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纵后苏联怀旧：中亚地区政治叙事与民众叙事的比较研究
陈明霞 编译
【文献来源】Timur Dadabaev, “Manipulating Post-Soviet Nostalgia: Contrasting Political Narratives and Public Recollections in Central Asi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2 July 2020, pp.1-21.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后苏联国家对苏联时代的叙事存在分歧。俄罗斯领导人普京认为苏联时代对中亚地区的经济和公共生活带来了有利的影响，因为苏联时期的政策造就了这些国家现行的政治体系，构建了这些国家的共同的遗产，如族际交流语言——俄语，共同的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身份认同及其对欧亚地区的归属感。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也认为苏联时期的工业化、高效率的行政、教育对中亚地区产生了积极影响。但相较于普京和纳扎尔巴耶夫对苏联时代的积极叙事，乌兹别克斯坦前总统卡里莫夫的叙事则相对消极，他认为中亚国家在苏联时期承受了很多族群、语言和宗教上的牺牲。由此可见，后苏联国家对苏联时代的主流政治叙事呈现出两种相互对立的评价：要么赞扬苏联时期，要么贬低苏联时期并赞扬独立后的成就。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积极支持俄罗斯构建欧亚联盟，反对这一构想的国家则利用对苏联的消极叙事与俄罗斯这一地缘政治构想保持距离。而就民众来说，许多后苏联国家的民众赞成对苏联时代的批判性叙事，认为苏联政府在语言、宗教和文化方面对民众管制太多，但也有相当一部分老年人对苏联时代充满向往和怀旧之情。
综上可知，中亚地区的政治领导人和民众对苏联时代的评价与态度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与对立。这就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如何解释中亚各国及俄罗斯领导人对苏联时代的官方叙事？第二，这些官方叙事与各国民众对苏联的看法之间存在哪些关联？第一个问题揭示了各国政治领导人的主流叙事，第二个问题则揭示了亲眼目睹苏联解体及其后果的民众对这些叙事的看法。
二、本文研究方法及中亚地区后苏联怀旧的概念化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作者首先分别概述了纳扎尔巴耶夫和卡里莫夫（从20世纪90年代末至2012年）及普京（从2011年至2020年）对苏联时代的政府官方叙事，资料来源主要是公开的媒体采访及得到授权的相关研究。这些叙事揭示了不同领导人对苏联解体及各国独立发展的不同态度。然后，作者归纳了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老年人对其在苏联时期生活经历的主流叙事，资料主要来源于详细的面对面访谈，样本主要来自于乌兹别克斯坦（2008-2011年间采访收集）、吉尔吉斯斯坦（2011-2013采访收集）、哈萨克斯坦（2013-2014采访收集）在苏联时期自己或亲属从未有过政府或政党部门工作经历的60至70岁的老年人，样本大小为每个国家75人。样本选取的理由是：这些年龄段的民众都是经历过苏联和后苏联时代的人，他们是唯一能够对两者做出比较判断的人，而年轻一代除了出版物及政府官方叙事之外对苏联的过去知之甚少。通过对政治领袖和老年公民的叙事进行对比，作者试图厘清苏联时期的统治对后苏联国家政府和民众所分别具有的意义，因为在通常情况下，这种意义要么以全面支持、要么以全面批判的矛盾形式出现的。
本文尝试比较和解释不同国家官方叙事之间的差异，以及官方叙事和民众认知的构建过程。本文超越已有研究之处在于：本文对影响公共叙事的因素做出了归纳和解释，而外交政策规划显然只是影响公共叙事的因素之一而非全部。作者进一步指出，外交政策优先级只是政治领导人在任职期间所形成的认同的结果，而这些认同与公众对政治叙事的接收和形成存在一定程度的对立，这种对立在后苏联国家显得相当重要，因为在这些威权国家里，公众言论很少能被听到，且往往被政治叙事所噤声。
目前的研究将“怀旧”定义为对现在的拒绝和对过去的情感依恋。一种类型的怀旧通常以回忆的形式出现，反映了对过去的特殊依恋。与此相对应的，另一种类型的怀旧则更关注人们对当下生活的态度，而非过去。大量文献认为，过去的创伤事件可以通过影响态度、价值观和身份来塑造人们对现在的看法。然而，本研究表明，受访者对现在的高度不满影响了他们对过去的理解，导致了对苏联时代的理想化。从某种意义上，对老年人而言，怀旧也是一种针对有问题的当下的防御机制，而这一机制则与对后苏联时代的政治和经济的重新评估有关。
