昙花一现！欧亚地区的“独裁”政权和“颜色革命”
李嘉伟 编译
【文献来源】 Evgeny Finkel and Yitzhak M.Brudny, “No more Colour! Authoritarian Regimes and Colour Revolutions in Eurasia”, Democratization, Vol.19, No.1, 2012, pp.1-14.
一、研究问题
2000年至2005年，“颜色革命”横扫了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克兰的“独裁”（authoritarian）和“半独裁”（semi-authoritarian）政权。这些“革命”的形式包括：和平抗议、民主化诉求、选举监督、选后大规模抗议等。然而，颜色革命仅在最初的部分地区取得成功，后续的模仿并未促使政权更迭。更重要的是，在没有发动“颜色革命”的欧亚国家，政府采取被称为“反颜色保险”（anti-colour insurance）的政策来避免政权更迭，俄罗斯、白俄罗斯、阿塞拜疆、伊朗和几个中亚“独裁”国家的精英们试图通过其中部分策略来减轻“颜色革命”的威胁，即打压政治反对派，限制选举竞争，以及从意识形态方面将颜色革命的思想列为“异端”。因此，作者认为理解防止民主策略与理解促进民主的策略同等重要。
本文的目的是提供一个概念框架，通过观察六个系统应用民主预防策略的国家，并对这些策略进行比较和深入分析。文章围绕一个关键问题构建概念框架：尽管其领导人拥有不同的制度设计、经济结构和资源，但欧亚大陆的“独裁”国家却为何采用了类似的民主预防战略？
基于对后苏联国家和伊朗反“颜色革命”政策的分析发现，这些国家研究了“颜色革命”中常用的民主促进方法，并设计了专门应对的策略。因此，“颜色革命”的“模块化”性质和形式决定了所采取的民主预防政策，并最终帮助阻止了政权的更迭。虽然作者确实观察到在这个过程中策略选择的一些变化，但他认为，“独裁”政权所采取的政策和修辞组合方案，取决于其对政权生存威胁和反对派力量的感知强度。
二、关于“颜色革命”的学术讨论
在过去几年里，“颜色革命”研究得到了更多学术关注。乐观派认为这些政权更迭的案例是真正的民主突破并将产生实质性、积极和永久的影响，另一些学者则更为谨慎和怀疑，对“颜色革命”提高相关国家民主质量表示悲观，同时，许多人都参与了关于“颜色革命”的起源的激烈讨论。然而，尽管人们对“颜色革命”有着浓厚的学术兴趣，但对于那些没有被推翻的、大致类似的“独裁”政府的行为，人们却没有进行充分研究。从方法论上讲，这种现象使得部分成果针对“颜色革命”国家的批判性研究，而并未关注未发生“颜色革命”的案例。作者认为，“独裁”政府的政策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分析。此外，更广泛地研究“颜色革命”和民主化的学者必须认识到，正如维塔利•西利茨基（Vitali Silitsky）指出的那样：“民主派和革命派并不是唯一可以从过去学习并应用新知识来实现其政治目标的人”。事实上，他们的对手似乎已经掌握了民主转型的模式和技巧，以便阻止这种“传染病”在他们的边境蔓延，如果忽略如何防止“革命”的话题，对“颜色革命”的分析将是不完整的。
那么，为什么一些“独裁”领导人在抵御“颜色革命”的威胁方面比其他人更成功呢？卢坎•韦（Lucan way）提出了一个以结构为中心的观点，由于强调了结构因素，这种解释忽略了（或认为与此无关）实际当政者的“反颜色革命”政策，这些政策往往不侧重于加强执政党、强制机构或统治者对经济的控制。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政府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做了大量努力，例如指出民主组织和意识形态的反国家和掠夺性质。劳伦斯•马科维茨（Lawrence Markowitz）指出，在塔吉克斯坦，统治精英的软弱和分裂实际上促进了政权的稳定。此外，在后共产主义地区很少存在具有革命传统的政党，而唯一享有革命遗产的政党—共产党，通常被排除在政府之外。
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更细致的视角来解释“独裁”统治者如何应对威胁。除了基于少量明确论述“颜色革命”未能实现政权更迭的文献，作者还建议使用现有的关于成功的“颜色革命”的文献作为理解“反颜色革命”政策的基本理论框架。关于“颜色革命”的成因和起源的研究可以分为几类：宏观层面的方法侧重于影响“颜色革命”成功与否的结构性因素；中观观点强调了地方层面行为者的重要性，例如不满的商人愿意并能够为反对派提供资金、后勤和媒体支持；微观层面（和最被忽视）的角度关注决策个体、心理因素和参与大规模抗议的动机。
三、本文的理论选择
作者将“独裁”政府对“颜色革命”的反应进行了分类。面对政权更迭的威胁，“独裁”统治者依赖于五大战略中的至少一项：孤立、边缘化、分配、镇压和说服。“独裁”政府可以通过拒绝外国非政府组织的登记、拒发选举观察员的签证、关闭和审查媒体渠道等方式，试图使自己远离不受欢迎的外部影响。它可以通过修改选举法来限制反对派领导人接触大众媒体，从而将反对派边缘化甚至完全消灭。它会用一种非常负面的眼光来看待反对派，比如认为他们贪婪、腐败、不爱国，是外国势力的爪牙。此外，它可以奖励忠诚者，也可以收买重要或潜在威胁的团体。它还可以通过扣缴精英和商人的利益、租金或收入对他们进行惩罚，迫使挑战者流亡海外，或将他们监禁或想办法让其消失。最后，政府可以试图让民众相信，反对派的民主理想与该国的历史、传统和身份格格不入，反对派是由外国安全机构资助的，或者声称反对派的行动是受美国和西方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驱动的。
