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独裁”统治者的大众动员模型：东欧剧变、“颜色革命”与“阿拉伯之春”的比较
（“颜色革命”系列之九）
李嘉伟 编译
【文献来源】Valerie J. Bunce and Sharon L. Wolchik, “Modes of Popular Mobilizations against Authoritarian Rulers: A Comparison of 1989, the Color Revolutions, and the MENA Uprisings,” The Journal of Post-Soviet Democratization, Vol.26, No.2, 2018, pp.149-172.
【作者简介】瓦莱丽·邦斯（Valerie J. Bunce），科梅尔大学国际研究亚伦·宾考布主席，与莎伦·沃尔奇克合著了《打败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威权领导人》(Defeating Authoritarian Leaders in Postcommunist Countries，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年)。莎伦·沃尔奇克（Sharon L. Wolchik），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事务教授，与简·柯里（Jane Curry）合著了《中欧和东欧政治: 从共产主义到民主》(Central and East Eouropean Politics: From Communism to Democracy，罗曼和利特菲尔德出版社，2018年)。
【期刊简介】《后苏联民主化期刊》（The Journal of Post-Soviet Democratization）是一份同行评议、国际性、跨学科的季刊，涵盖了苏联及后苏联国家的历史和当前的变革。该期刊欢迎学者、政策制定者和其他专家就1985年以后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发表意见。
Valerie J.Bunce
Sharon L.Wolchik
The Journal of Post-Soviet Democratization
一、研究问题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有过三次民众动员起来反对“独裁”统治者的跨国浪潮。第一次发生在1989年（严格来说是1987-1991年），当时整个苏联和东欧的公民要求他们的共产主义统治者交出权力，随之而来的要么是向民主的过渡，要么是对“威权”统治的修正。第二次是1998年至2008年后共产主义欧洲和欧亚大陆的“颜色革命”，在这股浪潮中，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克罗地亚、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塞尔维亚、斯洛伐克等九个威权国家的公民与民间社会团体及反对党进行了合作，而乌克兰对“独裁”现任者或其指定的接班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极其雄心勃勃的选举挑战。不过，并非所有这些挑战都使反对派上台，要么是因为现任总统或其指定的继任者轻松获胜，要么是因为该政权的候选人拒绝举行新的选举或承认失败，即便在选举舞弊的可信指控和选举后的重大抗议活动面前。最后一波发生在中东和北非，即所谓的“阿拉伯之春”。与前两次浪潮一样，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在一个国家爆发后蔓延到一系列邻国，这些行动都是由一个共同的目标驱动：让“独裁”在位者下台。
对这些浪潮的研究，无论是集中于其中的一个还是采取比较的观点，都解决了与这些对“独裁”统治者普遍挑战相关的许多难题。例如，为什么学者们对这些起义感到惊讶?这种预测的失败是否与“专制”政权为什么、如何爆发抗议以及无法预测此类事件有关，还是反映了对“专制”政权的误读?如何解释这些地区最初爆发的抗议?为什么它能成功(有时失败)地推翻“独裁”领导人？为何它们能如此迅速地波及到其他国家？示范效应和跨国网络这两种最常见的扩散动力因素在这些浪潮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最后，用什么解释了这些浪潮在地域跨度和他们成功地将“独裁”领导人赶下台方面影响不均的原因？
但是本文的目的是解决一个新问题：一旦我们结合了这三种浪潮，而不是关注社会行为者是否、而是如何对“独裁”统治者提出了重大挑战。特别是，如何解释“专制”政权的反对者要求他们的统治者下台的策略的变化?
