民主的最低要求。与此同时，所有这些国家都定期进行选举，而且它们建立了具有明显跨国差异的政党体系，其中一些制度非常接近“独裁”政权所期望的一党统治模式，但其他一些制度则不然，甚至在土库曼斯坦这样长期维持一党统治的国家，最近也引入了多党制。当前对中亚政党政治的比较研究很少，然而中亚的这种现象值得学术界关注，因为它不仅对区域研究来说十分重要，对理解当代威权主义理论也至关重要。
二、研究假设与研究目的
本文的研究假设是：“独裁”政权中的政党系统分裂取决于总统权力的范围。因此，威权制度秩序的不同要素之间存在制度一致性，总统行政机关的正式权力范围已成为一个关键的决定因素，而选举制度、政党登记规则和政党制度分散是次要因素。具体来说，本研究的主要假设可以表述如下：总统的宪法权力与选举专制政权的有效政党数量之间存在曲线（U型）关联。在“独裁”政体中，体制薄弱的总统和体制强大但支离破碎的立法机构之间的长期共存可以通过“独裁”政权的动态来维持。
就政党系统的最基本属性而言，这个问题尤为突出，通常被定义为系统中“重要”政党数量。威权政体的总趋势无疑是建立占主导地位的政党体系，其中亲政府的政党占多数投票和立法席位，这确为事实，但支离破碎的威权政党系统长期存在的原因尚未得到阐明。本研究旨在通过系统比较中亚五个威权政党制度来解决这个难题，尽管其主要参数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些威权政党制度的起源非常相似，都属于同一地区且具有许多相似的背景。
三、研究结构与研究模型
在研究的第一部分中，本文概述了中亚五个国家独立后的政党制度发展。在第二部分中，本文表达了自己的理论期望，从而证实并指定了所陈述的假设。在第三部分中，本文开发了一个解释模型并进行了统计检验。在这项研究中，本文使用了常规的碎片化度量方法，即，有效政党数量，用于衡量系统中“重要”政党数量，这是通过衡量各方的相对规模来实现的。本文使用戈洛索夫在2010年开发的公式：
其中，p i 和p 1分别代表第i个政党和最大政党获得的席位份额。
四、中亚国家的政党政治
在整个后苏联时期，所有这些国家都见证了强势总统的出现，“独裁”的行政首长在其政治体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从而对新兴的政党体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哈萨克斯坦政党制度发展的转折点发生在1999年，当时引入了混合叠加（平行）选举制度，纳扎尔瓦耶夫通过合并哈萨克斯坦民族团结党和一些较小的政党成立了自己的祖国党（Fatherland），并鼓励成立了一个新的亲政府党——哈萨克斯坦公民党（the Civic Party of Kazakhstan），哈萨克斯坦工会联合会还作为亲政府政党参加了1999年的选举，这三个阵营共同占据了议院的多数席位，而其余席位大多由亲政府的独立人士执掌。在2004- 2007年间，所有的亲政府政党合并创建一个新的政党——努尔奥坦党（Nur Otan），即“祖国之光”党，在2007年，由纳扎尔巴耶夫亲自领导。同时，哈萨克斯坦引入了比例代表制，法定代表门槛为7％。在2007年至2012年的选举中，祖国之光连续赢得了国家立法机关的全部或几乎所有席位。从2012年开始，哈萨克斯坦共产主义人民党（the Communist People’s Party of Kazakhstan）和哈萨克斯坦民主党（the Democratic Party of Kazakhstan）成为大会中只获得少量代表的另外两个政党。
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轨迹与中亚其他国家都不一样，主要是因为第一任总统阿斯卡尔·阿卡耶夫（Askar Akaev）在1990-2005年的大部分统治期间表现出明显的威权主义倾向，但其巩固权力的努力大都失败了。因此，吉尔吉斯人传统上划分为相互竞争的亚族裔群体的做法，已转化为以领土为基础的政治组织的划分方法，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组织并没有把自己定位为政党。这种情况在2005年所谓的“郁金香革命”之后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时地方政治团体推翻了阿卡耶夫，发起了新的政治秩序，包括使用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2010年4月，巴基耶夫被另一场政变赶下了台。从那时起，吉尔吉斯的政党体系在领土线上仍然相当分散，主要政党共和党/“阿塔朱尔特”党（Republic/Ata Zhurt）和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以南北分界线的形式代表明确界定的领土选区，许多较小的政党也有明确的领土轮廓。
在塔吉克斯坦，种族和领土的分裂在整个后共产主义早期持续存在，不同的政党代表了该国的北部、西南部和东南部地区。该国在1992-1997年间爆发了内战，总统拉赫蒙（Emomali Rahmon）在此过程中巩固了权力，建立了专制政权。成立于1994年的亲政府的人民民主党（People’s Democratic Party）是拉赫蒙的政治工具之一，该党在2000年开始通过混合叠加规则选举，并在国民议会中掌握着绝对多数席位。而塔吉克斯坦其他政党的作用微不足道。
在土库曼斯坦在萨帕穆拉特·尼亚佐夫（Saparmurat Niyazov）（1990-2006）和其继任者古尔邦古利·别尔德穆哈梅多夫（Gurbanguly Berdimuhameded）的“强权专制”领导下，2013年之前该国没有任何政党发展的迹象。
