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淑嵘  编译

【文献来源】Mindaugas Jurkynas, “Regional Identities in Estonia, Latvia and Lithuania: Being Baltic, Looking North”,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 68, No. 4, 2021, pp 327-338.

本文的目的是确定波罗的海国家之间的等级、地区联系的内容及其兼容性。文章讨论了地区认同、地区构建和政治语言的作用；衡量地区理念在不同国家、不同年份和不同个性（即三国总统）之间的分布情况；并考察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总统的政治话语，这些总统对他们国家的地区认同的构建做出了贡献。尽管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加入了欧盟和北约，但由于俄罗斯介入乌克兰的战争，波罗的海国家的集体身份发生了变化。这一点值得调查，因为预计该地区的安全因素将比以前更为强大。

1918年至1919年，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从沙皇俄国中挣脱出来，直到1940年纳粹占领、并入苏联之前，它们一直是独立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三个国家都处在莫斯科的控制下。1991年苏联解体后，这三个国家都经历了向民主、市场经济和民族国家建设的后共产主义转型。1993-1994年俄罗斯从波罗的海国家撤军，使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得以追求欧洲—大西洋一体化。俄罗斯被视为一种本体威胁，2004年，三国成为欧盟和北约成员国，随即加入申根区并引入欧元。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40年代以来，西方话语体系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视为一个地区（波罗的海地区）。尽管这三个国家在苏联和后苏联时期的发展轨迹相似，但在语言、宗教、少数民族以及与俄罗斯和欧盟的关系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在语言上属于印欧语系—波罗的语族，而爱沙尼亚属于芬兰语—乌戈尔语系。立陶宛被视为天主教国家，而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则信奉新教。苏联时期大量讲俄语的人来到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增加了俄语和俄罗斯东正教在这些国家的重要性。这些相似和差异之处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是否仍然具有波罗的海地区特征，其内容是什么？或者它们是否关注不同的地区归属。另外，关于团结的政治叙事中有哪些相似之处？

 

二、语言、身份和地区构建

政治语言揭示了一系列关于特定世界观的主导意义。政治语言中的关键思想构成了民众与“他者”对话的合法性身份。政治家在话语中构建了团结的结构，正如过去对公共场合的政治阐释故意选择利于集体身份合法化的要素。身份是关于自我的理解和期望。对“自我”的反思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和功能。地区身份则主要通过地区独特性进行构建。“我”和“我们”的自我认知常常与不同的“他者”形成对比。“他者”具有消极和积极的作用。“他者”的威胁性特征使“我们”保持距离，但积极的“他者”可以散发出良好的内涵，甚至成为榜样。政治语言，包括地区身份的概念，构成了地区意识。在政治家们的演讲中，通过对团结的共同理解，地区开始出现。地区构建过程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维度。自上而下的过程指在政治体制的驱动下，通过政治语言中保持相似性、消弭差异来构建地区认同。相反，自下而上的过程反映了民众、利益集团和政治团体的互动与合作。

集体身份的主要标志是在政治上强调共同相似性、信任和同理心。地区和国家一样，可以在政治叙事中被集体记住和维持。文字具有工具性力量，因为它们通过集体关系再现团结一个地区的所有参与者都能接受的图像或历史事件。

这篇文章通过监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总统政治叙事中地区意象和身份的变化，坚持对话语进行历时分析的原则。虽然不可能准确地确定个人的想法，但语言反映了想象力、承诺、经验和关注的重心。总统的政治宣言中涉及地区的等级和内容，有助于理解关于集体身份的信仰、形象和争论。

为了限制相对主义对政治语言地区意义解释的影响，文章的分析采用了内容（定量）和话语（定性）分析相结合的三角法。内容分析系统地确定了一组陈述的具体特征。关于地区的关键词的重复模式构成了支配性的地区话语。定量方法揭示了最频繁的地区观点。通过衡量三国总统话语中关于地区理念的部分，文章确定地区意象的兼容性。共享同一意象对集体身份至关重要。内容包含了集体身份的意义，而连贯性则显示了群体内共享的团结程度。关系比较可以通过一个群体对一个地区的自我依恋程度来确定这个群体的身份。

 

三、数据与分析

本文分析集中在五个地区:“波罗的海地区”（Baltic）、“北欧”（Northern Europe）、“波罗的海”（Baltic Sea）、“东欧”（Eastern Europe）和“中欧(和东欧)”（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本文考察了2014年2月至2018年3月期间，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总统发表的共349份声明、演讲和采访。爱沙尼亚总统发表的128份声明的时间范围是2014年2月10日至2018年2月27日，拉脱维亚总统发表的95份声明来自2014年3月19日至2018年2月21日期间，立陶宛总统发表的126份声明的时间跨度为2014年2月28日至2018年2月16日。这些声明都可在网上公开。总统被选为研究对象，因为他们是波罗的海国家的最高政治权威。由于波罗的海国家的宪法安排不同，三个国家的总统权力有所差异。但是，他们是各自国家的最高政治官员，总统代表、执行和制定包括邻国和地区合作在内的对外政策。总统演讲行为是对地区身份政治话语的衡量，是地区身份和对外政策取向构建的代理人，或至少是官方的反映者。这些叙述反映了他们更广泛的信仰。

