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一兵 编译
文献来源：Arsen Gasparyan,“Understanding the Nagorno-Karabakh Conflict:Domestic Politics and Twenty-Five Years of Fruitless Negotiations 1994-2018”,Caucasus Survey,Vol.7, No.2, 2019, pp.235-250.
纳卡冲突谈判已经持续了25年之久，但仍未形成一个最终解决方案。基于作者作为纳卡和平进程的参与者与分析家的经验，本文主要分析了谈判失败的原因，并认为导致谈判失败的真正阻碍是冲突各方的内政。论述主要分为四个部分：一是对冲突的缘由和谈判进程作了简要描述；二是对现存的两种假设逐一进行了驳斥，并说明了为何这些看似可行的解释是没有说服力的；三是解释为何冲突方的内政成为了和谈失败的主导因素；四是总结陈述。
一、纳卡冲突的背景与和平进程
纳卡冲突已有31年，是后苏联空间中最严重的危机之一。该地区在1988年作为一个自治州从阿塞拜疆转移到亚美尼亚，1992年苏联解体后，该地区的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为调停纳卡问题组建了明斯克小组，成员有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瑞典、土耳其、美国和纳卡代表。俄罗斯不顾明斯克小组的反对，充当了平行轨道上的调停者。
在战争初期，亚美尼亚几乎击败了所有阿塞拜疆人在纳卡地区的力量，包括战略要地舒什（Shushi）和拉钦（Lachin）地区，并在亚美尼亚和纳卡之间建立了一条陆地走廊。1993年，亚美尼亚直接控制了纳卡与阿塞拜疆接壤的六个地区：克尔巴贾尔（Kelbajar）、阿格达姆（Agdam）、杰布拉耶尔（Jebrayil）、库巴特利（Qubatli）、菲族利（Fizuli）、赞格兰（Zangelan）。同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四个决议案，呼吁双方停火、亚美尼亚占领军从阿塞拜疆各省退出、恢复谈判、解除对该地区的经济封锁，并呼吁亚美尼亚当局利用其影响力确保纳卡当局遵守联合国和明斯克小组的决议。
1994年5月12日，俄罗斯外长和防长促成了亚、阿之间的停火协议。1994年8月，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纳卡的代表在俄罗斯的调停下举行了会谈，并商讨了政治协议的草案。与此同时，欧安组织表达了派多国部队前往冲突地区维和的意愿。直到1994年5月的停火变成永久停战并签署政治协议。俄罗斯与欧安组织在如何解决纳卡问题上存在分歧，包括俄罗斯单方面调停和维和部队的构成，直到1994年12月欧安组织布达佩斯首脑会议后才得以解决，并在明斯克小组中设立了联合主席国（瑞典和俄罗斯）。继布达佩斯峰会在1995年3月23日做出决议：轮值主席授权明斯克小组联合主席为解决冲突提供一个适当的框架，以确保谈判进程；促使各方缔结一项停止武装冲突的协定，以便召开明斯克会议；通过部署欧安组织多国维和部队来促进和平进程。如果这些目标得以实现，明斯克进程无疑会取得成功。
1997年，法国、俄罗斯和美国担任明斯克小组联合主席国。主席国为了解决纳卡问题，又提出了“一揽子”和“分阶段”方案。但是，阿塞拜疆和纳卡当局拒绝了“一揽子”计划。而亚美尼亚决定支持“分阶段”计划，总统列翁·特尔-彼得罗相（Levon Ter-Petrossian）就“分阶段”计划发起公共辩论，以获取人民的支持确保持久和平。但他的呼吁遭到总理和其它部门负责人的反对，因而在1998年2月被迫辞职。
在1999-2001年和2003-2004年这两段时期，亚美尼亚时任总统科恰良与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在没有纳卡参与的情况下开启了直接对话。因为科恰良曾任纳卡地方领导，所以企图直接以纳卡代表的形式参加，这种做法不仅是亚美尼亚总统，而且是联合主席国对亚方能力的误估和高估。
除了阿塞拜疆和纳卡之间边界线上时有小规模冲突发生以外，直到2016年4月都没有再爆发过大的冲突。在此期间，明斯克小组联合主席国向冲突方递交了多种和平建议，并安排了亚、阿总统的定期会晤。但没有一种方案能够同时得到冲突各方的接受。
