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外交政策中的地位与情感

（俄罗斯外交中的情感系列之六）

杨鹏飞、崔嘉佳 编译

【文献来源】Tuomas Forsberg, Regina Heller, Reinhard Wolf, “Status and Emotions in Russian Foreign Policy,”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47, Nos.3-4, 2014, pp. 261-268.

【作者简介】托马斯·弗斯伯格(Tuomas Forsberg)，芬兰坦佩雷大学管理学院；雷吉娜·海勒(Regina Heller)，德国汉堡大学和平与安全政策研究所；莱因哈德· 沃尔夫(Reinhard Wolf)，德国法兰克福歌德大学政治学系。

一、引言：俄罗斯及其地位诉求

   后冷战时期，对大国地位的追求主宰了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普京担任总统期间，俄罗斯在捍卫国家利益和追求大国地位方面更加强硬，“乌克兰危机”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许多学者认为，在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议程中，国家地位问题事实上比单纯的经济和安全问题更为重要，缺乏对俄罗斯大国地位的承认是俄罗斯拒绝与西方合作的主要原因。一方面，俄罗斯的反复无常和对抗行为是基于一种对大国地位的痴迷心理；另一方面，对地位的重视是俄罗斯应对后冷战时期西方漠视态度的自然反应。地位问题通常会导致次优决策，因为此时的决策由情感而非理性驱动。

   基于此，不仅需要研究俄罗斯对地位的追求对国际关系理论意味着什么，同时需要审视现有的理论方法对分析俄罗斯外交政策提供了哪些新见解。这里涉及一个问题，想要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应用于俄罗斯外交政策研究中的学者必须对既有的论断予以回应和辩护：一是俄罗斯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二是对于理解俄罗斯而言，历史-文化背景和当前政策实践远比复杂的理论演绎更为重要。事实上，以往许多著名的外交政策分析理论方法——从操作码（operational code）到战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都是在俄罗斯或苏联研究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而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实证分析则从各种理论中寻求到灵感和概念工具。因此，理论和实证方法应并行不悖、相互支撑。此外，追求大国地位并得到国际承认，不仅对俄罗斯政治精英有着空前的吸引力，同时也是所有国家和行为体都关心的问题。因此，关于“地位”的探讨将为俄罗斯外交政策研究以及更广泛的国际关系研究开辟新的议程。

   本文的第一部分将阐明国际地位研究的理论空白。在第二部分中，本文将概述追求地位的驱动因素和逻辑，特别考虑“身份”理论、心理学方法和现有的关于情绪的研究。本文提出的“地位”研究议程源于国际关系及相关理论，为研究俄罗斯外交政策中地位、身份和情感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工具箱，尤其是俄罗斯对西方的外交政策。在第三部分中，将呈现学术共同体提出的核心问题，并归纳总结相关学者的重要发现。

二、国际地位研究的理论缺失

   对地位的追求一直被视为国家在世界政治中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政策分析中并没有得到清晰的阐述。对于古典现实主义来说，地位问题是国际政治中的关键问题，但是并未形成关于声望或地位的理论。关于“地位”重要性的论述往往是模糊或相互矛盾的，比如说汉斯·摩根索，尽管他强调了声望的重要性，但却认为“声望”很少是、也不应该是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

   几十年来，“地位”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并不是一个突出的主题。结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论方法关注物质生存和经济收益（将“地位”视为军事和经济能力的主要功能），而建构主义则强调身份和国家行为规范的重要性，地位并未成为建构主义研究议程的关键概念。反而，“身份”被理解为一个定义适当的角色和规范的范畴，或者是决定“他者”是敌是友的自我概念。因此，对于国家对其社会地位的巩固或挑战的反应方式，建构主义者没有任何论述。