本文将首先根据年度和个别情况计算所有总统声明的地区参考值，并给出其统计分布和比例。地区提及的频率揭示了区域集群的量化意义。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探讨了地区观念、依恋或远离地区的特征，以及地区形象在总统叙事中的兼容性。各国总统对地区的依恋程度和地区表现的相似性将揭示地区团结的语境和本质。

为了便于分析，本文挑选出五个地区作为抽象区域。每个地区的编码包含几个关键字。第一个是波罗的海地区，由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个国家组成。在政治叙事中，代表这三边集群的关键词是“波罗的”（Baltic）、“波罗的”（Baltics）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作为一个集团）。第二个是“波罗的海地区”（Baltic Sea Region）、“波罗的海地区”（Baltic Sea Area）、“汉萨地区”（Hanseatic）。该地区包括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如德国北部、波兰、加里宁格勒和圣彼得堡地区以及北欧国家和波罗的国家。冰岛和挪威参加了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因此它们在政治上可以归属于波罗的海地区。第三个地区的关键词是“中欧”（Central Europe）、“中欧和东欧”（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和“维谢格拉德”（Visegrad）。第四个地区的关键词是“欧洲的东部”（Eastern Europe）和“东欧”（East Europe）。第五个地区的关键词是“欧洲的北部”（Northern Europe）、“北欧”（North Europe）、“北欧的”（Nordic）、“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巴尔托-斯堪的纳维亚”（Baltoscandic）、“北欧-波罗的海”（Nordic–Baltic）和“5+3”。地区参考值包含众多不同的词汇，但都指同一区域。例如，“东欧和中欧”和“中欧和东欧”，或“北欧-波罗的海”和“波罗的海-北欧”具有相同的含义。从地理上讲，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可以属于所有五个重叠的地区，但总统的愿景将划定这些地区的边界，并揭示它们的政治重要性和每个国家的归属程度。

本研究有意省略了“北约”、“欧盟”、“苏联”、“后苏联”、“欧洲”等元地区实体的定义以及双边关系的引用。关于北约、欧洲和欧盟的想法在研究过的总统声明中非常常见。北约和欧盟是波罗的海国家在后共产主义转型中的战略选择，自2004年以来，这种制度化的成员资格从未受到严重质疑。尽管在2010年后，民粹主义和欧洲怀疑论在欧洲日益盛行，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仍然是欧洲-大西洋一体化的坚定支持者。欧盟和北约被广泛认为是硬安全和软安全及福利的提供者。“苏联”不再是一个政治实体，立陶宛或拉脱维亚总统也没有提到“后苏联”和“后共产主义”。将苏联遗产视为一个糟糕的内涵和标志，揭示了身份建构从以前的“苏联”、“后苏联”和“后共产主义”向不同和更好的转变。波罗的海国家以“重获天堂”的身份加入欧盟和北约，正式标志着随着市场经济、法治和民主的制度化结束了后共产主义转型。（表1）。

总的来说，在总统的叙述中，地区性的引用并不十分频繁。在四年的时间里，爱沙尼亚的区域表现为220次，拉脱维亚133次，立陶宛54次。相比之下，爱沙尼亚总统提到“爱沙尼亚”1560次；拉脱维亚总统讲话中提到“拉脱维亚”的次数为1097次，立陶宛的相应次数为957次。地区参考值的分布和比例说明了三边“波罗的海”思想的主导地位。第二个被提及最多的地区是“北欧”，而“中欧”的提及结果在统计上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三个最受欢迎的地区参考（“波罗的海地区”（Baltic）、“北欧”（Northern Europe）和“波罗的海”（Baltic Sea））在三个国家（即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中按降序排列。唯一的偏差是爱沙尼亚大量提到“东欧”。

积累的数据可以每年进行一次监测。文章将分析的时期划分为不同的年份，揭示了某些模式和波动。首先，“波罗的海地区”（Baltic）一词是最受欢迎的，而“中欧（和东欧）（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在所有年份和所有国家中是最不常被提及的。其次，在2014-2015年间，“北欧”（Northern Europe）的提法更为流行，后来有所减少，除了2017-2018年间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总统在2016-2018年仅提到波罗的海国家，而“东欧”（Eastern Europe）的形象在2016-2018年从立陶宛的叙述中消失，但在爱沙尼亚2014-2016年的声明中却非常频繁（表2）。

下一步是比较个体之间地区参考的分布。从2009年起，立陶宛总统达利亚·格里包斯凯特一直在任，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总统人选则发生了变化。安德里斯·巴尔齐·奥斯于2011年至2015年担任拉脱维亚总统，雷蒙兹·沃乔尼斯于2015年6月当选。爱沙尼亚总统图马斯·亨德里克·伊尔维斯于2006年至2016年任职，并于2016年10月被科尔斯蒂·卡尔朱莱德接替。为了检验基于地区的比例，本文考察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不同总统之间地区参考的分散情况（表3）。