2016年4月，阿塞拜疆重申不会排除使用武力来夺回丧失领土的论调，发动了军事攻击，打破了纳卡问题的原状，并将冲突提上国际议程。2016年5月16日，俄罗斯外长、美国国务卿、法国欧洲事务主管这三位欧安组织明斯克主席国代表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总统，在维也纳宣布了和平解决纳卡问题的和平协议。亚、阿两国总统同意于6月20日在圣彼得堡与普京总统举行闭门会议。俄罗斯、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三国总统发布共同声明，宣称致力于确保边境地区局势正常化，并增加欧安组织观察员的数量。此外，他们还承诺为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冲突创造必要条件。
对此，亚美尼亚首任总统彼得罗相认为，目前的方案与1997年的方案没有重大差别，并将现有方案描述为以下内容：1）除了拉钦和克尔巴贾尔以外，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人返回阿塞拜疆五个省；2）维和部队部署在纳卡地区与阿塞拜疆调整后的非军事地区；3）国际社会公开承认纳卡当局的临时地位；4）解除对亚美尼亚和纳卡的封锁，恢复连接亚美尼亚、纳卡、阿塞拜疆之间的所有通信；5）纳卡当局的最后地位要基于合法的公投来决定；6）除了拉钦连通纳卡与亚美尼亚的走廊以外，将拉钦和克尔巴贾尔还给阿塞拜疆。
如上所述，在过去20年里，明斯克小组联合主席国和俄罗斯调解团向冲突各方提出了各种建议。然而，冲突各方国家元首在明斯克小组支持的联合声明中所做的表态，与巴库、埃里温和斯捷潘纳克特的决策层和军方所相信的存在明显差异，这是确定国内政治在解决冲突的决策过程中发挥某种作用的另一个原因。
二、两种误解与现实
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各方无法将停火转化为永久的政治解决办法。在亚美尼亚和纳卡地区有两种视角来解答上述疑问。第一种看法认为，即使当前的状况需要付出一定代价，但也比任何可能以割让土地为代价的方案要好得多；第二种看法则是，政治解决方案将产生明显的承诺难题。因为将领土还给阿塞拜疆将打破亚、阿之间现有的均势，进而产生阿塞拜疆利用优势先发制人的可能性。
第一种视角可以由“前景理论”来解释。前景理论提供了一种在风险下决策制定的描述模型并发展了一种替代效用理论的模型。在前景理论中，价值被分配给收益和损失而不丧失最终的资产，概率被决策权重所取替。杰克·列维（Jack S. Levy）认为，现状偏见反映到国家中就是：比起受损，国家往往更倾向于维持现状。因此在前景理论中，受损比获益情绪弥漫更深。这样来看，纳卡冲突的谈判一直没有结果是由于任何一方都不想让步，除非各方能够先接收到对方实实在在的让步。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认为，“理性国家不会为了相对收益不顾相对损失”。在纳卡问题上，尽管各方遭受苦痛已经超过二十年，但各方领导人仍未付出代价。
杰克·斯奈德（Jack Synder）认为，当一国强有力的精英需要利用民众力量去从事战争或经济发展的任务时，“民主化”就会产生民族主义，但他们也希望避免将真正的政治权威拱手让给普通公民。对这些精英来说，民族主义是一种方便的信条，为部分形式的“民主”辩护：精英以国家的名义统治，但不完全对人民负责。这种精英统治的逻辑与2018年5月之前的亚美尼亚相符合。因此，维持现状对于亚美尼亚的领导者来说远比和平解决方案要好。虽然卡拉巴赫的现状给恢复军事活动带来相当大的风险，但这对亚美尼亚的统治集团来说是更有利的，因为向和平过渡以及所有相关的积极变化可能会破坏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目标。类似的情况在阿塞拜疆也存在。“威权主义者”更为注重秩序的稳定，允许统治精英以牺牲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代价在严重的腐败中茁壮成长。阿塞拜疆现政权总是将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与未解决的卡拉巴赫争端联系在一起。冲突还被用作一种操纵手段，以压制挑战当前当局的声音。阿塞拜疆的面积比纳卡和亚美尼亚大的多，其人口上更是三倍于后者，并在近十年军事实力迅速增长。今天，尽管阿塞拜疆经济保持增长，但其能源价格具有相当大的不稳定性，货币也处于波动状态。2016年阿塞拜疆国内生产总值收缩了至少3%，不断增长的贫困使得未来社会更趋混乱。阿塞拜疆最低工资是每月91美元，这也就意味着很多人一天依靠3美元来生活。
