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嘉乐
【文献来源】MonikaFrėjutė-Rakauskienė,OlgaSasunkevichandKristina Šliavaite,“Polish Ethnic Minority in Belarus and Lithuania: Politics, Institutions, and Identities”,Nationalities Papers, 2020, pp.1-18,doi:10.1017/nps.2020.80.
一、研究问题
本文分析了机构如何影响在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的波兰少数民族社区身份的形成过程，主要关注的是在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境内自认为是波兰人的群体，如何成为国家、学校以及非政府组织等机构的目标，旨在阐明这些过程是如何被机构设置和更广泛的政治背景所塑造的。作者采用自下向上的方法来研究此类机构，观察两个邻国的波兰群体成员如何利用非政府组织、学校、“波兰卡”（KartaPolaka，thePolishCard）等各种机构的作用来塑造他们的民族归属感。
二、族群、身份和机构
安德烈亚斯·威默（Andreas Wimmer）认为，建构主义学者缺乏对不同族群在不同社会中所扮演不同角色的比较解释。为什么在特定的社会和背景下，族群对个体身份、公共舆论、不平等问题等影响十分明显，而在其他情况下则不明显，建构主义对此缺乏足够的解释。本文希望通过比较研究，通过讨论族群是如何被不用机构所“利用”，使其在人们的自我概念中发挥重要作用，从而弥合这一差距。对机构的关注使我们清楚，虽然情景语境（situational contexts）和个人选择在建构族群身份过程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们不足以解释为什么族群边界在构建个人身份和群体互动中，不同情境中存在明显差别。
作为组织实体的机构构成并构建了人们的生活经历和自我认同的类别。然而，这一事实并没有削弱个人去挑战、重新解释以及拒绝制度安全的能力。相反，社会行为体的解释以及他们的行为惯例是机构赖以生存的基础。这一制度性的路径抓住了更微妙的图景，即机构如何建立并促进族群类别，以及人们如何与制度性的政策、类别和战略进行互动。一方面，本文聚焦于族群是如何被个人和由个人代表的机构作为一种工具来竞争资源的。另一方面，我们不认为族群只是在制度层面上被操纵的虚构身份，而必须将其视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过程。与此同时，我们同样关注个体如何与机构打交道，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自身的角色。
三、方法和内容
奠定分析基础的实证材料是在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分别收集的。白俄罗斯的数据收集是在关于“波兰卡”的研究项目框架下进行的，还包括对29名已经申请或正在申请波兰卡的人进行半结构化面试（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立陶宛的数据收集是基于二手资料的概述，以及在立陶宛东南部进行的集体研究项目框架下的实地工作中获得的专业知识，该项目关注的同样也是机构在塑造族群认同和族群间关系中的作用。
为了将两个独立的研究进行比较，本文使用了跨案例的方法（a cross-case approach）。本文首先讨论了我们在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独立研究的波兰少数民族社区的案例，然后确定了主题，即机构。然后，我们提出了一个研究问题：在进行研究的地区，哪些主要机构在维持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的波兰族裔身份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结果显示，教育机构、非政府组织和波兰卡是至关重要的机构（机制）。
四、白俄罗斯与立陶宛教育机构的比较分析
教育是一个与社会财产建设密切相关的部门。这一部分主要论证学校如何成为构筑族群边界和凝聚族群团结的关键因素。在立陶宛，学校一般按教学水平和教学语言进行区分。具有特定教学语言的学校通常被管理人员视为构建民族身份和归属感的关键因素。以波兰语为教学语言的学校被认为是形成或保持波兰语身份、融入波兰语文化和教授母语的关键机构。与此同时，受访者认为这些学校培养忠诚的立陶宛公民，并提供了足够学习国语的机遇，这被视为对学生在立陶宛社会的未来很重要。选择波兰学校的理由是需要接受母语教育和保存民族文化，也就是说，选择学校也是肯定一个人的民族归属感的体现。