作者遵循斯维特兰娜·博伊姆（Svetlana Boym）在《怀旧的未来》（译者注）中所提出的“怀旧”的概念框架，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怀旧：修复型怀旧（restorative nostalgia）和反思型怀旧（reflective nostalgia）。其中，修复型怀旧寻求“恢复”过去，并试图重建旧系统，而反思型怀旧则只是幻想“美好的旧时光”。在这篇文章中，普京的言论非常类似于一种恢复型怀旧，纳扎尔巴耶夫则徘徊于恢复型怀旧和反思型怀旧之间，与此对应的另一个极端则是像卡里莫夫这样的前共产党人，他们变成了民族主义的政治领导人，在情感上以一种消极的态度来怀念过去，以至于对怀旧变得“过敏”，对苏联时代的经历怀有心理创伤。与政治领导人相比，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普通民众更趋于反思型怀旧。虽然其中一些受访者可能因为对勃列日涅夫时期所受到的“好处”的怀念而表现出恢复型怀旧的特征，但本文将其归于反思型，是因为他们表达了对现在的强烈不满，以及对美好旧时光进行的“象征性告别”与“仪式性致敬”。
在这样的政治叙事和公众回忆中，与怀旧对象的距离常常表现为承认过去永远无法恢复，但它仍然值得尊重。在这个意义上，公众所表达的怀旧情绪，实际上是一种“对历史失败者的理智同情，而非伤感的无知”。对许多人的选择性记忆来说，在当下这个极度不稳定的时代，在新一代的“他者”之间，老一辈人对现在的拒绝和对过去的理想化形成了建构“自我”的唯一机会。这一构建“自我”的过程，包括时间和空间上的两组对比：与记忆中过去的“自我”形成对比的自我，以及中亚国家与其他“好的”或“坏的”他者形成对比的自我。比如阿富汗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坏的”他者，是后苏联国家应该极力避免的发展道路，而中国则通常被视为一个“好的”他者，是可以模仿和渴望成为的发展道路。
三、官方叙事及政策导向
后苏联国家政治领导人对苏联的过去及其对当下影响的官方叙事，大致可分为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以俄罗斯领导人普京的叙事为代表，他对苏联的解体感到遗憾，并认为这是20世纪最具灾难性的事件，而且暗示如果可以，他最想阻止的事情就是苏联解体（2018,指采访时间，下同）：“任何不为苏联的解体感到遗憾的人都没有良心，任何想要恢复苏联的人都没有脑子”（2010）。普京认为前苏联的模式已经过时，但仍有值得怀旧的东西。对其而言，苏联解体不仅意味着“祖国”的丧失，还引发了其对于低效的经济、社会及意识形态体系的创伤性记忆。普京希望能够推动后苏联空间的整合和一体化，认为这是一种再次“收复”俄罗斯领土的努力（2020）。所以，对于普京和支持其观点的人来说，苏联解体并不是民族的终结，而只是俄罗斯历史上频繁出现的又一次“收复”失去的祖国的阶段之一（2010）。就如历史上蒙古人对俄国的入侵和统治、法国拿破仑对俄国的战争、俄国参与一战及其导致的两次革命和帝国的崩溃、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的入侵等。在所有这些案例中，俄罗斯被描绘成一个遭受攻击、被迫防御并最终获胜、从“侵略者”手中“解放”其领土的国家，而苏联的解体被以类似的方式所叙述着——俄罗斯被西方的承诺和自由理想主义所“背叛”和“愚弄”。
普京的怀旧叙事推动和塑造了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后苏联空间一体化，即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国统一经济空间。按照普京所说，这一项目不仅对俄白哈三国、而且对后苏联空间所有国家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普京认为欧亚经济空间更远大的目标，在于实现更高层次的一体化——欧亚联盟。普京表示，建立欧亚联盟并非复兴苏联，因为试图恢复和复制已经过去的东西是幼稚的，但基于新价值的政治和经济的紧密融合是必然的。这是因为，各国有着苏联的共同遗产——基础设施、业已建立的工业专业化、共同的语言、科学与文化。他据此认为，对这些公共遗产的有效利用符合所有后苏联国家的共同利益，而建立欧亚联盟则是各国在全球社会获得应有地位并实现成功和繁荣的途径（2011）。
