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浩东 编译
【文献来源】Paul Cornish ,“Technology, Strategy and Counterterrorism,”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6, No.4, 2010, pp.875-888.
一、研究背景
“9·11”事件重塑了各国政府对恐怖主义的认知，并对世界格局的演变和各国反恐战略部署产生了较大影响，它成为冷战后反恐战略思维演变的分水岭。恐怖组织能够利用劫持飞机、发射导弹等高科技手段对脆弱、难以有效防御而又战略意义重大的目标进行毁灭性打击，进而对国家安全和核心价值观造成重大威胁。因此，本文认为，国际恐怖主义愈发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战略挑战，而通过发展先进技术来遏制恐怖主义，成为各国政府制定反恐战略的重要方向。
英国长期受到恐怖袭击的困扰。2005年7月，在一起针对伦敦公共交通系统的恐袭中，四名自杀式袭击者造成了52名乘客死亡和多达700余人受伤。两周后，伦敦的公共交通系统再次遭受恐怖袭击。这两起恐袭事件使得英国政府愈发重视恐怖犯罪活动，并开展了政府、警察和情报等多机构联合活动以遏制恐怖活动。随着反恐斗争形势愈加严峻，英国国家安全战略将国际恐怖主义视为对政治安全、社会安全及其盟友安全的重大威胁，强调通过先进技术手段来阻挠恐怖主义的蔓延。
二、研究问题
随着恐怖组织恐袭手段的科技水平逐渐升高，势必要求世界各国在制定反恐战略时需注意新技术不断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因此探讨科学技术与战略决策之间的关系显得愈发重要。本文所指的战略决策是指政府为了如保卫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等事宜，而使用武装力量和其他社会资源以打击恐怖主义的策划，尤其是从技术角度作为打击重点。布赞（Buzan）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应用于军事活动上的作用，他认为传统的科学技术与军事活动的关系主要是：科学技术决定了战争的烈度大小、军事威胁的性质以及使用于军事力量的结果。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恐怖袭击的“升级化”，所带来的问题是政府视角下传统的技术与反恐战略之间的关系如今多大程度上仍是有效？是否现行的反恐战略跟不上技术发展的现状而落后于时代的情况？对这些问题都需要重新思考。因此本文试图探究技术与反恐战略之间的关系，思考未来应对国际恐怖主义挑战，各国政府对于技术-战略之间的认知需要哪些新思维？本文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梳理了科学技术与军事战略决策之间的历史脉络；其次剖析了英国政府对于技术与反恐战略之间具体关系的认知演变；最后提出一个问题，即对于技术-战略关系的传统认知能否应对恐怖主义的新挑战，并对英国政府当前技术-战略关系认知的某些观点提出了质疑。
三、科学技术与军事战略之间的关系
随着技术的迭代更新，科学技术与军事战略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演变，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别：
首先在于武器的发明，如弓弩、枪械等武器的出现，这些发明及应用对于战役性的胜利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次是一些在战争中起着辅助作用工具的发明，如马镫、伪装服、无线电装备等；再次是一些对战争结果具有战略层面的影响的发明，如雷达、潜艇和战略轰炸机等；最后是一些能够改变战争范式或战争根本性质的的发明，如原子弹和信息通信技术。
一般认为科学技术和军事战略之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物质生产关系，而是具有一种更为宽泛的结构和影响。科学技术对军事战略的作用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尤其是工业时代以来，科学技术与军事战略决策的关系发生了颠覆性革新，使得科学技术愈发重要。美国内战是第一次工业化之下的冲突，整个19世纪的技术变革使得大规模战争成为可能。到了二战时期，技术的革新甚至开始改变战争形态。但就其双方的层级来讲，还是技术服务于国家战略的政治需要。但到20世纪下半叶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技术与军事战略之间的关系再次改变，对战争的性质和维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技术不再隶属于战略，且随着武器的日益进化，战争出现了“去人类化”的现象，人的作用愈发被高科技武器装备所取代。到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这一时期，科技革命使得技术与战略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质变，科技的发展不再受到政治或军事动因的刺激和推动，技术的更新开始引导军事变革。技术发展有了其自身的动力，大多来自社会和商业领域。技术引导军事变革所产生的结果是，在先前国家安全战略的框架下应用快速发展的技术进行反恐斗争变得愈加困难。因此，当下科学技术与国家安全战略之间的关系是技术引领战略。
四、技术与英国的反恐战略