该表证实了早先建立的关于引用波罗的海三国的普遍趋势。“波罗的海地区”的受欢迎程度随着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最近几任总统而上升，而“北欧”则排在第二位。爱沙尼亚总统图马斯·亨德里克·伊尔维斯再次提到“中欧（和东欧）”最少，“东欧”最多。

最后一步是比较地区参考在国内外受众中的分布情况。国内观众指的是国家行为者，如议会、政府、在地方机构的演讲、对国内媒体的采访等等。而国外观众则包括外国机构、组织、波罗的国家的外国行为者、接受外国媒体采访等。这种划分使研究能够考察在不同受众中的不同地区身份叙述的频率如何不同。

表4显示了波罗的海地区参考的同样普遍性，随后提及了这三个国家国内外受众的北欧术语。唯一的偏差是爱沙尼亚总统的发言，他经常向外国听众谈论东欧。总之，对国内外听众发表的总统声明的研究证实了与基于一般、年度或个人水平的分析相同的模式。

 

四、结论

俄罗斯的威胁和共产主义过去的遗产在地区关系中占主导地位。俄罗斯作为外来的“他者”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于所有地区理念中。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影响力几乎不相上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总统强调共同的相似性、团结和地区同理心。在总统的叙述中，波罗的海地区没有负面或竞争性的形象。最受欢迎和跨国兼容的为“波罗的海地区”（Baltic），关注俄罗斯推动的安全挑战和应对挑战的手段，共享从苏联解放出来的历史以及共同推进欧洲—大西洋一体化的愿景。第二受欢迎的政治语言地区是北欧（Northern European）。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的总统都认为，通过北欧—波罗的海地区合作，共享相同价值，共担地区防务，以及将北欧国家视为充满积极内涵和榜样的“更好的他者”。“北欧”的兼容性在总统叙事中的形象非常相似。爱沙尼亚和立陶宛总统强调共同的安全关切，而拉脱维亚总统则强调合作和共同的价值观。“东欧（和中欧）”（Eastern (and Central) Europe）的概念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既不受欢迎也不积极。脱离苏联恰当地概括了当前波罗的海地区超脱于东欧的情况。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在20世纪90年代与该地区有联系，但它们现在不认为自己是其中的一部分。最后，关于波罗的海地区（Baltic Sea region）的想法是相当不重要的，更不用说在所有三个国家中关于中欧的朦胧的想法了。有关波罗的海地区的说法从低政治领域转向地缘政治安全风险和北欧—波罗的海合作的枢纽，尤其是在爱沙尼亚和立陶宛。关于波罗的海地区的形象很相似是很好，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对这一地区的自我归属非常有限。

调查结果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波罗的海地区国家的地区认同轨迹发生了某些变化。波罗的海地区团结度仍然最强。相反，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叙述中对东欧和中欧地区依附性也逐渐消失。关于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安全的想法在所有地区的形象中变得更加切实。

波罗的海国家总统叙事中的地区形象分析，为理解与俄罗斯相邻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地缘政治焦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毫不奇怪，波罗的海国家外交和安全政策仍然首要关注俄罗斯的强硬态度及其应对手段。关于波罗的海地区国家地区认同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对各种集体从属关系的组成部分有更大程度的理论理解。尽管集体身份的构建包含约束参与者的一切，但通过进入欧盟、北约、市场经济、法治和全面民主的后共产主义转型，波罗的海地区团结的粘合剂提升了地缘政治安全的担忧，并远离了东欧的负面形象。因此，共同安全是建立地区身份的首要因素。

这篇文章并不声称代表了波罗的海国家地区认同的普遍真理，但它给出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政治领导人如何看待不同地区和各自国家的区域从属关系的理解。这种分析可以成为监测地区政治团结轨迹的工具。在未来，对波罗的海地区国家甚至国内总理、外交部长、政党领导人的政治叙事、政党、政府和相关政治人物的民意数据进行调查，可以扩大实证数据池，并通过不同国家坚持相同的集体观念来确定所分析的地区是否存在。同样，对民意和基层网络的研究，以及对不同层次和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地区合作的分析，将有助于更好地记录政治精英推动的自上而下的地区构建如何与自下而上的构建如何在思想和行动上产生共鸣。

【编译者简介】

刘淑嵘，中共党员，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1级硕士研究生。本科就读于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曾任学院团委副书记、学生会副主席等职务。本科在校期间主持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一项；2篇调研报告被政府部门采纳；曾获福建省“向上向善育人工程基金”奖学金、校一等奖学金、校二等奖学金；曾被评为福州市优秀学生团干、校级“优秀共产党员”、校级“三好学生”、校级“优秀本科毕业生”等。

董一兵，山西临汾人，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大外交智库研究员。本科就读于长治学院思想政治教学研究部，专业是思想政治教育，期间获得一次三等学业奖学金。硕士就读于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所学专业为国际政治，在读期间连续三年获得学业奖学金。硕士研究生期间发表学术文章一篇，并参加在南开大学举办的第十届国际政治经济学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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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刘淑嵘

校对：董一兵

审校：李益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