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性的社交媒体信息：哈萨克斯坦大学生的政治信任和抗议行为
原梦迪 编译
【文献来源】Amanzhol Bekmagambetov, Kevin M. Wagner, Jason Gainous, Zhaxylyk Sabitov, Adil Rodionov & Bagysh Gabdulina, “Critical social media information flows: political trust and protest behaviour among Kazakhstani college students”,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37, No.4, pp.526-545.
【作者简介】 阿曼佐·别克玛加姆别捷夫（Amanzhol Bekmagambetov），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大学亚洲民主中心；凯文·瓦格纳布（Kevin M. Wagner），美国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政治学系；杰森·盖努斯（Jason Gainous），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大学政治学系亚洲民主中心；扎克勒克萨·比托夫（Zhaxylyk Sabitov）、阿迪尔·罗迪奥维德（Adil Rodionov）、巴吉斯·加杜利纳（ Bagysh Gabdulina），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欧亚国立大学。
一、研究假设
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是分散且无组织的，代表着一种新的、常常不受控制的信息流，如果没有足够成熟的技术，通常很难对其进行管理和监控。在传统大众媒体受国家控制的政治体制中，社交媒体或许是公民接触和交流异见信息的唯一场所。由于批判性的信息更可能出现在社交媒体、而不是国家管制的传统媒体中，因此，社交媒体扩大了持异议观点的基础，为信息流动提供了机会结构（the opportunity structure），可能引发对政府的不信任甚至威胁其合法性，最终激起抗议或者可能只是被国家行为体所利用。
作者借鉴学术界关于社交媒体的使用与异见态度或抗议行为的产生之间存在关系的研究成果，假设如果在哈萨克斯坦这样的“威权政权”下，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提供了一种获取异见信息的手段，那么活跃的社交媒体用户，特别是那些通过社交媒体接触到关键信息流的用户，其意见和行为应该与那些较少使用互联网或根本不使用互联网的用户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作者预计那些通过社交媒体接触到关键信息流的人，将对政治机构的信任度大大降低，而且将更有可能参与抗议行为。另外一种情况是，如果互联网是由国家选择的，那么意见和行为应该是静态的。
二、研究背景
（一）哈萨克斯坦、媒体与信任
苏联时期，哈萨克斯坦和其他苏维埃共和国一样，对传统媒体实行国家垄断。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这种控制有所放松。1986年开始实行的新开放政策赋予了记者更大的自由，允许他们以以前被禁止的方式进行新闻分析和报道。1991年哈萨克斯坦独立后，新闻业仍保持着一种基本上不受国家控制的自由状态。1992年，该国通过立法正式确立了对媒体的开放态度。因此，哈萨克斯坦的媒体蓬勃发展，建立了一大批新的独立媒体资源。但是，新闻自由并没有持续多久。到了90年代中期，哈萨克斯坦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国家和精英阶层对媒体的控制越来越强，开始限制公开的政治言论。到了1999年总统选举时，30家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以及47家报纸被关闭了，传统媒体环境基本上恢复到之前国家控制的状态，并形成了一个对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负责的国家媒体体系。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哈萨克斯坦产生了新的政治和社会信息来源，但与此同时，政府也在进一步限制公民的互联网自由。数据显示，每年有数十家网站因发布了“破坏性”内容而被封锁；仅在2016年第一季度就有55家此类网站。目前，在哈萨克斯坦的整个互联网领域，任何对政府的批评都被称为“破坏性”内容。
（二）传统媒体、社交媒体与政治信任
互联网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是由现有的政治结构，甚至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基调所调节的。在许多西方国家，社交媒体平台提供了更简单便捷的信息传播手段。但在威权国家，该平台可能是获取某些信息的唯一途径。大量证据表明，互联网的使用会增加接触异见信息的几率，Facebook和Vkontakte等网站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这类网站的互动性让用户可以快速浏览和分享任何信息。因此，社交网站为传播有关政府的批判性信息提供了媒介，当人们获取了这些信息之后就会产生对现状的负面态度。
