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奇宏 编译
【文献来源】Mariya Pak, Filippo Menga, Daniel Feuer & Austen Dowell (2020), State—run media outlets in Central Asia: external regime legitimation through regional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framing, Central Asian Survey, 39:3, 378—397.
文章内容
引言
任何政权都需要一定程度的合法性（legitimacy）和支持，以确保其长期的安全性。因此，政权采用各种策略来获得支持并使其合法化。合法化的政权身份对于中亚这些年轻的共和国尤为重要。而对外政权合法化（External regime legitimation）是帮助政府实现政权稳定的策略之一，这一策略旨在获取国际支持，从而进一步支持国内政治体系。外部合法化可能包括以下一些或所有活动：与世界领导人互动，加入国际组织，邀请非政府组织参与，提供作为国际调解人的服务，以及参与和平建设活动。
在控制型政权中，聚焦于国家政策和行动的国际层面的新闻报道可以作为对外政权合法化策略的一部分。新闻机构可以通过推广国际社会对政权支持的新闻来强化政权。因此，大众传媒似乎与对内和对外政权合法化策略都相关，这些策略相辅相成，彼此强化。
沙茨（Schatz）根据中亚地区政权合法化的研究得出结论，哈萨克斯坦自1990年代初以来就采用了对外合法化策略。沙茨指出，哈萨克斯坦的前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频繁访问西方，鼓励设立外国使馆，并提出和平与安全安排——所有这些举措都旨在传达哈萨克斯坦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并与之合作的信息。纳扎尔巴耶夫利用其作为和平维护者的国际资历，将其政权塑造成国内多族群社会和谐安宁的缔造者，从而实现其政权合法化。
尽管我们知道许多国家，包括哈萨克斯坦，已采用对外政权合法化策略，但仍然存在问题：如今中亚国家在何种程度上使用这些策略？本文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亚国家向外部受众传达了哪些信息，以为其国内政权寻求合法性？具体而言，我们通过研究这些国家在区域关系中的政策框架建构与政权合法化实践的关联来探讨这个问题。
本文为研究中亚地区的威权主义和合法化问题做出贡献，并阐明中亚统治者的主要关切是保持权力。我们分析了中亚观察（Central Asia Watch）收集的新闻数据集，该项目系统地分析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国有媒体发布的新闻报道。由此，我们说明了中亚国有媒体如何应用合作框架来报道区域互动，以增强执政政府的合法性。我们的研究成果不仅在学术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还可以帮助采用国有信息来源的公民、政策制定者和投资者更好地评估他们从中亚地区获得的信息。
理论框架：对外政权合法化与媒体框架
所有政权，无论是倾向于“民主”还是“威权”，都需要一定程度的合法性以确保其长期稳定。因此，政权采用各种策略来获得支持并使其存在具有合法性，包括意识形态、个人魅力、选举、政绩、国际参与、外部合法化以及其他合法性手段。这些策略高度关联且可能共存。而格劳沃格尔（Grauvogel）和冯·索斯特（Von Soest）认为，政权必须运用多种合法化策略，以构建更强的合法性基础。
伯内尔（Burnell）将对外合法化策略定义为通过获得其他国家的国际认可和支持（无论是物质的还是象征性的），在国内构建合法性。为增强其对外和对内合法性，政权可以通过进行国事访问、开设使馆、加入国际组织、主动参与和平与安全谈判以及推动国家之间的合作等方式进行国际互动。政府通过各种沟通工具，特别是媒体渠道，宣传其对外合法化，以获得对其政权的支持。
媒体作为一种政权合法化工具，它通过“框架化”（frames）或组合叙事，以推广对事件的特定解读。因此，记者的框架化在编写新闻中具有重要作用：他们对“语言、引用和相关信息”的选择，会刻意强调事件的某些特征。此外，新闻框架对议题正面或负面的呈现会影响公众对特定政策的支持。无论记者多么努力地保持报道的客观性，框架化都是不可避免的。所有记者在向公众传播新闻之前，都必须对其报道进行框架化。
学者将框架分为两大类：实质性框架和程序性框架。实质性框架在报道政治事件、问题和行为者时，至少执行以下两项基本功能：将某种影响或条件界定为问题，确定原因，传达道德判断，以及支持某种解决方案或改进措施。相比之下，程序性框架的关注范围更狭窄，功能也更聚焦，它们根据政治行为者的方式、成功与否和代表度来评估其合法性。卡拉汉（Callaghan）和施奈尔（Schnell）将框架分类为两大类。尽管他们的框架类型与恩特曼（Entman）类似，但他们区分了具体议题框架和通用框架。他们进一步将具体议题框架细分为主题性框架和情节性框架：主题性框架将政治问题或事件置于特定的背景中，而情节性框架则集中在特定的事件或人物上。通用框架则以宽泛的方式描述概念，并可以作为特定政策问题的更广泛框架。