作者认为，每一个策略都可以应用在宏观，中观和微观的水平。因此，可以通过切断该国与西方的联系（宏观层面）、限制外国非政府组织在该国运作的能力（中观层面）或拒绝向个别记者或选举观察员发放签证（微观层面）来实现隔离。同样，镇压也可以针对整个社会或具体团体，如反对党、个别民主活动人士或抗议者。
本文关注五个后苏联“独裁”国家——阿塞拜疆、白俄罗斯、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之所以选择这些国家，是因为它们代表不同的地理区域（欧洲、高加索、中亚），并且在领土大小、自然资源、政权类型、社会发展水平、卷入内部和外部暴力冲突程度、以及更普遍的政权力量和政权稳定方面各不相同。此外，每一个国家都至少目睹过一次成功的“颜色革命”，从而加剧了当局的威胁感。作者还关注了伊朗，尽管它位于“颜色革命”发生的地区之外，与任何“革命”国家都不共享边界，但对伊朗的关注提供了后共产主义空间之外的案例。作者通过提供一系列定性的、以国家为重点的研究，旨在探索潜在的反民主化政策的整个频谱，从防止精英阶层从顶层分裂（阿塞拜疆）到在社区层面建立监督机构（乌兹别克斯坦）；从残酷和暴力地“镇压”抗议者（伊朗）到使用非常有限的武力（白俄罗斯）；从举行大规模集会（俄罗斯）到担心任何形式的大规模动员（塔吉克斯坦）。
本文提供了关于“独裁”主义反应和政策的广泛视角，关注政府的说服和意识形态建设（白俄罗斯，俄罗斯）或宫廷政治（阿塞拜疆），补充结构性解释（塔吉克斯坦）或试图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中间立场。虽然强制和镇压在“独裁”政权抵抗民主化的尝试中确实发挥了作用，但没有政府只依赖赤裸裸的强制。各国在创建和促进现有政权的意识形态基础方面的努力各不相同。与此同时，这些国家都采取了旨在使政府在意识形态上合法化的政策，这些政策或者是促进一种独特的民主（俄罗斯），或者是在经济上有效（白俄罗斯），或者仅仅是为了消除广泛的混乱（塔吉克斯坦）。经济是政府预防活动的另一个重要领域，作者主张对经济问题、腐败的程度和客户网络的密度进行更详细的检查——这些主题在关于“颜色革命”的文献中经常被忽视。乌克兰的情况清楚地表明，经济增长本身不足以阻止一场“颜色革命”，另一方面，社会和货币利益的定向分配被证明是威权政府生存的一种更有效的策略。
四、案例检验
俄罗斯采取了多种措施以应对挑战，例如设立声称代表民间社会的国家赞助机构、选举法改革以及削弱反对党并使其边缘化。然而，主要的焦点是研究关键的民主促进手段，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以对抗潜在的“颜色革命”。支持普京的青年运动“纳什”（Nashi）和创建官方国家意识形态是最突出例子，而这通常被学者们所忽视。与俄罗斯不同，白俄罗斯确实经历过“颜色革命”，卢卡申科政权不需要过度使用暴力来抵御挑战，原因在于非民主政权可以而且经常得到真正的民众支持。卢卡申科利用了苏联遗产，成功地说服了民众相信该政权的效率和权威。
伊朗政府也进行了大量的说服努力。由于受到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推动民主言论的威胁，伊朗明确将“颜色革命”视为美国推翻其伊斯兰政权的手段。尽管对美国慈善家和许多支持民主的非政府组织的财政支持方——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的敌意在欧亚大陆的威权国家普遍存在，但最为明显的敌意还存在于伊朗，索罗斯在那里被称为“密谋推翻伊朗政权的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资本家”。伊朗的例子也可以提供一个在后苏联地区以外的重要比较案例，它允许我们检验以下论点：“颜色革命”本质上是后苏联时代的反抗，或者“颜色革命”的成功受到1991年私有化改革的影响。
在塔吉克斯坦，任何大规模动员的企图都会受到怀疑。因为这让人们想起1990年代导致血腥和毁灭性内战的大规模动员，内战的一个后遗症决定了塔吉克斯坦政府的反应性质。乌兹别克斯坦威权主义稳定的秘密不仅仅在于政府有能力和意愿压制其反对者，而更在于将这种压制与广泛分配物质利益和吸纳地方和传统机构相结合。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分析还表明，有必要超越目前对“颜色革命”研究的城市偏见。“颜色革命”无疑是一种城市现象，首都城市是政府和反对派之间冲突的主要场所。但与此同时，农村和小城镇的人口也在“颜色革命”的成败中起着决定作用，这些群体也应该被纳入分析。然而，依托于地方和传统机构，也许是防止“颜色革命”的成功策略，但却不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在阿塞拜疆，阿利耶夫家族生存和巩固的主要焦点是防止统治精英之间的分裂。相比于那些生活在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阿利耶夫认为在大城市的有钱人更具威胁。