收入水平两极分化、贫困、医疗保障和教育水平低下以及严重的经济混乱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纳卡公民和士兵为现状付出的真正代价。国内的政治变量和政治群体狭小的利益，清晰地显示出其领导人没有动机投入有意义的和平进程中。
第二种看法认为，返还阿塞拜疆领土将使纳卡地区更为脆弱，阿塞拜疆将有机会占领整个纳卡。这种看法认为，这几个省的面积提供了一个安全区来阻止炮击，创造了一个安全体系来保护纳卡居民。根据这种看法，和平建议的优劣如何呢？第一，阿塞拜疆和纳卡的军队将脱离接触前沿，并在停火协议后部署国际维和部队，以监测相关方的去军事化行为。第二，去军事化时期将伴随着漫长的谈判，直到冲突协调机制开始运作和冲突负面影响开始消散。第三，欧安组织及联合主席国将承诺支持和平协定的执行，以及与联合国一道承诺南高加索地区的和平。但是阿塞拜疆一旦发动对去军事化地区或纳卡地区的军事攻击，亚美尼亚将有军事介入的权利，包括利用亚美尼亚与俄罗斯的双边军事协定。第四，纳卡的最终地位将通过纳卡地区的全民公决决定。纳卡人口被认为是1988年以来一直生活在当地的人口。根据1989年苏联的统计，当时生活在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人约占全部人口的75%以上。与此同时，在决定纳卡的最终地位时，纳卡当局也要维持与亚美尼亚陆上走廊的安全。和平建议的收益和不证自明的国际机制，包括国际维和力量的授权和义务都将确保和平进程的不可逆性。
亚美尼亚和纳卡应该考虑的另一个因素是，即使没有归还领土，权力也正在不断向阿塞拜疆转移。根据宏观经济指标对比显示，亚美尼亚所有的经济指标均落后于阿塞拜疆，且双方的差距越来越大。阿塞拜疆在2015年的军费开支是48亿美元，远高于亚美尼亚的4.47亿美元。正如罗伯特·鲍威尔（Robert Powell）所言，不均衡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速度最终表现为权力分配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导致权力和利益分配之间的差距。因此，阿塞拜疆可能试图通过加强武力和改变现状以争取自身利益。在国际体系中，能力分布的变化长期以来被视为战争的一个原因。
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和平的可能性也影响到亚美尼亚的政治。例如，让步在1992年可以被接受，但到了1997年变得不再被接受，并且不接受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就容易产生一种假象：维持现状不会危害亚美尼亚。
三、国内政治与和平进程的失败
（一）阿塞拜疆
纳卡冲突从一开始就影响了阿塞拜疆的内政。独立后阿塞拜疆的首任总统阿亚兹·穆塔利博夫（Ayaz Mutalibov）仅在任几个月，就在反对党阿塞拜疆人民阵线的压力下，因其对保卫霍贾里村的战争管理不善，被迫于1992年3月辞职。阿塞拜疆在纳卡失败的速度和规模进一步扩大，引发了巴库的另一场政治危机，这是导致1993年6月第二任总统阿布法兹·埃尔奇贝伊（Abulfaz Elchibey）被军队赶下台事件的前奏。经过政治动荡以后，阿塞拜疆被阿利耶夫政府所统治。盖达尔·阿利耶夫（Heydar Aliyev）在1993-2003年主导了阿塞拜疆的政治生活。他的儿子伊利哈姆·阿利耶夫（Ilham Aliyev）从他父亲的手中接过权力，在2018年总统选举中成功当选。阿塞拜疆始终将自己视为纳卡冲突的受害者，认为土地被占领，其领土完整性遭到破坏。阿塞拜疆政府的态度是纳卡地区可以在文化和经济上拥有自主权，但不能独立。阿塞拜疆政府以亚美尼亚的武装力量无条件从纳卡地区退出以及阿塞拜疆难民返回纳卡地区为纳卡地位谈判的前提条件。阿塞拜疆支持和平解决冲突，但反对彻底改变纳卡的地位。不论是当局还是反对党，都使用同样的话语来保持纳卡作为阿塞拜疆国家领土完整性的基本原则。任何拥护其它方案的声音都将被贴上叛国的标签。