对于普京的这一地缘政治构想，中亚国家领导人的立场和态度因各国的地理位置、民族构成以及对俄罗斯依赖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与俄罗斯接壤且国内民族成分中俄罗斯人占比较重的哈萨克斯坦，其首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支持普京后苏联空间的欧亚一体化愿景。对纳扎尔巴耶夫而言，如此既享受苏联解体使中亚国家获得独立的满足感，同时又对苏联解体对各国造成的历史挑战感到忧虑。表现在具体政策层面，纳扎尔巴耶夫在任期间一直徘徊在对苏联保有一定程度的情感依恋和怀旧情绪与对本国去殖民化的坚定承诺之间。他试图在俄罗斯对苏联的强烈怀旧和中亚地区其他民族主义国家政权的孤立主义之间保持了一定的平衡，主张从务实性经济合作的角度看待欧亚一体化愿景。
卡里莫夫则是欧亚主义和粉饰苏联政策的公开反对者，且对苏联帝国有着强烈的“反感”情绪。正如卡里莫夫曾经指出的：“今天，前苏联地区的某些势力正在以一种新的形式试图恢复苏联，而我们的人民已经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自己的命运和未来，已经尝到了自由的空气，永远不会再回到旧的意识形态和过去”（2015）。在普京和纳扎尔巴耶夫的信念中，怀旧和依恋苏联时代是因为过去与现在和未来有着很多联系，而在卡里莫夫的信念中，更应该维持和珍惜当下的自由生活，并使它免受他人的侵犯。因此，卡里莫夫坚定反对俄哈两国所支持的欧亚一体化愿景，并表示不会再回到依赖和依附的状态，不会加入任何旨在恢复旧制度的联盟（2015）。为明确表述对于欧亚主义的态度，卡里莫夫喜欢重复“我们的人民喜欢这样一句话，在进入某一扇门之前，想想你将如何走出它。”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象征着卡里莫夫对苏联过去的拒绝，把苏联时代看成是乌兹别克斯坦历史上的殖民时期。
总体来看，普京、纳扎尔巴耶夫和卡里莫夫都有一定程度的公众支持。例如，东京大学亚洲高级研究所在2019年对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约800名大学生(每个国家400名)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普京的支持率在乌兹别克斯坦约为80%（31.5%对其领导有一定信心，52.1%对其领导有充分信心），在哈萨克斯坦约为70%（37.1%有一定信心，51.1%有充分信心），其次是纳扎尔巴耶夫，在哈萨克斯坦的支持率为27.4%有一定信心和50.5%有充分信心，在乌兹别克斯坦为36.5%有一定信心和14.5%有充分信心。然而，下文将指出，这种对领导者的压倒性信心不一定会扩大至全体民众，尤其是老年群体。
四、公众叙事及主要依据
中亚地区的普通民众对于苏联时代的怀旧情绪与政府的官方怀旧情绪并无必然的相关性。虽然中亚各国领导人惯常利用怀旧情绪来动员民众，但民众的怀旧情绪通常与苏联的现代性观念、族群间融合、超越族群的团结、苏联的自由模式及苏联的社会契约有关。换言之，与官方的怀旧情绪是基于地缘政治构想和目标不同，民众的怀旧情绪更多的是基于其日常生活的需求和体验。
（一）苏联的现代性
对于受访的一些老年人来说，他们之所以对苏联时代保有怀旧情绪，不是因为他们在新独立的国家中遭受了社会和经济利益的损失，而是出于对失去苏联现代性理想的遗憾。苏联的现代性有一种明显的吸引力，它超越了苏联的边界，代表了非西方概念化的现代性尝试。据受访者所言，苏联现代性模式的吸引力在于政策和日常生活的稳定改善。对这些人来说，这种改善在勃列日涅夫时代（1964-1982）达到了顶峰，虽然后来的许多历史学家将之称为停滞时期，但对于当时的普通民众来说，这段所谓的“停滞时期”却是他们人生中的“黄金时期”。事实上，对于受访的老年人来说，不仅在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生活有所改善，在整个苏联时期生活都有所改善，因为他们相信，即使是在诸如苏联初建和20世纪30-40年代这些比较艰难的历史时期，苏联政府也采取了措施来保障包括中亚各加盟共和国在内的民众的生存条件。
很显然，上述受访者的观点与卡里莫夫等领导人所叙述的苏联压迫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当然，上述受访者关于苏联过去的回忆确实都是有选择性的，不包括20世纪30年代的饥荒、战争年代的粮食短缺、赫鲁晓夫治下的农作物歉收、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治下的食品和消费品短缺等。很显然，对于许多受访者来说，固定在他们记忆中的，大多是一些有关进步和改善的正面的、积极的回忆。因为许多人认为苏联时期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根源于许多其他的因素，而不是苏联政府，这再次与卡里莫夫等领导人的官方说法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情况可能与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教育有关，也可能因为民众感觉苏联政府兑现了有关提升教育和生活水平的承诺，因此对政府怀有较高程度的信任。