二、假设与分析框架
本文的目标有两个：解释挑战“独裁”统治者的战略可能性清单的起源，并解释所选策略的巨大差异。清单本身和政权反对者所做的选择似乎都取决于两组塑造决策领域的变量。一是反对党是否有真正的机会在不平衡的竞争环境中通过国家选举来争夺权力。这里的关键考虑是，“专制”政权是否提供或不提供这种选举机会；也就是说，它们是竞争性的还是非竞争性的。另一个是压抑程度的变化，在本文中，这是一个二分法变量。“威权”政治计划是否涉及政权通过密切监视公民、控制媒体和公共空间、骚扰、监禁甚至谋杀对手等手段来控制政治？事实上，在每一种类型的政体中，以及在它们之间，在这一方面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作者提出两个变量：政权类型与镇压强度，两个变量相对独立，从整体上来说，非竞争性的威权政体往往比竞争性的威权政体更具有压制性，但在每一种政体类型内以及在它们之间在这一维度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例如，一些非竞争性政权（如本-阿里统治下的突尼斯）和一些竞争性威权政权（如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在镇压行为方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出于同样的原因，卡达尔领导下的匈牙利的镇压力度要比洪内克领导下的东德小得多。
一旦把这两种区别结合起来，我们就会发现有一种清晰的模式可以解释三次浪潮中对“专制”统治的挑战模式的变化。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是压制性、非竞争性的威权政权的特征；圆桌会议与压制性较弱的非竞争性威权体制有关；在不那么压制性的竞争性威权统治中，动员选民反对现政权是常态；最后，选举动员和选举后的抗议活动结合起来，成为挑战“独裁”领导人的首选方式。（见表一）
表一
为什么对“独裁”统治者的挑战会采取不同的形式呢?关于社会运动和“专制”政权的文献在这个问题上都非常沉默。虽然这些分析人士也非常关注战略问题，如框架、跨群体的形成，联盟和与外部行为者的结盟，但这种讨论通常仅限于民主制度中的运动行为。同样，对于“威权”政治的研究，如果关注的是统治者面临的普遍挑战，往往会忽略反对派及其盟友在不同情况下采取的策略。相反，有两个问题得到了研究人员的优先考虑。其一是政治争议，尤其是在非殖民化期间和之后，如何影响“威权”体制中经济和政治精英之间的联盟形成、政治机构的发展和威权主义的持久性。另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是，它解释了为什么会爆发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以及“独裁”领导人用来先发制人的策略，或者，一旦发生，就阻止或压制这些事态发展。虽然这些论证并不适用于本文的问题，但却指向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假设：威权政体类型的差异。自冷战结束以来，我们所看到的不仅是旧形式的威权政治的延续，如君主制、军事政权、一党制国家和苏丹式“独裁”。还有一种相对新的变体:竞争性威权政权，竞争性的威权主义会促使反对派把选举作为挑战威权领导人权力的关键舞台。事实上，这些选举有许多特点，对寻求机会从“独裁”领导人手中夺取权力的反对派来说非常有吸引力。例如，他们鼓励公众登记他们对该制度的评估、提供至少有一些可见性的反对意见、对政治参与高于通常情况的期望以及有时还需要国际社会的援助。它们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产生了看得见的成果，然后可以对此进行庆祝或批评。相比之下,非竞争性威权政权缺乏国家层面上的竞争性选举，不会为反对派提供这样的机会或资源。
然而，这种对比排除了反对派得以很好利用的另外两种策略:圆桌会议和跨越选举和街头手段的对威权统治者的挑战。在这里，我们需要引入第二个因素:镇压程度的变化。一方面，镇压增加了反抗的代价，这意味着镇压应该是对反抗的一种威慑。然而，在这种政权环境下，地方选举可能成为反对派行动的目标。此外，镇压的成本是昂贵的，因为它迫使在位者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来回报关键盟友比如军方的支持。镇压的另一个代价是可能损害信息的质量，而这些信息是政权确保其权力掌握所需要的。许多关于威权政治的研究中忽视了威权领导人及其盟友权力的一个关键约束——即他们对自己的政治未来和现实的不确定性。由于威权体制封锁和扭曲信息，而且这些成本可能会随着压制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它们迫使领导人在黑暗中或至少在黄昏时做出决定。通过这些方式，镇压既增强了威权领导人的权力，也削弱了他们的权力。