在白俄罗斯，波兰学校在维护波兰人的身份、语言和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两次采访中，波兰学校被描述为“我们的学校”，也就是说，作为属于某个民族的机构。波兰学校也通常用来与“正规学校”（使用俄语教学的学校）做比较。用罗杰斯·布鲁贝克（Rogers Brubaker）等人的话来说，波兰学校和波兰化是有标记的类别，即“特殊、不同、他者”，而俄语学校则没有这种标记，通常被认为是“正常、默认、理所当然”的。根据采访，我们认为，进入波兰学校会有民族归属感，并使他们更为优越。
正如我们对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学校教育分析所显示的那样，在个体层面上，选择使用特定教学语言的学校意味着公开肯定一个人的族群归属，同时也带来了某些好处（例如良好的教育水平，或可能在波兰学习，或可能在波兰发展职业生涯）。在立陶宛选择立陶宛语教学学校或在白俄罗斯选择俄语教学学校的人认为，他们选择的国家语言教学质量较高。在立陶宛，学校教育经费与学生人数密切相关，族群是不同教学语言学校争夺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关键手段。在白俄罗斯，白俄罗斯政府通过干预学校的教育过程，并试图限制以波兰语授课的学校科目数量，维持了族群界限。不少波兰父母出于民族归属感，关心子女的波兰语教育，与此抗争。但更重要的是，在公共层面上，在未来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形成对白俄罗斯的波兰少数民族的集体性政治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族群边界也日益明确，学校领域成为族群关系紧张和竞争的领域。
五、非政府组织和族群身份政治化
非政府机构可以被视为塑造族裔公民身份和政治动员的工具。在立陶宛，波兰非政府组织主要通过纪念波兰独立日、建造纪念碑等活动促进波兰民族文化、传统、语言、历史记忆和宗教的存在和影响力。这些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大多受到波兰机构及其资金的影响。这些非政府组织通过个人联系，与在立陶宛代表波兰人利益的政党取得联系。可以看出，对特定族群的关注使族群成为政治动员的关键因素。这种以民族为导向的动员和资助有助于波兰人保持民族文化，但另一方面也加剧了族群之间的封闭性。
在白俄罗斯也可以觉察到波兰问题的政治化，但机制是不同的。波兰与白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影响着白俄罗斯政府对波兰少数民族的态度。白罗斯当局与波兰群体围绕“波兰人联盟”（Union of Poles）问题争论不休：在白俄罗斯当局看来，正式的联盟是在白俄罗斯领土上合法运作的联盟；波兰人认为，与官方所认可的联盟恰恰相反，波兰人联盟应该是波兰支持的组织。在立陶宛和白俄罗斯，非政府组织被视为维护波兰身份的重要代理人。这些组织往往得到波兰作为亲族国（kin-state）的财政支持，反过来又可能在波兰组织与组织行动国之间，或波兰群体与其他民族群体之间造成明显紧张关系。在制度层面，族群被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人用作波兰人公民动员和政治动员的关键因素，并从波兰吸引经济资源。在个体层面，文化、政治和经济动机也促使波兰社区成员参与波兰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但与此同时，这种明显的政治化可能会引起波兰人民的批评甚至抵制，他们更愿意让代表他们的组织限定于文化或教育领域。然而，这可能取决于总体的政治环境以及和人民之间的政治关系。
六、波兰卡
波兰卡是波兰塑造边境地区人口族群认同的重要工具，是一种域外或“模糊”的公民身份形式，主要是在一个亲属国领土上给予非居民群体一定的权利，并要求一些义务（如忠诚）作为交换。波兰政府在2007年推出了波兰卡。该文件的目标范围是有波兰血统，讲波兰语，自称波兰人，或在其社会中推广波兰语言和文化的前苏联共和国的公民。作为交换，波兰卡保证了其持有者的某些利益，例如公立大学的免费高等教育、波兰的紧急医疗保健、免费进入公共博物馆和波兰公共交通的特殊优惠，以及波兰的签证。专家认为，波兰卡是一种软实力战略，旨在推广波兰语言和文化，并在波兰劳动力市场招募知识青年。
在立陶宛，波兰卡是一个有争议的观点，同时也是政治辩论的主题。有观点认为，波兰卡的持有者对立陶宛国家形成不忠或双重忠诚。研究表明，与白俄罗斯相比，对立陶宛的波兰人来说，波兰卡可能没有那么重要。在白俄罗斯，波兰卡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白俄罗斯公民（特别是居住在边境附近的公民）的一种补偿机制。波兰卡可以为持有者申请波兰国家签证和居留许可提供某些特权。