乌兹别克斯坦在1991-2016年期间由伊斯兰·卡里莫夫（Islam Karimov）统治。亲卡里莫夫的政党是乌兹别克斯坦人民民主党（the People’s Democratic Party of Uzbekistan）。但无论在1999年第一届由政党组织的选举还是之后的选举中，该党都无法在该国立法机构中获得多数议员席位。在1999-2004年间，民族民主（自我奉献）党（the Fidokorlar (Self-Sacrifice)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和乌兹别克斯坦民族复兴民主党（the Uzbekistan National Revival Democratic Party）要求获得大量席位。后来，这两个政党合并组成了乌兹别克斯坦民族复兴民主党。此后，民族民主党与人民民主党和一个较小的社会民主党一道，仍然留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党派舞台上。但从2004年开始，卡里莫夫首选党乌兹别克斯坦自民党一直在该系统中发挥领导作用，该党在2004-2014年间连续在立法机关中占有多个席位。乌兹别克斯坦所有正式政党都对卡里莫夫及其官方意识形态表示忠诚。
五、模型与实证分析
评估总统宪法权力有两种主要方法，包括基于直接选举总统的两种政治制度，即总统制和半总统制。在这一宽泛的范畴内可以作进一步的区分，由此产生的子类别——总统—议会和总理—总统政权，已被有效地应用于不同的研究领域。这种方法主要侧重于主席和大会之间的权力平衡。然而，将这一方法应用于中亚国家存在着极大困难，这并不是因为进行分类的学者在概念上的差异，而是因为中亚国家的一些宪政制度，无论是总统制还是半总统制，都属于超级总统制的范畴。因此，本文选择不把总统制和半总统制的区别作为实证分析的工具，另一个技术原因是，为了在定量研究中获得有效的结果，连续测量比分类测量更可取。
不同学者赋予单个国家的价值差异过大，一直是使用总统权力得分来解决小规模比较研究的最大困难。因此为了得到总统权力评分，本文使用多伊尔（Doyle）和埃尔吉（Elgie）在2016年一项研究中使用的平均标准化分数（normalized scores，称为 Prespow2 scores），将总统大选前的得分作为总统权力的指标，数值来源于“总统权力”（2017）网站，网站上的分数由其创建者发布。但是因为多伊尔（Doyle）和埃尔吉（Elgie）没有报告2010-2016年吉尔吉斯斯坦政权的得分，因此本文根据对吉尔吉斯斯坦2017年政府网站公布的方法和宪法文本的阅读，使用自己的判断为其打分，因为2010-2016年吉尔吉斯斯坦宪法规定的总统权力范围在整个期间都比中亚其他任何国家都小，表2给出了本研究中使用的PREPOWER1分数。有了总统权力和有效政党数目的数据（表1），本文接着进行了统计分析。分析中的意见总数为16项，即观察期间中亚国家举行的政党结构选举的次数。考虑到两个感兴趣的变量之间的关系是曲线型的，本文使用了多项式回归模型。如图1散点图所示（请注意，哈萨克斯坦2012-2016年间的两个数据点在空间上几乎重合）。趋势线呈抛物线的U形，这支持了本文对总统的宪法权力与有效政党数目之间关系的预期。
表1：中亚国家多年的议会选举和有效政党数目(括号内)
注：NPS指议会中没有政党结构，SPS指一党制度。
资料来源:各国议会联盟(2017年)：诺伦，格罗茨，哈特曼(2001)。
表2：中亚国家多年的议会选举和Prespow2分数(括号内)
资料来源:各国议会联盟(2017年)：总统权力(2017)。
图1：总统权力得分
六、结论
政治研究中统计分析的主要优势在于，它可以揭示不同参与者所采取的策略，而无需依赖他们的言论。我们无法读懂“独裁者”的思想，用中亚“独裁者”的话（萨帕穆拉特•尼亚佐夫除外），他们全都主张政治竞争和多党民主。在实行制度建设策略时，“独裁者”特别善于估计在他们所处的更广泛的制度环境中，哪种政党制度配置最适合他们。他们甚至可以为实现其主要政治目标而创建优化的政党制度，这些政党制度最终可以简化为维持并加强其“独裁”统治。简要总结一下：总统权力范围和中亚国家政党的有效数量之间的强大联系表明，总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指导政治进程，这就是中亚国家政党制度发展的进程，而民主制政党制度发展动力与之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主要由社会分裂和代理统治者无法控制的其他因素所决定的。
编译者简介
李坤，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本科就读于南昌大学行政管理专业，期间曾担任班级体育委员一职，获得一等、二等奖学金若干次。研究生期间担任院研究生会业务部部长一职，获得一等学业奖学金一次，三等学业奖学金一次。
校对者简介
李兴基，中共预备党员，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18级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熟练掌握法语与英语。本科就读于辽宁大学法语系，担任班级体育委员一职。曾获得辽宁大学“悦读之星”荣誉称号，单项奖学金一次。2019-2020学年担任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会副主席，筹备协调兰州大学研究生2019春季多院篮球赛，负责协调兰州大学2019年研究生秋季运动会，组织筹划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19年元旦晚会。曾获得兰州大学“优秀研究生会干部”荣誉称号，兰州大学二等、三等学业奖学金各一次。荣获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年风雅萃英奖学金。曾参与外交部“阿富汗加入上合组织可行性分析”项目撰写。研究兴趣为；中亚国家对外政策、阿富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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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李 坤
校对：李兴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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