如果将这一变量与上述的政体区别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假设：在竞争性的威权政体中，选举将成为反对派及其社会盟友向威权统治者发起雄心勃勃的挑战的关键场所。相比之下，在更具压制性的竞争性的威权体制中，即允许竞争，但仍对媒体和公共空间施加相当大的控制，并有骚扰反对派和对公民使用暴力的明确记录的政体——我们预计会出现一些不同的情况，在这些镇压性更强的环境中，要想成功地挑战选举，需要在选举后进行抗议，才能将权力移交给反对派。在这种背景下，对威权统治者的普遍挑战将把一般竞争性威权政体的选举焦点特征与另一种论点组合起来，即选后抗议。在非竞争性的威权政体中，镇压的程度也会影响政权和反对派的行为，但方式与我们在竞争性体制中看到的不同。在不那么压制性的、非竞争性的威权政体中，可能的结果将是政权与反对派之间召开圆桌会议。首先，在镇压较低的地方，反对派规模庞大，经验丰富，且相对明确，其极端主义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让位于更温和的目标。其次，这些语境中的公众了解反对派并有理由相信他们。第三，自由化的威权秩序往往是一段既有抗议失败的历史，也有随后政权与反对派之间一轮轮讨价还价的历史。这些与他人讨价还价的经验导致了目标的趋同。反复的讨价还价已经让政府中的改革派和部分反对派产生了重叠。其结果是，圆桌会议的可能性已经奠定了基础:现政权和反对派定义明确，他们彼此了解，而且他们之间有一些共同点。相比之下，更加压制性的非竞争性政权缺乏所有这些特征。例如，政权与反对派之间的意识形态界限更加分明;反对派往往规模小、支离破碎、政治上脆弱，而且往往处于意识形态的极端，公民对反对派的了解更少，也没有理由相信他们，民众和反对派都对变革不抱太大希望，更害怕要求变革。此外，由于政权的压制性，他们不太可能获得那些更自由的秩序（无论竞争性还是非竞争性）所拥有的外部资源。这些难以克服的限制加上缺乏赢得权力的选举机会，使得在政治上压制性、非竞争性的威权政权中，挑战者只能面临一个战略选择:在街头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
三、案例分析
（一）第一象限：选举模型
在三波浪潮中，有两个是“颜色革命”的参与者，这种模式是以选举挑战“独裁”统治者而没有选举后的抗议为特征的，它们是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斯洛伐克的弗拉基米尔·米契尔和克罗地亚的弗拉尼奥·图季曼所建立的政权显然是“不民主”的，在这两场选举中，政府在选举前都采取了不利于反对派的民主突破措施:操纵选举法、用肢体和言语骚扰反对派领导人和民间社会活动家、限制反对派接触媒体并利用政府职位奖励支持者和潜在选民。“自由之家”及其“转型国家”的计算结果显示，这两个国家的镇压水平低于后共产主义地区其他竞争性威权政权，比如普京上台后的俄罗斯以及米洛舍维奇领导下的塞尔维亚。由于低镇压和竞争性威权主义相结合，反对派集中力量围绕选举进行大规模动员是可能的，这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最终的结果是两国领导人和政党的更换，以及由此产生的明显的“民主转向”——这一动态得益于两项发展。其一，作为执政党领袖的米契尔和的图季曼继任者（图季曼在选举前去世）分别尊重了1998年和2000年的选举结果并离开了政府。另一种说法是，这两场选举的获胜者依次尊重随后的选举结果，也和平地离任了。
（二）第二象限：选举后抗议
这些案例的特点是选举挑战和选后抗议的结合，只有“颜色革命”符合这种模式。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发生了政治权力的转移）、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白俄罗斯（在这些国家，反对派在选举期间和选举后都曾试图夺取政权，尽管失败了）。在这些情况下，反对派候选人能够竞争选举，因此就各种政治和经济问题调动选民的支持。但是，镇压的程度比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要高得多，对这种行动的障碍也要大得多。在这两个竞争性的威权政权中，反对派政客和公民社会活动人士都试图利用选举来败坏政权的名声，并通过投票赢得民主的突破。但是，与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的情况相反，在这些更加压迫性的政治环境中，该政权不愿尊重不利的选举结果，导致其反对者也利用群众抗议来挑战该政权宣布的一些或许多选举结果，并最终要求更换政权。这个类别中的案例可以分为三个子组。
