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吉斯斯坦的2005年和2010年“革命”：
大众动员的比较分析
(“颜色革命”系列之三)
李嘉伟 编译
【文献来源】 Azamat Temirkulov, “Kyrgyz ‘Revolutions’ in 2005 and 2010: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ss Mobilization,” Nationalities Papers,Vol.38, No.5, 2010, pp.589-600.
【作者简介】 阿扎马特·特米尔库洛夫（Azamat Temirkulov），吉尔吉斯斯坦中亚美国大学国际与比较政治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安全、军控和冲突过程研究。
一、问题提出
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出现大规模反对阿卡耶夫“独裁政权”的运动，最终导致总统下台并外逃，这一事件被称为“郁金香革命”。就在五年后的2010年，接替阿卡耶夫的巴基耶夫总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造成这些冲突的原因是国家主要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统治精英的利益在于维持现状以及保留对资源分配的控制。所有可用的法律手段（例如选举、控制媒体、立法活动等）以及非法手段（例如行政资源和暗杀反对者等）都被用于这一目的。反对派精英的利益则是创造对他们更有利的资源再分配，他们利用各种各样的合法和非法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例如参加选举、大规模动员和暴力占领国家机构等）。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探讨2005年和2010年群众动员的异同。在此，按照克雷格·詹金斯（Craig Jenkins）的解释，“动员”被理解为“一个团体为了确保集体行动所需的资源而进行集体控制的过程”。因此，主要的问题是该团体在动员之前所掌握的资源，该团体集中资源并将资源投入社会变革的过程，以及外来者增加资源的程度。这两次群众动员具有相似的原因，但具体的动员方式有所不同。为了验证这个假设，作者分别探究了2005年和2010年群众动员的原因和机制，主要关注政体类型和对反对派的迫害，最后讨论动员所采取的具体方法。
吉尔吉斯斯坦可以被归类为“新世袭制国家”。根据约翰·伊什亚玛（John Ishyama）的观点，新世袭主义（neopatrimonialism）通常在食利国盛行，原因有二：（1）由于商业精英的所有收入均来自于海外，所以他们依赖于领导人；（2）通过原材料出口获取的大量资金足以满足统治精英和部分人口的需求。吉尔吉斯斯坦缺乏出口原材料的自然禀赋，而当局又试图建立一个新世袭主义政体，这就要求占用国家薄弱经济的所有重要资源。这种尝试激怒了2005年以前和2010年以前的商界和政界反对派精英。而统治精英为了阻止大规模抗议活动的爆发，采取了多种恐吓、压迫和迫害手段，这些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导致了社会不满情绪的增加。
为了详细阐述这两种动员的机制，作者基于资源动员理论（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理论关注一系列背景因素的进程（资源管理决策、组织动态和政治变化等），将问题、行为体和限制因素作为给定条件，转而将重点放在行为体如何发展自身战略以及如何与环境相互作用。社会运动的出现及其行动的结果被视为是偶然的、开放的过程，它产生于行为体在权力关系和相互冲突的背景下所采取的具体决策、战术和战略。本文对这两个动员案例的研究侧重于社会运动对支持者的吸引方式。克拉克和威尔逊在《激励系统：组织理论》（Incentive Systems: A Theory of Organizations）一书中提出了三种选择性激励：一是物质性激励（例如，工资这样的物质奖励以及生命威胁、经济报复这样的物质惩罚）；二是团结性激励（主要来自交往的行为，包括社交、亲和力、群体成员感和认同感、维持社会差异等）；三是目的性激励（它与团结性激励一样是无形的，但侧重于分析联合的目的，而不是简单的联合行为）。
尽管一些政治家普遍认为，吉尔吉斯斯坦的反对派活动主要是由于经济因素，例如经济疲软等，但是以“动员”为视角的研究表明经济因素没有发挥重要作用。据统计，大规模动员发生在经济增长时期，而非经济危机时期。因此，在这两场“革命”中，总体经济气候并非决定性因素。然而，经济资源再分配的不公平、贫富差距的拉大和失业等这类经济因素直接影响了社会抗议活动。此外，经济因素的说法是反对派用来激发社会不满情绪的工具。
二、2005年的群众动员