个人选择波兰卡的原因有很多，大致可以分为象征主义和实用主义，二者相互影响。对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的波兰人而言，波兰卡兼具实用意义和象征意义，但二者的程度各异。总体来看，在立陶宛，波兰卡的象征意义更加明显；而在白俄罗斯，波兰卡的实用意义和象征意义不可分割。人们因为实用主义开始申请波兰卡，但他们也在这个过程中意识到它的象征意义。波兰卡片唤起了人们对波兰血统和波兰传统的象征性感情。波兰卡在确定和凸显族群归属的制度性角色表明，更广泛的地缘政治环境塑造了某些制度工具的功能和履行其职责的方式。
七、结论
本文研究了在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的波兰人形成民族自我认同最重要的三种机构（机制）：教育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域外公民身份（波兰卡）。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经验证据，有助于理解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的政治和社会背景如何影响波兰机构的运作以及对波兰人自我认同的影响。本文的分析方法及结果对进一步研究民族制度及其在跨界民族自我认同中的作用方面，都具有指导意义。
本文发现，机构在建构和维持族群类别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作为亲属国，波兰通过对教育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域外公民制度的投资，积极维持着民族类别，并将其作为族群归属的标志。这一方面在波兰人与其他少数族群之间造成紧张关系，另一方面也在波兰少数族群与白俄罗斯、立陶宛国家之间造成明显的紧张关系。正如本文所示，在白俄罗斯和立陶宛，波兰机构（the institutions of Polishness）强化了族群边界，使族群问题政治化。
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的波兰人如何看待波兰机构的作用，取决于两国在政治背景和地缘政治取向上的差别。在立陶宛，族群问题被广泛用于波兰社区的公民动员和政治动员；而在白俄罗斯，波兰社区远离这种政治议程，认为族群问题应该是一个文化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另一个重要区别是，与白俄罗斯不同，立陶宛是欧盟和申根区的一部分。波兰卡为白俄罗斯公民提供了更多的福利，他们不仅获得了波兰政府的特殊态度，而且还获得了欧盟居民的一些权利。而在立陶宛，波兰卡作为属于波兰民族的象征意义则更为明显。因此，尽管全球化、融合化、欧盟一体化和移民现象日益普遍，族群认同仍然是个人层面所珍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并逐渐成为国家分配资源和引导公共话语的工具。
编译者简介
田嘉乐，陕西宝鸡人，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0级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对外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本科就读于咸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专业是思想政治教育，期间获得两次校级三等奖学金。硕士就读于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专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期间发表学术论文两篇，担任校研究生会权益服务中心主要负责人和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部干事，获得三次三等学业奖学金和兰州大学“优秀研究生会干部”等荣誉称号。
校对者简介
赵柳希，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19级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会主席，学生党支部纪律委员。本科毕业于海南大学英语专业，并获得TEM-8，CAIIT三级。本硕期间曾全国英语演讲比赛、话剧之夜等校级、省级比赛，获得二等奖、三等奖；在校期间曾获得一等、二等、三等奖学金、优秀学生干部、校级三好学生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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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田嘉乐
校对：赵柳希
审校：王术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