在塞尔维亚和乌克兰，政权方面使用了诸多手段，例如逮捕青年活动家、政治谋杀、滥用国家资源来达到政治目的，再加上选举中存在的大量舞弊，使得反对派很难仅依靠选举作为推翻领导层的机制。事实证明，投票和选举监督是帮助反对派在塞尔维亚赢得选举的重要工具，也是帮助乌克兰面对舞弊的重要工具。然而，直到贝尔格莱德和基辅街头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才导致米洛舍维奇辞职和橙色联盟在乌克兰的掌权。在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案例中，谢瓦尔德纳泽的辞职和阿卡耶夫的逃离让他们都没有获得连任，这两次事件更具有政变的性质，选举后的抗议活动在领导层更替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在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白俄罗斯，政治反对派和民间社会活动家也试图利用选举模式来推翻“独裁”领导人。然而，这些政权对资源的控制（在白俄罗斯，卢卡申科还有一些真正的政治支持）严重限制了反对派竞选、组织集会和积极争取选票的能力。这些案例中发生了大规模舞弊后的抗议，但不足以导致政权的改变。
（三）第三象限：圆桌会议
圆桌会议应是镇压程度较低的非竞争性政权的选择战略，三次浪潮中只有两次圆桌会议:1989年的匈牙利和波兰。在这两种情况下，共产主义政权虽然没有竞争力，但在过去二十年的共产主义统治中已大幅自由化。为了解决波兰深刻的经济问题，波兰党内出现了改革派，他们或许是出于绝望，在1989年团结一致，帮助解决该国长达10年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僵局。在圆桌谈判之前，罢工和动乱浪潮不断增加，团结工会在1989年6月仅有的部分自由选举中获胜，其结果受到非竞争性但不太“独裁”统治者的尊重，政权领导人在失败后放弃权力。这些选举显然立即导致了党和团结工会领导人在圆桌谈判中都没有预料到的结果。匈牙利1956年革命后特别是1960年代后期之后，先是一段时期的残酷镇压和大批匈牙利人离开该国，接着是一个逐步自由化的进程。包括党逐渐放弃试图控制生活的所有方面，以及逐渐扩大独立活动的空间。就像在波兰一样，持不同政见者很少受到迫害，尤其是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苏联，允许公民成立独立的组织。只有通过政权和反对派之间的长期互动，才能形成采取圆桌会议方式的决定的关键因素，从而将威权领导人赶下台。换句话说，突然的自由化（就像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一样），并没有为圆桌谈判奠定基础的政治结构和谈判经验。
（四）第四象限：民众起义
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波罗的海国家以及一些原苏联加盟共和国都属于这种情况。罗马尼亚的政权在共产主义结束之前一直很强硬和“专制”。在共产主义统治的最后几年里，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异见活动有所增加，因为统治者感到了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和“改革”政策所带来的压力，而独立的活动人士也因为前后不一的政策而变得更加大胆。特别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在胡萨克政权强行结束了1968年建立人性化社会主义的努力后，领导层缺乏经验，对所谓的“正常化”政策的承诺较少。在东德，与教会有联系的活动人士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组织抗议活动，呼吁宗教自由，并最终实现政治自由。但在这两个国家。反对派活动人士经常遭到骚扰和逮捕，甚至被殴打和监禁——这与匈牙利和波兰更为自由的政治氛围形成了直接对比。在这些案例中突出的——也是匈牙利和波兰所缺乏的——是非竞争性的“威权”政治和历史上高度的政治压迫的结合。