研究方法
我们采用定量内容分析法，研究中亚某国官方新闻机构——作为国家推进其政权合法化的重要工具——如何在报道地区互动时运用对外政权合法化策略。分析单位为单篇在线新闻报道。数据由我们的研究团队通过中亚观察（CAW）项目收集，本项目跟踪了中亚地区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新闻数据库，重点关注国家间冲突与合作的相关报道。本研究分析了2016年1月到2017年12月期间的数据。
为了研究这五个国家的报道方式，我们从每个国家选择了一个国有新闻机构进行分析。此外，我们还选择了一家西方媒体机构进行比较，以获得更为客观的媒体视角。我们分析的六个新闻机构分别是：哈萨克斯坦的国家新闻社——哈萨克国际通讯社（以下称Kazinform）；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官方通讯社——卡巴尔通讯社（以下称Kabar）；塔吉克斯坦的国家信息社——霍瓦尔通讯社（以下称Khovar）；土库曼斯坦国家新闻社的电子报纸机构——《土库曼斯坦黄金时代》（Turkmenistan Golden Age，以下简称TGA）；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通讯社——乌兹别克通讯社（以下称UzA）；以及由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以下简称RFE/RL）。
2016年与2017年之间报道的趋势变化
我们按新闻机构和年份进行了框架分析。首先，我们观察了2016年与2017年之间，关于该地区国际关系的报道是否发生了变化。在四个新闻机构中，通过合作框架（CCS +1和+2）报道的新闻数量在2016年到2017年间都有所增加：UzA增长了135%，RFE/RL增长了103%，TGA增长了62%，Khovar增长了23%。Kazinform的报道变化不大，仅增加了3%。总体而言，通过冲突框架（CCS −1和−2）报道的新闻非常少。TGA和UzA没有报道任何冲突事件。Khovar只报道了一起负面事件。Kazinform、RFE/RL和Kabar是仅有的几家通过冲突框架报道区域事件的新闻机构。由于2016年Kabar的数据不可用，因此只能观察到Kazinform和RFE/RL在负面区域事件报道中的年度变化。Kazinform的变化很小，2017年仅比2016年少了两篇文章，而RFE/RL则有93%的增长。
表格1. 按冲突合作量表评分和来源排序的2016年与2017年间发布的区域文章。
通过冲突框架报道的新闻
通过冲突框架报道的区域新闻共有102篇（见表2），占地区新闻子集的4%。双边分析（dyad analysis）显示，这些新闻主要关注两国间的双边关系。数据显示，2016年报道的冲突新闻中41%涉及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共和国，这一比例在2017年上升至81%（若排除Kabar数据，这一比例为74%）。其他的冲突性双边关系（包括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共和国）在2016年共占冲突报道比例的41%，但在2017年几乎未被提及。
我们使用归纳法对采用冲突框架的新闻报道进行了领域分类分析。报道的冲突涉及10个领域：边界、选举、文化、能源、体育、恐怖主义、贸易、交通、水资源和其他。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双边冲突最为突出，涵盖7个领域，其中最具争议性的是边界问题（图1），2016至2017年间相关报道多达50篇。边界问题被视为中亚各国报道冲突中的常见领域。选举领域则是第二大冲突焦点，2017年共有17篇相关报道（2016年没有）。所有关于选举的冲突都发生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之间。水资源和能源领域的冲突报道相对较少：在样本中仅有四篇相关文章，其中三篇涉及能源，一篇涉及水资源，且都在2016年发布。Kazinform报道的三篇能源冲突事件中，有两篇提到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一篇提到多个国家。唯一一篇水资源冲突报道由RFE/RL于2016年发布，涉及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我们注意到，尽管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媒体机构（除了一篇关于体育的文章外）没有通过冲突框架发布相关报道，但其他新闻机构仍报道了涉及这三个国家的冲突事件。