受“9·11”事件的影响，为了遏制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对其国家利益的威胁，英国政府于2003年制定了名为“竞赛”（CONTEST）(an apt compression of“COuNterTErrorism STrategy”)的国家反恐战略。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也发布了一些有关科学技术与反恐战略相关的政策文件，阐述了当下英国政府对技术—反恐战略决策的认知。这项名为“竞赛”的战略安排主要包括四个部分，依次为“预防”、“追踪”、“保护”和“准备”。“预防”的目标是解决恐怖分子个人激进化问题，从源头上打击恐怖组织的招募过程；“追踪”旨在更新并整合国际反恐资源，采取具体行动打击恐怖组织；“保护”是强化入境检查，保障边境安全，降低国内关键基础设施的脆弱性；“准备”是为了确保恐怖袭击的所造成的后果能够得到及时应对和有效控制。在这四项流程中，可以发现技术元素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在“保护”阶段，政府应用新型的人员筛查技术提高了边境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安全性。
这份名为“竞赛”的反恐战略在2009年进行了重新修订。在修订版中，对其中四个部分的顺序进行了调整，改为“追踪”、“预防”、“保护”和“准备”，并强调了科学技术在应对恐怖威胁和遏制恐怖主义发展中的作用。该文件指出，科学技术是导致当代国际恐怖主义网络泛滥的四个战略因素之一，它为恐怖组织提供了通信和袭击行动上的优势。新兴技术对恐怖组织在通信、监视、侦查和武器装备升级等方面起到了助长性作用。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技术耦合于恐怖主义的一个消极影响在于：恐怖组织可能获得一些致命性的技术，如生物武器、化学武器、放射性武器和核武器等。且恐怖组织有意通过学习技术和专业知识来弥补其弱点，以获得某种程度上的非对称优势。
修订版的反恐战略认为，进行反恐斗争不应局限于政府这个单一主体。长期以来，技术的发展和创新被局限于军方、情报机构等体制内渠道。但在未来，应改变这种管理方式，政府需扩大与非政府伙伴如商业领域的技术合作。企业界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对于遏制恐怖主义所起到的作用应该由“了解”转变为“共担”，且其在反恐技术创新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应加强而非减弱。
总之，随着恐怖主义势力的猖獗，英国政府愈加重视技术在反恐战略中的作用，曾任内政大臣的约翰·里德（John Reid）认为，有必要制定一个动态、创新、综合性的应对方案以防止恐怖袭击，此外反恐技术手段的及时更新对于遏制英国的恐怖主义威胁也十分重要。
五、传统认知下的技术-反恐战略所面临的新挑战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恐怖分子运用高科技手段进行恐怖袭击的频次逐渐升高。因此，当下的问题是包括英国在内的各国政府关于技术与战略的传统认知范式能否适应国际恐怖主义猖獗的态势。
深刻的经济、社会以及军事领域内的变化能够促进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但问题是，不仅是主权国家，恐怖组织也具有科技创新及运用能力，但其使用方式不同于国家行为体。这种差异在于，对于恐怖分子来说，能改变战争格局的战略性武器和决定战役胜利的战术性武器并没有什么不同。这就意味恐怖分子可能会无视恐袭行为的技术含量高低，无视武器运用的区分度。对于对于主权国家而言，科学技术本身往往被视为目标，认为战争或武装冲突都可通过高科技手段来获得胜利，创新成为其重中之重。而对恐怖分子而言，技术可能只被视为达成恐袭目的的手段，技术水平的高低并不是其重点考虑因素。当然，这并不是说恐怖分子没有科技创新能力。事实上，恐怖分子可能拥有一种与主权国家相比，不对称性的科技创新能力。正如莱斯利·肯尼迪(Leslie Kennedy)所观察到的那样，“通常而言，不在政府视野范围内的技术创新增强了恐怖组织的威胁能力”。一方面，恐怖分子可以利用相对低技术水平的袭击手段，以达成不成比例的威胁效果，如自杀性袭击和汽车炸弹等；另一方面，恐怖组织期望通过网络渠道，获得如核武器、生物武器等战略性武器。因此这里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性，即国家的反恐战略不仅需要熟悉并掌握恐怖组织的袭击手段，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作出反应和创新，而且国家技术创新的速度必须快于恐怖组织。
就英国而言，对于恐怖组织与政府在技术创新认知上的误区可能是当前其反恐战略上的主要问题，且这个问题很难纠正。对于技术的态度，恐怖组织可能是主要强调“应用”而不是“创新”，这种对于科学技术认知的差异性不仅间接提升了恐怖组织恐袭行为的技术水平和影响力，而且破坏了创新能力有利于国家成功的假设。一直以来，英国的反恐战略体现了一种技术性的傲慢，即他们认为科学、技术与创新上的区位优势将在与对手的竞争中获得压倒性的优势。而事实上，这种认知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恐怖组织一些技术性较低的的恐袭手段往往给像英国这样的高科技经济体造成困扰。
六、研究结论