对于“阿拉伯之春”来说，除了地理位置和共同的历史文化根源之外，这些国家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例如，这些政权的地位不同:君主制还是共和政体、富油国还是贫油国、经济发展水平和近期经济表现的优势、反对派的规模和经验、罢工者和抗议者、这些国家的非竞争性“威权”政治形式是否采取个人主义、军事或以政党为基础的形式。它们的共同之处只在于：非竞争形式的“威权”政治与相对高水平的政治压迫的结合。换句话说，民众起义实际上是政权反对者的唯一方式。选举模式，无论是单独的还是与选举后的抗议活动相结合，都是不可能的。
（五）俄罗斯例外论：跨越式细胞
普京在2000年上台并巩固了自己对体制的掌控之后，苏联解体后叶利钦统治下盛行的竞争性政治（尽管存在严重的民主赤字）被置于该政权的控制之下，并被有效地消除了。他采取的许多削弱反对派的措施似乎都是为了阻止利用选举来动员公民投票推翻政权或抗议其操纵选举的行为。与此同时，普京因其在政治秩序和经济增长方面的成功而广受欢迎。所有这些事态发展似乎表明，如果俄罗斯人要向该政权发起重大挑战，他们将通过民众起义来实现，而不是通过表中所列的其他三种模式。圆桌会议似乎是不可能的，考虑到强制政权的资源和反对党的碎片和相对缺乏经验，所以选举和选举抗议选项似乎不太可能在。这个国家似乎在普京的指导下从竞争转变为非竞争性的“威权”政治。事实上，这也是俄罗斯反对派近年来决定将重心从试图赢得选举转向模仿共产主义时期波兰团结工会的组织活动并将重点放在较低级别的选举和与选举无关的问题上的部分原因。然而，目前尚不清楚，俄罗斯以选举为基础的动员活动是否受到了中东和北非起义的影响。有限的证据表明，该国的反对派已经团结在一个共同的意识形态、使命或一套战略。此外，俄罗斯的反对派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普京仍然很受欢迎，尤其是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反对派将注意力集中在赢得地方选举上，其目的是进入市场，让公众了解他们自己和未来的政治可能性并建设他们在国家层面上赢得选举的能力，这似乎正是俄罗斯反对派正在走的道路，正如我们在2017年莫斯科市政选举中看到的那样。俄罗斯的案例中提醒我们，竞争性与非竞争性“威权”的“硬”边界有变得柔和的可能性，从而出现抗争政治模式的变化的可能性。
四、结论
本文中提出了一个很少被提及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对于“独裁”统治者的挑战采取了不同的形式?本文确定了四种挑战方式：圆桌会议、大规模的民众起义、选举以及选举挑战结合大规模示威活动。发现两个因素塑造了动员模式：政权是竞争性的还是非竞争性的，以及政权是更多还是更少压制性的。
首先，在这项研究中，“威权主义”研究的两个主要内容十分重要，就像“威权”政治的类型在界定这些政权如何受到挑战方面似乎很重要一样，压制的程度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其次，区分两个有时相关但远非总是相关的过程是很重要的：对“独裁”统治者的挑战和从“威权主义”到民主的转变。通过关注第一个问题，我们能够区分出这些政权在许多方面受到了挑战。与此同时，我们在民主化文献中增加了一个关于过渡模式的先前问题，即挑战“独裁”统治者的模式。这里的关键是区分“独裁”统治者和“威权”统治，这种区分也为有争议的政治研究和政权稳定和过渡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桥梁。第二个问题涉及“独裁”统治者的出走，本研究有助于讨论“威权”政治类型的长期影响，这些争论主要集中在“威权”政体之间的差异如何影响这些政体的持久性及其民主变革的潜力。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增加了第三个问题：“威权”政权之间在竞争和镇压水平上的差异如何形成可能的反政府挑战模式清单。
（本文由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组织编译。所编译文章的观点不代表发布平台，请注意甄别。）
编译：李嘉伟
校对：李兴基
审校：孙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