虽然普通民众在苏联时期经历了各种限制和问题，但他们仍对当时的日常生活感到满意。例如，即使是对于苏联历史上最具争议性人物之一的赫鲁晓夫，受访的哈萨克斯坦农民也从其政策所产生的正面后果的角度来评价其历史功绩，而这又不同于纳扎尔巴耶夫对苏联农业政策的评价。受访者认为，正是由于赫鲁晓夫的“处女地运动”这一良好政策才解决了当时的粮食危机，并使哈萨克斯坦成为了当时仅次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苏联第三大粮食生产国。当然，其他受访者对这些农业政策的整体态度既有肯定、也有批判。总体来说，他们更倾向于评价苏联时期的相对价值（相较于当前是更好、还是更坏），而非绝对价值（是好的、还是坏的），他们肯定和赞扬苏联时期免费的教育和社会保障体系，表示当下由于生活繁忙而没空读书、努力工作却入不敷出。
由此可见，普通民众对苏联时代的公众叙事，与不论是普京或纳扎尔巴耶夫，还是卡里莫夫的官方叙事都没有直接关联，相反，苏联时期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的政策才是公众叙事的主要来源和依据。
（二）苏联的自由模式
在受访者的回忆中，他们会不自觉的将苏联时期的自由和后苏联时期的自由与权利进行比较，比较的结果通常都是认为现在并不比过去拥有更多的自由和权利。因为苏联时期有各种委员会和党的地方分支机构，导致苏联政府显得更开放、更透明，也更容易接近。而在后苏联时期，不论是普京或纳扎尔巴耶夫、还是卡里莫夫，其统治下的国家对民众自由的限制有时甚至超过了苏联政府的威权统治。这一观点与后苏联国家的欧亚主义或孤立主义并无关联，只是代表了老年民众对失去苏联生活经历的遗憾与悲伤。
此外，访谈中突出了两个概念——确定性和对未来的信心。受访者普遍认为苏联时期的政府充分提供社会服务、民众可以充分就业、不缺少工作且工资可以被完全支付，这些让其感觉“相当自由”，因为他们不用太担心“明天”，每个人都试图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在公众的回忆中，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和行政限制似乎是次要的，相比于当前的自由，他们更喜爱苏联时期的自由，这首先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民众的参与感有关，其次则与他们对自由的理解和接受有关。虽然苏联时期民众的政治自由程度不高，但对许多人来说，他们拥有一种“确定的未来”，这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免于物资匮乏的限制，其重要性超过了政治自由。因此，对许多人来说，后苏联国家的自由模式并不优于苏联时期的自由模式，因为对于个人而言，其在当前面临的限制仍然与苏联时代一样多，但政府承担的责任却已显著减少。
（三）“发达社会主义”时代的社会契约
根据受访者的表述来看，他们认为苏联时期的控制和牺牲构成了某种类型的社会契约，因而接受共产党和政府作为政治决策者。对于持此类观点的受访者而言，这种接受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们自己并不渴望积极参与政治。同时，这种社会契约的另一面是，政府向民众保证，只要民众勤奋工作且不干涉政治，其就可获得应有的回报。在这一契约下，一个人可以通过一步步接受学校教育最终成为共产党组织中的一员。成为组织的一员既有积极影响，亦有消极影响，消极影响主要是仪式化的官僚手续，积极方面则与对人民共同利益的真诚信念与努力有关，而这些积极方面则主要代表了后苏联时代老年民众的怀旧与回忆，尤其是强有力的政府职能、政府组织和公共生活中的“纪律”与“秩序”。这些则与后苏联时代各独立国家的现状形成对比，目前各国普遍存在政府职能缺失、腐败、经济困难等现象。
关于这一社会契约，虽然并没有任何正式的官方文件提到，但可假设如下：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所谓“发达社会主义”时期，政府关心民众的日常生活及社会和经济需求，并确保满足他们的需求，民众反过来也接受政府所施加的政治限制。总之，与独立后各国出现的问题相比，许多受访者认为苏联时代的许多限制是有益于民众的“必要的恶”，因此，尽管存在不满，但这种不满从未发展成对政府或政党的反抗运动。事实上，这种不满程度并不高，通常都只是民众之间的互相抱怨。最终，人们普遍得出结论认为，在苏联时代，政府向民众提供各种社会福利以换取民众的服从，而在后苏联时代，民众对政府的服从换来的只是政府对民众的公开剥削。