自从“9·11”事件以来，国际恐怖主义日渐猖獗，通过新兴技术以遏制恐怖主义的蔓延和应对恐怖组织的挑战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共识。就反恐方面而言，新兴技术与国家反恐战略决策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科学技术与反恐战略之间的关系是发展变化的。在二战之前，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技术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及政治规划；而在二战结束之后，随着信息革命的到来，军事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原子弹等新兴武器改变了战争形态，技术与战略的定位关系发生了颠覆性改变，技术不再受制于战略规划。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了其独立性的推动力，而不依赖于政府或者军方的刺激。到了二十世纪末，科学技术的发展几乎已经完全摆脱了国家战略的控制，各国的军事及反恐战略需要及时更新才能跟上科学技术的发展。然而当下的问题是，包括英国在内的各国政府对于技术-战略关系的传统认知范式不能较好地适应愈发“科技化”的国际恐怖主义所带来的新挑战。
第二、政府与恐怖组织对于技术在其战略决策中的认知与定位不同。在英国政府看来，发达的科技水平被视为是获取反恐斗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发展先进技术本身成为一个独立性的追求。而对于恐怖分子而言，技术因素仅被视为发动恐怖袭击的手段而已，因此恐袭手段技术水平的高低并不重要，重点是通过成功发动恐怖袭击来引发媒体和公众的焦虑，进而扩大影响力。因此，恐怖分子相对于政府拥有一种不对称影响，即政府要花费大量的资源和先进技术去遏制恐怖袭击，然而恐怖组织却不需如此。因此，关于技术与反恐战略的关系需得到正确认知，才能有效遏制恐怖组织的活动。
第三、技术应用于反恐斗争的作用应被理性看待，技术不能消除所有关于恐怖主义的威胁。但是，在遏制恐怖主义蔓延的过程中，政府正确的做法是战略上重视恐怖组织，无论其技术水平高低。
第四、近年来，高科技手段逐渐被应用于英国日常的反恐部署中，如在交通枢纽时的全身检查和针对随行物品的扫描等，这种公众层面上的技术有效地降低了恐怖主义的威胁；但另一方面，类似的反恐检查措施造成了对民众隐私的侵犯。因此，公众对于这种隐私权的容忍度成为反恐战略能否成功的一个新因素。事实上，这种容忍已经趋于常态，包容和弹性成为社会层面上抵御恐怖主义威胁的重点。因此，未来政府面临的挑战是在不夸大恐怖主义能力的前提下，保持其技术性优势，确保技术与战略的关系保持平衡。而这种平衡性能否维持的关键在于：全民反恐时代，政府能否将技术与反恐之间关系向民众进行有效输送，以赢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
编译者简介
石浩东，中共党员，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科社与共运专业硕士研究生。本科就读于北京林业大学林学专业，参与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一次；参与由北京市教工委组织、清华大学主办、北京林业大学等高校协办的“名家领读经典”、“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市级思政研讨课两次，主持撰写的团队报告两次获得北京林业大学优秀实践论文一等奖；参与共青团中央学校部组织的“青年服务国家”实践项目一次；多次参与无偿献血等志愿活动；研究生期间主持甘肃省优秀研究生“创新之星”科研项目一项。本硕期间从事过班长、团支书、兰州大学研究生会文体活动部负责人等学生工作，参与组织校篮球赛等活动，获得过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支部书记、研究生二等学业奖学金、北林三等学业奖学金、家骐云龙奖学金等荣誉称号。
董一兵，山西临汾人，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大外交智库研究员。本科就读于长治学院思想政治教学研究部，专业是思想政治教育，期间获得一次三等学业奖学金。硕士就读于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所学专业为国际政治，在读期间连续三年获得学业奖学金。硕士研究生期间发表学术文章一篇，并参加在南开大学举办的第十届国际政治经济学会议。
有恒·欧亚学术编译团队
为了解学术前沿，开阔学术视野，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以研究生“笃研”读书会为依托，组建“有恒·欧亚学术编译团队”。团队主要负责编译俄罗斯、中亚、南亚和高加索等国别与区域研究相关的外文文献，包括学术期刊论文、书评、地区热点及重大事件的相关时评等。自组建以来，编译团队已推出100余期编译作品。现有编译人员30余名，主体为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有恒·欧亚学术编译”实行组稿与自由投稿相结合的方式。欢迎校内外对欧亚问题感兴趣的本科生、研究生和青年学者投稿，投稿邮箱：zhaolx2019@lzu.edu.cn。编译作品将在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网站、微信公众平台同步刊出，一经采用并发布，即奉上微薄稿酬，以致谢意。敬请各位同仁关注、批评与指正。
本文由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组织编译。所编译文章的观点不代表发布平台，请注意甄别。本期编译得到北京海纳丝路信息科技研究院的赞助，谨致谢忱。
编译：石浩东
校对：董一兵
审校：李益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