本文的主要发现之一是这些国家的政府采取的战略遵循了类似的逻辑：孤立、边缘化、分配、镇压和说服，具体政策是由政权感知到的对政权生存威胁的强度和反对派的力量所决定的；二是“颜色革命”对于欧亚地区的“独裁”和“半独裁”政体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颜色革命”在“独裁”精英中造成了强烈的威胁感，驱使他们在各自国家采取防止可能发生“颜色革命”的政策。此外，案例研究还表明，尽管许多活动家、学者和政客们曾希望点燃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但对于“颜色革命”的恐惧（至少暂时）使得现有的“独裁”和“半独裁”政权在政治上更加封闭、压抑而并不倾向于民主化改革。
文章显示了俄罗斯对非政府组织的限制、取消独立选举监督以及反自由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白俄罗斯猛烈的反西方宣传和对反政府抗议参与者的长期监禁威胁；塔吉克斯坦缩减民主改革的力度是因为它担心该地区会发生“颜色革命”。此外，虽然欧亚大陆发生新的“颜色革命”的危险似乎已经过去，但旨在帮助“独裁”统治者挫败潜在政权被推翻危险的制度和政策总体上仍然牢固存在。
五、结论
本文旨在通过将“颜色革命”的分析扩展到没有经历政权更迭的案例，并论证哪些因素促成了欧亚大陆“独裁”政权的存活，从而对有关“颜色革命”、民主化和“独裁主义”的研究做出贡献。本文提出了一个关于独裁者对民主化威胁反应的新模型，并观察不同的非民主国家如何应对民主化的挑战，还强调了将对“独裁”统治者生存策略的分析扩展到制度、立法和经济领域之外的必要性，并研究了专制政权在维护统治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说服策略，这个特殊的问题试图证明“独裁”学习的重要性和“独裁”政权的能力。在当前（2011年末）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发生大规模抗议的浪潮下，了解“独裁”统治者应对民主化挑战的机制是学者们的当务之急。我们希望本期特刊的文章不仅可以丰富我们对“颜色革命”以及“独裁主义”对“颜色革命”的反应的认识，也为以后的研究铺平道路，并将研究从后苏联空间扩展到其他地区。
编译者简介
李嘉伟，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19级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在《俄罗斯研究》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一篇。荣获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一等学业奖学金一次，二等奖学金一次；荣获兰州大学第十二届学术年会暨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第二届学术年会征文大赛三等奖；荣获兰州大学第十三届学术年会暨政治组国际关系学院第三届学术年会征文大赛三等奖。荣获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首届“萃英杯“欧亚研究研究生论坛一等奖。研究兴趣为：抗争政治。
校对者简介
李兴基，中共预备党员，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18级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熟练掌握法语与英语。本科就读于辽宁大学法语系，担任班级体育委员一职。曾获得辽宁大学“悦读之星”荣誉称号，单项奖学金一次。2019-2020学年担任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会副主席，筹备协调兰州大学研究生2019春季多院篮球赛，负责协调兰州大学2019年研究生秋季运动会，组织筹划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19年元旦晚会。曾获得兰州大学“优秀研究生会干部”荣誉称号；兰州大学二等、三等学业奖学金各一次；荣获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年风雅萃英奖学金；荣获兰州大学第十三届学术年会暨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第三届学术年会征文大赛二等奖。曾参与外交部“阿富汗加入上合组织可行性分析”项目撰写。研究兴趣为；中亚国家对外政策、阿富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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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李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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