2005年的“郁金香革命”是继塞尔维亚、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之后的第四次“颜色革命”，最终导致了执政15年的阿斯卡尔·阿卡耶夫总统辞职。自独立以来，吉尔吉斯就有一个有效的政治反对派。对反对派的日益支持和该政权的衰落源于自由民主思想的发展以及对代理政权进行批判的公民社会机构的建立。
（一）社会抗议的原因
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阿卡耶夫被广泛认为是自由主义者，因此吉尔吉斯斯坦被称为中亚的“民主之岛”。但是，1996年、1998年和2000年全国公民投票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增加了总统的权力，大大限制了议会的权力。在操纵宪法之后，阿卡耶夫参加了第三次竞选并赢得了2000年的选举，从而迎来了一个日益“独裁”的统治时期。这就形成了社会抗议的第一个原因——总统的独裁倾向引起了公众的不满。
第二个原因是，总统的家人参与了国家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决策过程，同时，政治权力为获得经济资源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这就导致了该国的各大行业整合在总统家庭手中，引发了整个社会对大规模腐败的严重不满。据经济学家统计，阿卡耶夫家族在掌权的14年间积累了大约5-10亿美元的财富。
对反对派领袖、抗议者和独立大众媒体的迫害是激发社会抗议的另一个因素。例如，2000年民族主义政党“自由吉尔吉斯斯坦”的前领导人托普丘贝克·图尔古纳利耶夫（Topchubek Turgunaliev）事件，2001年反对派政党领袖费利克斯·库洛夫（Felix Kulov）事件，2002年议会委员会秘书阿兹别克·别克纳扎罗夫（Azimbek Beknazarov）事件等等。
（二）群众动员的机制
“郁金香革命”以及其他“颜色革命”都是由不同的政治力量（政党、运动等）和公民社会（包括非政府组织）一起造就的。然而，吉尔吉斯斯坦“革命”的特殊性在于赞助网络和传统机构发挥了非常“积极”甚至是主要作用。在“郁金香革命”动员之初，反对派集中力量动员现代国家固有的资源——政党、非政府组织、人权捍卫者网络和媒体等。但是，这些资源不足以有效和全面动员人民，并且与其他“颜色革命”不同的是，在吉尔吉斯斯坦，大多数抗议者不是首都的政治居民，而是各省的居民。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是通过赞助网络和地方一级的传统机构被动员起来的。
2005年的议会选举产生了一批对选举组织方式不满的议会候选人，他们开始利用赞助网络、传统机构和动员方法来吸引支持者（其中大多数是亲戚、朋友和同乡）。发生在外围的独立动员是通过赞助网络而运作的，赞助网络又以传统团结为基础并且要为其追随者创造物质性和团结性激励。由此，“长老”这一传统机构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作为非正式行为体并产生团结性激励，因为吉尔吉斯部族政治的一大特点就是“长老”作为地方传统的合法性权威。另一方面，赞助网络和传统机构与地方非政府组织进行了密切合作（比如积极的信息交流、非政府组织为动员参与者的权利提供保护）。这样一来，正式和非正式机构的相互作用在地方一级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抗议，反对派在人民联盟的支持下把这些不同的动员地点联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共同的激励目标：推翻阿卡耶夫。在成功实现共同目标之后，不同的赞助网络开始为获得资源而相互竞争，从而结束了全国性的群众动员并开启了持续数月的政治不稳定。不同的战略集团继续着群众动员活动，追逐着权力更迭所未能触及的利益分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一时期一些领导人遭到大规模的支持或反对，以及为什么赞助网络无法平息和停止群众动员的进程。
总结来说，在2005年的“郁金香革命”中，正式和非正式的机构（往往是传统的）都被用作群众动员的机制。这些机构是由追求各自物质结果的赞助网络运作起来的，并通过提供物质性和团结性激励来吸引支持者。不同的动员中心通常出现在外围，反对派控制了这些动员地区，并把他们团结在推翻现有政权的共同目标下。他们建立了有目的的集体激励机制，鼓励抗议者团结起来。在达到共同目的之后，他们缺乏一个统一的因素，对立力量之间重新开始出现公开的矛盾和冲突。
三、2010年的群众动员
（一）社会抗议的原因