   但是，建构主义对身份和规范的关注为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中“地位”的理论化提供了一个背景。如果“地位”是基于主体间的理解再现而非客观属性，那它就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完美范例。如今，建构主义拥有许多分支，其中对心理学的关注尤其适合“地位”研究。一些与外交政策研究密切联系的理论为国际地位研究提供了一定的价值，比如角色理论、外交政策心理学等。这些理论方法可以通过结合其它学科中的地位理论来进一步深化，社会学中的社会认同理论和自我验证理论尚未在国际关系中得到充分应用。情感研究的成果则为进一步理解国家、民族地位及个人地位的集体归因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关注权力和经济利益等物质因素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包括由此产生的安全与合作的动力。然而，这些研究视角并未完全穷尽“地位”的关键维度和基本要素。“地位”必须被视为一种积极的独特身份、身份验证和积极的社会归因。此外，追求地位通常被描述为情绪化或“非理性”的行为，更好地理解地位和情绪是如何相互关联的，将有助于理解对外政策表面上的不一致性。

   在国际关系中对“地位”进行更系统的研究将会增进我们对若干具体问题的了解，这些问题与决策者高度相关：（1）在当今世界政治中，什么构成了地位？它们是由主要国家共享还是竞争的？（2）是什么决定了外交决策精英在多大程度上将追求社会地位作为内在目标？而对这种内在目标的追求超越了对物质能力或权力职位的获取；（3）外部对地位的承认何时会抑制一国对物质能力或恭敬待遇的追求?（4）内部身份验证（即对一国地位的国内共识）何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替代外部验证?对一个国家假定地位的自信言论何时会助长对外部验证或更高地位的渴望?（5）不同类型的国内机构，比如特定形式的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抑制国内对“外国不尊重”的广泛愤怒对外交政策产生的影响?

三、社会地位的驱动因素和逻辑

   关于社会地位的理论很难概括，一方面是理论视角的多元性，另一方面则是相关概念的模糊性和重叠性。为了从宏观的角度来研究俄罗斯的地位诉求，必须考察国际关系中“地位”包含哪些因素。社会地位可以大致定义为行为体在特定社会群体或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它依赖于后者关于行为体在社会或等级中所占相对位置的共识。因此，地位及其的相对重要性是社会建构的，经常受到质疑并处于变化之中。对“地位”的研究表明，行为体对地位的重视既有工具性原因，也有其内在动机。首先，更高地位意味着更大的社会影响力，从而更容易获得社会分配的资源；其次是良好的自我感觉。在追求地位的欲望中，定义工具动机和内在动机在地位诉求中的相对作用是不容易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只有当更多的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时自尊才变得重要，而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很少出现这种需求。也有人认为，人们往往是为了自尊而奋斗，而不仅仅是为了增强物质利益。

   地位和自尊的内在价值是由情感承载的。除了工具价值，“地位”具有强烈的情感成分。当外部认可个体的成就或积极品质时，个体将会体验到积极的情绪，比如满意或感激；而当他们的地位没有得到“应得”的承认时，也就是当外部没有承认他们自己认为的高度时，他们会感到愤怒。在后一种情况下，人们会觉得他们应得的社会地位和尊重被剥夺了，因此愤怒是对感知到的蔑视所作的典型即时反应。虽然关于“地位”的心理学研究主要针对个人或者小群体，但是这些研究发现也同样适用于国家行为体。严格意义上的国家既缺乏意识也缺乏感情。但是，国家是由或多或少认同“他们的”国家和/或民族的个体组成的。因此，广泛的国内群体所共有的强烈的归属感——一种“我们感”——可以带来普遍的同质化的观念、信念、规范和政治偏好。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即使是对一个庞大的、无定形的 “想象的共同体”的认同，也会使人们真正体验到某种情感纽带。更确切地说，他们共同维系着群体成员的原型性情感。根据群体间情绪理论，情绪属于一个身份，而不是一个生物个体。