总计有26篇冲突报道（如果算上“两个以上”的文章，则为33篇）涉及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分别来自Khovar（1篇）、Kazinform（5篇）和RFE/RL（20篇）：其中18篇涉及边境问题，6篇涉及交通问题，1篇涉及水资源问题，1篇涉及体育问题。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媒体机构的报道方法，我们还考察了这些机构报道的国家。当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报道双边问题时，其他中亚新闻机构并没有涉及这些问题。Kabar和Kazinform是仅有的定期报道与自己国家相关的冲突事件的机构，但它们也很少报道不涉及本国的冲突事件。例如，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之间的冲突几乎没有被其他地区媒体报道，只有Kazinform有一篇例外。RFE/RL作为国际媒体，报道了其他中亚媒体没有提及的双边冲突和领域。
图表2.按来源划分冲突框架文章（在冲突合作尺度上为−1和−2）
通过合作框架报道的新闻
在分析了冲突报道后，我们继续整理了通过合作框架报道的新闻。在2,488篇地区新闻中，有631篇被编码为涉及合作行动事件，1,597篇为涉及合作对话事件。我们跟踪的所有媒体在2017年关于区域合作的报道量均超过了2016年。我们采用了归纳法分析了631篇合作行动新闻报道，并划分为12个领域：边界、文化、灾害援助、选举、能源、军事、贸易、交通、水资源、多领域合作、总统国事访问和其他。考虑到关于总统国事访问的报道数量及该类事件的重要性，我们将这些报道单独列为一个领域类别。对比2016年和2017年的合作行动类报道，边界、文化、总统国事访问和多领域合作的报道量成倍增长（表3）。UzA在2016年至2017年间关于总统国事访问的报道增长幅度最大。
与冲突框架类似，大多数媒体倾向于不报道地区其他国家之间的合作事件；当两个中亚国家之间达成合作时，通常只在两国自身的媒体机构中被报道（表4）。在我们跟踪的中亚新闻机构中，Kabar对中亚其他国家之间的合作报道最为频繁，涵盖了10组合作行动双边关系中的8组，而这些报道往往是对其他新闻机构报道的转载。
图1. 2016–2017年按冲突二元体划分的领域问题桑基图
图表3. 按资源和部门分类的合作行动与
图表4. 按资源分类的合作行动双边报道
讨论
媒体实现对外政权合法化的途径
对中亚地区的国有媒体的分析表明，所有中亚国家都采用了对外政权合法化策略。以冲突框架报道地区关系的新闻文章占这些媒体总内容的比例不到1%。尽管普遍认为，中亚地区在2017年之前（即卡里莫夫执政期间）发生过较多冲突，但我们的数据表明，在2016年和2017年期间，中亚媒体仍在持续进行合作框架的报道。这表明，中亚地区的国有媒体长期以来可能一直在新闻报道中使用对外合法化策略。中亚地区近期的发展并未改变合法化策略，而是扩大了现有策略的使用范围。
各国有媒体在外部合法性策略的应用上存在差异。例如，Khovar、TGA 和 UzA 仅报道区域合作的新闻，未报道地区邻国间的分歧，而 Kabar 和 Kazinform 则发布了一些涉及冲突的报道。Kabar 和 Kazinform 在新闻报道上的这种差异，部分可以用格罗斯（Gross）和肯尼（Kenny）的研究来解释。该研究指出，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新闻学院较为现代化，采用美式课程体系，并聘请西方或受过西方教育的教师。因此，这些国家可能培养出更愿意使用不同框架报道新闻或挑战既定规范的记者。
然而，沙茨认为，这种差异可以用政权类型的不同来解释：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属于软威权政体。不仅如此，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通过研究民主、政治自由和人权问题，表明媒体自由度与总体自由度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自由之家”的报告显示，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自由度高于其邻国。
对区域合作的过度报道
许多媒体将近期区域合作增加归结于乌兹别克斯坦新总统的上任。我们的数据证实了这一点，沙夫卡特·米尔济约耶夫似乎确实促进了区域合作报道的增多：UzA 和其他媒体在2017年报道了许多涉及乌兹别克斯坦的国事访问和协议签署事件。总统国事访问的新闻报道在分析中尤为突出，其文章数量在2017年几乎增加了三倍，而这些文章大部分由 UzA 报道。
