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共产主义国家的转型
（“颜色革命”系列之七）
李嘉伟 编译
【文献来源】 Michacl McFaul, “Transitions From Postcommu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6, No.3, 2005, pp.5-19.
【作者简介】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cl McFaul），俄罗斯问题专家，前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曾任奥巴马总统的特别助理，胡佛研究所彼得和海伦·宾高级研究员，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
【期刊简介】《民主杂志》是西方世界研究自由民主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旗舰出版物。自1990年创刊以来，该杂志致力于动员社会活动家和知识分子对世界各地的民主问题和前景进行批判性考察。。
Michacl McFaul
Journal of Democracy
一、研究问题
共产主义的崩溃并未直接带来欧洲和前苏联国家走上自由民主发展道路的结果。从1989年到20世纪90年代的头几年，波罗的海三国、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西部的群众民主运动通过选举胜利巩固了自由民主。然而，这些迅速而成功的民主突破只是个例外。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东部（1992年后简称为斯洛伐克）在共产主义垮台后并没有很快地实现自由民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欧盟的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把这些国家拉上了民主的道路。但是，在远离西欧的地方，就没有如此强大的亲民主力量。在1994年白俄罗斯总统选举之后，中亚大部分地区已经形成了全面的“独裁”统治，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前苏联国家都实行了“半独裁”和部分民主。
然而，民主从2000年起以始料未及的方式、在意想不到的地点获得了新活力。2000年10月,塞尔维亚民主力量推翻“独裁者”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三年后，格鲁吉亚总统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遭到民主动员的影响而下台。2004年，在一场类似的戏剧性事件中，乌克兰民主党推翻了即将离任的总统列昂尼德•库奇马精心挑选的接班人。这三个国家的 “民主突破”案例彼此相似，但是却与其它民主过渡或革命有所不同。首先，在这三个国家，导致政权更迭的导火索都是一场舞弊的全国选举，而不是一场战争、一次经济危机、统治精英的分裂、外部冲击和国际因素，抑或“独裁者”的死亡。其次，民主党挑战者动用了额外的宪法手段，只是为了捍卫现有的民主宪法，而不是为了实现对政治游戏规则的根本改写。第三，每个国家都曾经有一段时间目睹挑战者和在位者相互竞争。第四，所有这些“革命”局面都没有出现大规模暴力。
这些“民主突破”的另一个显著之处在于，几乎没有分析家提前预测到它们的发生。这对许多人来说似乎是一个奇迹。在一些情况下，探索“革命”成功的共同因素和普遍规律是我们预测未来“民主突破”的最好方法，这不仅在前苏联空间适用，在其他地区可能也适用。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求同法”（method of similarity）指出，在不同的场合中出现一个共同的结果，可能是由一个相似的自变量引起的。基于这种方法，作者总结了2000年塞尔维亚、2003年格鲁吉亚、2004乌克兰发生“民主突破”的七个必要条件，这些必要条件将成为未来“颜色革命”研究借鉴和批判的基础。
二、主要内容
作者认为“颜色革命”成功的七个必要条件包括：“半独裁”政权、不受欢迎的现任领导人、团结和有组织的反对派、独立的选举监督能力、小部分独立媒体、群众动员、“武装力量”的分裂。
（一）“半独裁”政权
“半独裁”政权的特点是，具有民主的形式却缺乏真正的民主。现任领导人维持政权的方式是操纵选举，这种方式也是导致政权崩溃的软肋。相比成熟的“独裁”政权，“半独裁”或“竞争性独裁”政权对民主化更加开放。因此，国家内部存在少量的多元主义和反对派，这被证明是“民主突破”的关键所在。
（二）不受欢迎的现任领导人
实现“民主突破”的第二个必要条件是现任领导人的支持率下降，这是本文探讨的三个国家与俄罗斯（普京总统一直备受欢迎）或墨西哥（处于半威权统治鼎盛时期）等国家不同的特征之一。民意调查显示，到2000年夏天，塞尔维亚米洛舍维奇总统的民众支持率不到30%。在2001年的采访中，82%的格鲁吉亚人表示自己的国家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
（三）团结和有组织的反对派
团结和有组织的反对派似乎是第三个对“民主突破”至关重要的因素。团结程度在不同情况下差异较大，因此人们可能会质疑它作为一个因素的必然性。尽管如此，在每一种情况下，一个能够替代现任领导人的反对者似乎都很关键。
（四）独立的选举监督能力
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实现“民主突破”的第四个关键条件在于，在投票结束后，非政府组织能够迅速地提供“准确”且“独立”的投票结果。
（五）小部分独立媒体
独立媒体能够传递有关假选票的消息并动员众多的民众抗议活动。多年来，这样的媒体机构和“勇敢”的新闻人士一直在报道“半独裁”领导人的不法行为。在取得突破的时刻，尽管在任领导人为保住自己的权力做出了最后努力，但是自主媒体在触发变革方面仍发挥了重要作用。
（六）群众动员
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实现“民主突破”的第六个关键因素在于，反对派有能力动员大量的抗议者、挑战“伪造”的选举结果、迫使“违反选举规则”的政府下台。
（七）“持枪家伙”的分裂
“武装力量”（guys with guns）是指国家的军队、警察和安全部队。他们中一部分人与现任领导人保持着距离，以此来表明选择暴力镇压即使能站住脚、也是有风险的。在这三个案例中都发生过“武装力量”的分裂，尽管分裂规模和暴力程度在每个案例中有所不同。
三、结论
相较而言，其他因素不如这七个因素那么重要。例如，经济发展水平在上述“民主突破”过程中并没有发挥导向性作用。尽管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财富增长与中产阶级与民主化的出现之间存在着长期的正向关系。但是事实表明，乌克兰的中产阶级不断壮大、经济增长日趋强劲，而塞尔维亚和格鲁吉亚却遭受着严峻的经济创伤。然而，经济因素并不是两国发生“革命”的导火索，相反，这纯粹是政治因素——投票舞弊——引发的事态演变。
西方的“民主援助计划”在这三个案例中都发挥了明显的作用。至于哪些援助促进了“民主突破”、哪些援助阻碍了“民主突破”、抑或哪些援助没有影响，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超出了本文所涉及的范围。可以肯定地说，外国援助在这三个国家的“民主突破”中没有独立地发挥作用，而是通过增加或减少上述七个因素的相对价值促成了“革命”的成功。除了选举监督以外，即便没有西方的“民主援助”，每一个因素依然是存在的。
另外，各国反对派提出的积极呼吁和重要纲领似乎也相当重要。在任何情况下，问题的核心都是摆脱“不受欢迎”和“极不诚实”的现任领导人，而非为了支持一些具体的新政策。因此，民主思想在动员选民和抗议者方面所起的作用在每个案例中也不尽相同。相反，这三个“成功”的动员都构建了令人信服的反对思想——那就是“受够了!”，这句话被狠狠地扔在了当权者的面前。
从这些“民主突破”中汲取教训时，必须认识到它们具有很多必要条件，仅仅存在其中的几个因素不太可能产生同样的结果。“民主突破”是一个开端，它们本身并不能确保成功地巩固民主。我们看到，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反民主”僵局被打破了，但是这些重生的民主仍然可能再次发生停滞甚至逆转。
翻译：李嘉伟
校对：李兴基
审定：孙秀文
（本文由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组织编译。所编译文章的观点不代表发布平台，请注意甄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