（四）族际融合与族际团结
苏联时期的族际融合指的是不同族群间的联姻以及各族群传统与苏联传统的融合。这种融合，将减少族际依恋并最终导致新的族际身份——苏联人的形成。因此，政府鼓励民众在苏联境内广泛旅行并与其他族际和文化的人交往，也鼓励不同加盟共和国之间的教育交流，有能力的人可以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主要城市的各个大学之间流动。而对比后苏联时代，中亚人前往俄罗斯更多的是为了找寻工作机会而非教育。此外，征兵制度也促进了苏联不同地区不同族群间人员的交流。在后苏联时代，许多受访者将多元文化主义列为苏联最大的成就，而多元文化主义的丧失则是他们对苏联解体最大的遗憾。
事实上，对于许多中亚公民来说，对苏联时代的评价以及由此产生的怀旧情绪也与苏联的成就和假设苏联政府不存在时的发展情景的比较有关，而阿富汗则经常被拿来作为对比。对于许多受访者来说，中亚各国正是得益于苏联时期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从而避免了成为像阿富汗那样的“消极的他者”。与之相对应的，中国当前的发展模式则被认为是一个“积极的他者”，一个可供选择的现代化模式。
五、研究结论
本文围绕不同主体对苏联时代的不同叙事，即后苏联国家政治领导人的官方叙事和老年民众的公众叙事进行分析和对比。经过考察，作者指出：第一，在政治领导人出于服务特定政策目标的官方叙事中，苏联历史成了一个有争议性的话题。在这个层面上，政治领导人的叙事言辞并不一定是对过去的真实反映，而往往是基于特定政治目标的一种公众动员的手段，具有某种“修复型”怀旧的意味。第二，不论是政治领导人的叙事还是民众的叙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他们在苏联时代形成的身份认同的结果。这些身份是由他们对“自我”和“他者”的理解所决定的，攸关他们在苏联时期的亲身经历。这些身份，一方面塑造了他们对苏联时代价值和意义的叙事基调，另一方面也影响了他们对当前时代的看法。第三，就政治领导人对苏联时期的态度和立场来看，他们游走于对苏联过去的倾佩（普京）、对苏联成就持有所保留的赞赏（纳扎尔巴耶夫）和对苏联时期的全盘否定（卡里莫夫）之间。第四，与政治领导人的官方叙事相比，老年民众叙事中的怀旧情绪并非出于政治性或工具性目的，而应该从借助过去反思当下这一角度来理解这种怀旧情绪。
编译者简介
陈明霞，中共党员，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本科和硕士分别就读于兰州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专业。硕士期间发表学术论文三篇，主持校级科研项目一项。
校对者简介
李兴基，中共预备党员，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18级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熟练掌握法语与英语。本科就读于辽宁大学法语系，担任班级体育委员一职。曾获得辽宁大学“悦读之星”荣誉称号，单项奖学金一次。2019-2020学年担任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会副主席，筹备协调兰州大学研究生2019春季多院篮球赛，负责协调兰州大学2019年研究生秋季运动会，组织筹划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19年元旦晚会。曾获得兰州大学“优秀研究生会干部”荣誉称号；兰州大学二等、三等学业奖学金各一次；荣获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年风雅萃英奖学金；荣获兰州大学第十三届学术年会暨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第三届学术年会征文大赛二等奖。曾参与外交部“阿富汗加入上合组织可行性分析”项目撰写。研究兴趣为；中亚国家对外政策、阿富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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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陈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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