尽管许多文章确实涵盖了外交互动这一重要方面，但也有很多文章缺乏实质性的信息：例如分别报道总统前往邻国、飞行途中或抵达目的地的消息。这种对总统国事访问的密集报道表明， UzA 正在努力将乌兹别克斯坦塑造为一个愿意合作的国家，这与中亚个人主义威权政体的一般趋势一致。乌兹别克斯坦似乎像1990年代初的哈萨克斯坦一样，正在寻求通过外部认可来获得其政权的合法性，同时向国内受众展示国际支持。
然而，乌兹别克斯坦的新总统并未改变 UzA 的报道策略。尽管乌兹别克斯坦确实存在一些冲突事件，并被其他媒体报道，但该机构仍然没有报道这些冲突事件。我们研究的是米尔济约耶夫总统上任一年内的媒体报道变化，这种缺乏变化的情况可能是由于制度对变革的抵制。而马泽普斯（Mazepus）等人认为，尽管政权可能改变其意识形态立场，但其合法化策略——如对外合法化——通常是稳固的，因此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
被淡化的冲突
在五家国有媒体的报道中，对冲突新闻的报道非常有限，尤其是与RFE/RL相比。这表明，我们研究中涉及的中亚国有媒体正通过减少区域冲突报道来实施对外合法化策略。朱尔德（Jourde）认为这种新闻写作方式能够维护政权安全，并且控制型政权认识到稳定性在西方政府世界观中的重要性，并利用这种稳定性来应对国际和国内的民主化压力。
在我们研究中涉及的中亚国有媒体中，只有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媒体对冲突事件有所报道。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在冲突报道中出现得最多。总体而言，为了塑造一个稳定且没有冲突的地区形象，所有媒体都尽量减少了地区冲突事件的报道。
总体而言，为了塑造一个稳定且没有冲突的地区，所有媒体都尽量减少了地区冲突事件的报道。
UzA在2016年至2017年期间没有报道任何冲突新闻。以边境问题为例，虽然在此期间确实存在边境问题，但对于此问题，UzA只在2017年通过合作框架发布的文章中提到，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边境两侧的人员“跨境存在一定困难”，并将“这一问题的解决”称为“两国人民合作的历史性事件”。而事实上，在2017年，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就边境问题举行了多次会议，对此我们得出结论：尽管在研究期间几乎没有报道边境争议，但这些冲突是存在并需要优先解决。
针对边界问题的明显报道不足，我们假设，可能存在被Kazinform和RFE/RL报道而未被其他机构报道的跨国问题。弗里德曼（Freedman）研究了该地区报道跨国问题的障碍，认为冲突报道的不足（如我们在研究中观察到的现象）是由回避争议、自我审查、缺乏信息获取、跨国合作有限、专业技能不足以及少数民族语言媒体弱化等因素造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能源和水资源方面，上游与下游国家之间的地区性冲突并未得到报道：2017年没有水资源或能源冲突的报道，2016年仅有四篇。Kazinform报道了三篇有关能源的新闻，其中两篇涉及同一起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事件，第三篇关注了多边能源问题。RFE/RL则发布了一篇关于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水资源冲突的报道。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新闻机构未报道能源或水资源的负面事件。然而，根据我们的文献综述，学术界认为水资源和能源问题是类似于边境问题的关键冲突问题。但与边境问题报道不同，几乎没有关于水资源的报道，这表明这一领域没有足够的合作事件可供报道。按照政权合法化的策略，这些新闻机构似乎刻意淡化了存在跨国问题的领域，以此展现出更强的合作意愿与稳定形象。
使用媒体框架实现目标
鉴于TGA、Khovar和UzA可能存在冲突报道不足的情况，我们分析了Kabar和Kazinform报道的冲突新闻。这两家媒体在实施对外政权合法化策略的同时，报道了边界、选举、能源、恐怖主义和贸易方面的冲突。2016年与2017年的边界问题在触发因素和冲突双方有所不同。2016年的边界冲突报道占主导地位，34篇冲突报道中有18篇涉及边界问题。这些报道主要涉及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事件，分别由边境关闭和边界划界问题引发。而在2017年，大多数边界冲突报道集中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跨境问题上。这一冲突起因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选举争议——这是2017年第二大冲突领域。