政府建立政治信任和维持自身生存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官方媒体的叙述。如果网络平台提供的新信息挑战了官方说法，那么新信息就会降低公众对国家机构的信任。个人对信息的判断是通过对信息来源的信任来实现的，媒体信息传递的有效性部分取决于用户对媒体平台的接受度和信任度。而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并不是通过它们的存在来影响人们的态度，而是通过提供与传统媒体中的国家叙事不一致的信息来实现的。
三、研究模型
本研究的数据基于2015年1月至2015年3月对哈萨克斯坦多所大学的大学生进行的原始调查。作者在四所大学抽取样本并进行问卷，试图代表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多样性。它们是阿斯塔纳的欧亚国立大学（哈萨克斯坦中北部）、阿拉木图的阿尔法拉比哈萨克国立大学（南哈萨克斯坦）、卡拉干达州立大学（哈萨克斯坦中部）和科克谢托国立大学（北哈萨克斯坦）。作者使用粗化精确匹配（Coarsened Exact Matching）方法来模拟实验数据，并利用社交媒体使用的三个衡量标准（一般性、非关键性政治用途和关键性政治用途）和对政治机构的信任度来建立模型，得到了以下数据和结论。作者利用中介模型（mediating model）考察了三个问题：首先，对政治机构的信任是否更多是由关键的社交网络的使用来驱动的，而不是由一般或非关键的社交网络的使用来驱动的；其次，对政治机构的信任是否能够阻止抗议行为；最后，关键的社交网络的使用能否克服政治信任和刺激抗议行为（见图一）。
图一：抗议行为的中介模型
在得到图一的中介模型之前，我们首先将政治机构的信任建模为一般社交网络使用的函数（模型1）以及非政治和关键政治社交网络使用的函数（模型2）；这两个模型都控制传统媒体的使用、性别、家庭收入、年龄、城市和地区。我们预计这两种情况都不会对社交媒体产生重大影响，因为作者的论点是，社交媒体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及其最终对抗议的影响，取决于对关键/持不同政见者信息流的接触程度。模型3对此进行了测试；它在图一的中介模型的阶段1中表示。如果不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关键的信息流，那么我们应该期待在这里产生的影响是显著和强烈的。
其次是两种抗议行为模式（模型4和模型5）。第一种是政治抗议行为模型，只包括对政治机构的信任和模型3规范中的相同控制，不包括关键的社交网络使用（模型4）。模型5完成了中介模型的循环（图1中的阶段2）；它复制了模型4，但引入了关键社交网站的使用。毫无疑问，制度上的不信任会成为人们抗议的一个原因。如果导致不信任的大部分信息确实来自关键社交网站的使用，那么信任和抗议之间的关系可能很大程度上是由关键社交网站暴露所驱动的。如果图一中的理论模型是准确的，我们预计在模型4中对政治机构的信任是抗议行为的可靠预测因子，而在模型5中则不是。换言之，对政治机构的信任对抗议行为的影响将通过关键社交网络的使用来调节。从本质上讲，这将表明，由信任引起的抗议行为的差异，可以解释为对社交媒体流动的关键数字信息的接触差异。
图二：跨社会网络服务(SNS)使用的机构信任模型
**p≤0.01，*p≤0.05，#p≤0.10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
图三： 抗议行为结果的中介模型
测试的广泛结果与作者的预期一致。当社交媒体的使用涉及到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信息的接触和交流时，使用社交媒体对机构信任和抗议行为的影响最大。事实上，在这些数据中，一般性或非关键性社交网站的使用与机构信任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而关键社交网站的使用与这种态度有着非常密切和可靠的关系。此外，对政治机构的信任和抗议行为之间的关系完全是通过接触和交换重要的数字信息（社交网络的关键用途）来实现的。
四、结论
通过建模和数据分析，作者证明了最初的假设：在社交网站上接触批判性信息会降低学生对政治机构的信任并刺激抗议行为。学生使用社交媒体越多，他们对政治机构的信任度就越低。此外，社交媒体的使用方式也很重要。当社交媒体的使用涉及到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信息交流时，社交媒体的效果会更强。学生越不信任政府，他们就越有可能抗议。
同时，作者也意识到了该研究的局限性。一方面，政府并不只是简单地封锁网络信息，他们也利用网络进行自己的叙述，操纵信息甚至诋毁反对派，因此，互联网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因国家网络计划的效果而有所不同。另一方面，本文的数据仅限于哈萨克斯坦的大学生，而学生对政治机构的信任与其他群体可能有所不同，且不同人群接触社交媒体的目的和频率也不同。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还需要结合非调查数据收集技术，对哈萨克斯坦的政治形势、样本的代表性及对社交媒体的使用情况等做进一步的调查和研究。
本文由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组织编译。所编译文章的观点不代表发布平台，请注意甄别。
编译：原梦迪
校对：李兴基
审校：孙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