在经历了2005-2007年间的动荡和大规模抗议之后，巴基耶夫成功地改革了宪法并巩固了自己的权力。2010年上台的临时总统罗扎·奥通巴耶娃(Roza Otunbaeva)在担任议员时指出：“如今，有五名巴基耶夫在‘白宫’工作，属于权力的最高层”。他们掌控着国家的战略性产业——金矿、发电、电信，甚至社会基金。一些国营公司被巴基耶夫总统的小儿子马克西姆以极低的价格私有化了。这些事实导致了整个吉尔吉斯斯坦社会不满情绪的普遍增加，这种情绪直到2010年4月才明显地爆发出来。政治反对派和独立的大众传媒受到无情的“压制”，进一步引起了社会的严重不满。新政权设法消灭掉反对派的大多数领导人，很多人被“监禁’，还有人逃跑或‘神秘失踪”。同样的方法也被用于自由大众媒体：关闭独立的出版商、杀害记者等。大约20名反对派政客和记者逃离了吉尔吉斯，指责巴基耶夫的恐吓政权。
此外，在2008-2009年间，政府和当地企业无力解决世界经济危机带来的问题。2010年底，政府做出了一个不受欢迎的决定，提高了包括能源、供暖和移动通信在内的公共服务的税收。2010年2月，供暖成本上涨了400%，电费上涨了170%。这种情况导致了贫困阶层不满情绪的激增，进而加剧了政治权力的斗争。
总的来说，导致第二次抗议浪潮出现的原因与前一次很相似，即巴基耶夫上台后同样没有摆脱家族政治的惯性，也同样对反对派人士和媒体进行严酷的“镇压”。因此，从原因来看，两次抗议浪潮都是积压的矛盾爆发出来的结果。
（二）群众动员的机制
2010年3月17日，反对派召开了全国性议会并向当局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巴基耶夫家族下台，恢复私有化的国有企业以及降低税收。由于当局不愿对此做出回应，反对派决定在2010年4月7日再召开一次全国性议会。然而，由于缺乏独立媒体、各项资源有限、社会的政治冷漠以及反对党派的软弱，这场议会以失败而告终。
一些人认为，诸如社会主义党“祖国”、自由主义党“白鹰”以及社会民主党等反对派会进行一场暴力的权力更迭。2010年4月6日，反对党副主席博罗特·谢尔尼亚佐夫被逮捕，刺激了塔拉斯地区大规模的动员活动。作为回应，当局威胁要停止一切“非法行动”，并在比什凯克地区逮捕其他反对派领导人。这些镇压不仅在地方引发了大规模动员，首都也不例外。当局使用武器对付抗议者并杀害了数十人，这种方法并没有使人民放弃反抗，反而使更多人加入了抗议活动。
与2005年不同的是，这次的动员并没有组织，而是心怀不满的人民自发的集体行动。他们没有发出呼吁、不做演讲也没有派发传单，没有政治或组织上的领导人。只有一些不满的人，他们手持棍棒和石头，有些拿着从警察手中夺来的武器。爆炸、受伤和死亡都未能驱散甚至哪怕是限制人群的抗议。与之前持续一个月的抗议相比，整个大规模抗议在两天内就结束了。与“郁金香革命”不同的是，这些抗议者不是反对派的积极支持者，大多数人只是对杀害民众感到愤怒。
四、结论
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两次社会抗议的原因是相似的。新世袭主义统治及其衍生的产物——对主要资源流动的垄断——导致了商人、政治精英以及广大民众的不满。“压迫”反对派领导人和独立大众媒体，以及侵犯人权和公民自由，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满情绪。这些“虐待”恰恰是在社会不平等的背景下发生的，穷人越来越穷，而统治精英则以极低的价格侵占国有企业。这些因素合力增加了各阶级群体的抗议意愿。
但是，两次抗议的群众动员机制存在明显的不同。在组织层面上，2005年有组织的大规模动员与2010年4月7-8日的自发抗议活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郁金香革命”以及其他“颜色革命”是由各种政治力量（政党、运动等）和非政府组织造就的。“革命”的特殊性在于赞助网络和传统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政治力量、非政府组织、赞助网络和传统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实现了群众动员，进而使权力发生了更迭。
物质性和团结性激励在2010年的群众动员中并未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2005年的“革命”中，数以百计的人通过物质性和团结性动机被动员起来，他们大多数人是反对派成员，要为自己的领导人进行抗议。在2010年的抗议中，当反对派人士被杀害的消息传出时，群众受到了目的性激励而被动员起来，成千上万的抗议者聚集起来。社会对“独裁家庭”的统治及其压迫反对派的行为极其不满，对巴基耶夫政权所犯的谋杀罪行十分愤怒，这些情绪是2010年4月7日成千上万人来到中央广场的主要动机（表1可以佐证这些发现）。
编译：李嘉伟
校对：李兴基
审校：孙秀文
注：本文由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组织编译。所编译文章的观点不代表发布平台，请注意甄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