2017年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争端短暂偏离了两国媒体一贯的报道框架。这场争端始于吉尔吉斯斯坦指责哈萨克斯坦干涉其选举，起因是哈萨克斯坦总统会见了一位后来落选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候选人。随后，这场争端升级为哈萨克斯坦关闭了与吉尔吉斯斯坦的边境口岸。此次冲突及两国的报道策略揭示了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的权力动态。在此事件中，Kabar从冲突开始直到争端升级至国际层面始终保持冲突框架的报道。Kazinform最初是对吉尔吉斯斯坦媒体报道做出回应，但当该冲突引起国际层面的关注后便停止了报道。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媒体与公共事务教授史蒂芬·利文斯顿（Steven Livingston）解释了这种报道行为，他指出，强国偏向“私务化”（privatize）冲突以限制关注，而较脆弱的国家则希望通过“社会化”（socialize）事件来寻求共同抗衡强国的盟友。吉尔吉斯斯坦将哈萨克斯坦的行为视为对其政权合法性的削弱，并认为有必要采取行动。吉尔吉斯斯坦考虑到自身较弱的地位，它试图通过冲突框架将这一问题进行“社会化”报道。一旦该冲突被吉尔吉斯斯坦媒体报道，哈萨克斯坦可能认为有必要通过本国媒体进行自我辩护，并尝试淡化冲突，同时采取惩罚性措施（如关闭边境）以进行报复。当事件引起足够的国际关注，哈萨克斯坦最终让步并重新开放边境，两家媒体也恢复了常规的报道模式。尽管大多数冲突似乎都被淡化报道，但这一事件表明，某些紧急事件会导致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在报道框架上的变化。
专注自身报道
报道区域冲突的媒体（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新闻机构）仅报道涉及两国双边关系的新闻。在我们所分析的数据集中，仅有一篇新闻报道了不涉及本国的区域冲突框架的文章：Kazinform报道了一起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之间的事件。
塔吉克斯坦在很多合作性（CCS +2）或冲突性（CCS −1 或 −2）新闻报道中没有参与或被提及。这可能与塔吉克斯坦媒体机构的能力有关：在区域性媒体中，Khovar在2016年和2017年发布的区域性文章最少。这也可能与塔吉克斯坦与其他地区国家之间实际合作的程度有关。与塔吉克斯坦接壤的吉尔吉斯斯坦仅发布了四篇关于塔吉克斯坦的合作性新闻，主要聚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之间的互动。而Kabar没有发布关于塔吉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合作的文章，Khovar则发布了相关报道。因此，相较于中亚其他国家，塔吉克斯坦的对外合法化策略作用似乎较小。
结论
对中亚国家新闻媒体的分析表明，它们在报道区域互动时采用了对外合法化策略，旨在描绘出一个国家间关系较为和谐的地区。然而，这一策略的应用方式因国家而异：哈萨克斯坦的新闻机构Kazinform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新闻机构Kabar不会避免对区域冲突的报道；而TGA、Khovar和UzA则会回避对于区域冲突的报道。这种对外政权合法化策略的差异可以通过政权类型和国家自由度的差异来解释：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拥有较高的自由度排名和软威权政权，从而使它们的新闻机构在报道一些地区冲突时更具灵活性。
在2016至2017年期间，由于乌兹别克斯坦领导层的更替，其倾向于更为积极的双边合作，这促使了乌兹别克斯坦与邻国之间的合作新闻报道数量的增多。但其报道方式变化不大，其对于区域冲突的报道仍采取淡化的策略。
研究表明，TGA、Khovar和UzA采取避免报道区域冲突的策略，而Kabar和Kazinform则通过仅报道本国新闻来减少对冲突的报道，借此打造一个更加协同合作的区域形象。但通过与RFE/RL的文章相比，可看出所有中亚国有媒体都刻意避免了对地区冲突的报道。这表明这些媒体机构采用了对外合法化策略来支持和维持其政权。
编译者简介
蒋奇宏，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
【兰州大学中亚及周边动态编译团队】
“中亚地方传统、政治文化及其本土表达”编译团队依托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编译项目，聚焦中亚地方传统和政治文化研究研究前沿，致力从主位视角和多学科角度深化对中亚当下社会文化的理解，推动区域国别研究的拓展与深化。
本文编译仅供学术参考，文中观点不代表发布机构和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