   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和其他国际行为者总是试图改善和捍卫他们的地位。这种行为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情感需求驱动的，但是由于争夺主导地位会带来物质回报，因此这些行为并非完全是非理性的。然而，国家通常也会以和平的方式追求其地位野心，通过模仿某个群体成员的品质和行为，获得公认并进入这个更高地位的群体。即使高级俱乐部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导致这些“社会流动”策略失败了，这个国家仍然能够保留参与“社会创新”的选择余地。如果上述两种路径都行不通，雄心勃勃的国家可能会使用武力，让不妥协的其他国家被迫接受它的地位诉求，即改为实施“社会竞争”策略。最终，国际社会的规则和性质决定了地位冲突的程度，地位竞争广泛存在于缺乏认同地位分配规则的社会中。然而，在大多数时代，对于一些重要的地位标准至少有一个粗略的共识，因此，一个国家的地位问题不仅是关于它在体系中的地位，而且是关于判断一个国家在体系中地位的标准之争论。

四、俄罗斯对西方政策中地位问题的追踪和解释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大国地位的丧失和该国政治精英对大国地位的诉求之间产生了矛盾。与此同时，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中的地位等级一直处于不稳定且备受争议的状态。因此，尽管我们认为地位诉求是所有国家都关心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对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尤其重要。普京的外交政策也出现一个悖论：即重视务实利益，又以“地位”为导向。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务实的策略会把地位的问题搁置一旁。因此本文以国际关系理论为基础提出“地位”的研究议程，为研究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

   本期特刊主要涉及“地位”的三个研究议程：第一，俄罗斯地位问题的本质，既在特定情况下地位诉求对俄罗斯政治精英的意义。安德列·齐甘科夫(Andrei Tsygankov)将“荣誉”概念和俄罗斯地位诉求联系起来，而雷吉娜·海勒(Regina Heller)更喜欢用“尊重”来突出俄罗斯的地位诉求，前者关注总统演讲，后者通过对科索沃战争研究表明，除了决策之外还应该看到决策者的情感因素。汉斯·史密斯(Hanna Smith)从地位不一致理论指出，被视为国内政策和政权稳定问题的两次车臣战争，也起到了向外部世界证实俄罗斯强大的作用。安妮·克鲁南(Anne Clunan)认为俄罗斯人民是其地位诉求的主要受众。第二，俄罗斯在国际关系中的角色和地位嵌入和派生于集体身份的模式。奥尔加·马林诺娃(Olga Malinova)认为俄罗斯对西方的怨恨和自身的自卑是俄罗斯追求大国地位的重要因素。马尔克·乌尔诺夫(Mark Urnov)提出大国认知概念——即俄罗斯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和角色的共同愿景——在当今俄罗斯外交政策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第三，社会地位和政策选择之间的联系。社会认同理论有助于理解俄罗斯如何选择特定的身份，黛博拉·韦尔奇·拉尔森(Deborah Welch Larson)、阿列克谢·舍甫琴科(Alexei Shevchenko)以及安妮·克鲁南(Anne Clunan)认为，积极自尊可以解释身份选择。

   综上所述，从地位理论角度可以理解为什么俄罗斯过去经常与欧洲大国发生不稳定的关系，以及为什么俄罗斯现在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建立关系，但也与欧盟或北约等西方机构建立关系。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坚持认为俄罗斯的地位应该和过去一样。由于人口众多、国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俄罗斯在传统物质上的地位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另一方面，它似乎总是缺乏某些文化标志，因此在欧洲列强中处于高度模糊的地位。由于俄罗斯加入西方社会的标准一直在变化，“社会流动”成为俄罗斯不稳定的地位战略。西方外交官和决策者未能认识到俄罗斯的主观地位，因此解决地位困境的必要性变得越来越重要。乌克兰危机的爆发最能体现俄罗斯的大国诉求。迄今为止，西方愿意承认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只是基于现有的规范秩序。这似乎并不能让俄罗斯满意，因此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持续冲突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本文由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组织编译。所编译文章的观点不代表发布平台，请注意甄别。）

编译：杨鹏飞、崔嘉佳

校对：李兴基

审校：孙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