如前所述，阿塞拜疆为自己保留了使用武力的权利。然而，奥德雷·阿尔特施塔特（Audrey Alstadt）认为，阿塞拜疆购买的武器并没有转化为实力。其它抑制阿塞拜疆发动战争的因素是阿利耶夫家族的财富以及他们内部核心圈子对投资、建设和全球化的依赖。为了维持既得利益，阿利耶夫家族必须保留权力。自1994年起，当局一直通过维持一个名义上的战争局面来避开改革的需求，将人民的怨恨转移到敌国身上。“透明国际”腐败感知指数（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指出，阿塞拜疆是全世界极端腐败政权之一。腐败在阿塞拜疆统治圈子内一直是被禁止调查的事情，但是仍有些许记者自2010年开始违背这一禁令发布报告。这些报告表明，阿塞拜疆的偷窃、欺诈、贿赂、洗钱、国家金库的盗运等情形令人乍舌。2012年末，有组织犯罪和腐败报道项目将伊利哈姆·阿利耶夫提名为“年度人物”，并表示阿利耶夫家族掌握了阿塞拜疆最赚钱的各个领域。
根据法克利·汉萨诺夫（Fakri Hasanov）的研究，阿塞拜疆患有“荷兰病”（Dutch Disease），即石油部门的扩张,“非石油贸易”部门的萎缩，以及受石油部门发展“拉动”的建筑、通信和服务“非贸易”部门的增长。其次，阿利耶夫总统和他的同党继续插手石油行业。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政治生命不能与地方上的腐败相脱离。当政府可以购买合作和服从、支付选票和奉承、为其支持者提供工作和公寓并控制信息时，就没有必要在政策上达成共识或者对人民负责。纳卡冲突允许巴库的“威权”统治将人们的愤怒与精力转移到亚美尼亚和纳卡上，而不是统治精英的掠夺、不公正和镇压上。
（二）纳卡当局和亚美尼亚
纳卡当局标榜自己的斗争是为了民族自决，并宣称脱离阿塞拜疆与1991年关于建立独立国家的全民投票相关，并且独立的纳卡完全遵照了当时苏联的法律。随后纳卡当局又宣称，苏联的解体允许苏维埃阿塞拜疆分割为两个平等的国家：阿塞拜疆共和国和纳卡共和国。
纳卡当局的终极目标是与亚美尼亚合并或实现独立。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认为，亚美尼亚和国际社会应当承认他们的独立，以防止阿塞拜疆任何可能的军事进攻。纳卡当局认为，第一，承认是最可靠的安全承诺，有利于地区的稳定与和平。第二，任何试图终止纳卡冲突的谈判都应该有纳卡当局的参与，以确保这些协议能够真正得以落实。第三，由自己的军队来控制纳卡地区，将产生一个安全体系来保护纳卡的人民，他们并不打算控制纳卡以外的绝大部分区域。纳卡当局的意图是要阿塞拜疆确保领土返还不会被用来作为阿塞拜疆军事行动的跳板。他们认为拉钦应该是谈判中的特殊议题，因为它是纳卡与外部世界沟通的唯一渠道。克尔巴贾尔也应该有一个独特地位，只是其返回应具有不同的方式。因此，“以土地换取地位与和平”的做法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盛行。
尽管亚美尼亚与卡拉巴赫关系紧密，但其并未承认纳卡的独立地位。亚美尼亚一贯支持在欧安组织进程框架内通过国际谈判解决问题。即便如此，亚美尼亚国内意见并不一致。首任总统彼得罗相支持和平的努力被国内强硬派破坏了。第二任总统科恰良（1998-2008）和第三任总统谢尔日·萨尔基相（2008-2018）在调到亚美尼亚之前都是纳卡地区的政治领导人，是强硬派的代表人物。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联合主席国都积极地看待这些曾在纳卡任职的领导人，认为他们可以代表亚美尼亚和纳卡地区做出更有效的决策。然而，从1998年僵持至今的局势则表明这些看法是错误的。
考虑到反复的政治不稳定、选举操纵、虚弱的政治经济体制和严重的腐败，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经济表现欠佳也就不足为奇。两国典型的赢家是依靠灰色收入的公共官员和靠行贿获取垄断权的商人。统治集团有私利来维持现状并尽可能地延迟在纳卡的和平建设。所谓的和平利益，即经济增长和参与性治理，并不一定来自对冲突的解决。在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和乌克兰的例子中，即使是精英阶层的更替也没有改善民众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反而产生了相反的结果。
因此，解决纳卡冲突的红利不会自动惠及到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但是，纳卡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将吸引外国的直接投资，一旦和平真正降临，对于个体、公共和国家都将有所裨益。
【编译者简介】
董一兵，山西临汾人，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大外交智库研究员。本科就读于长治学院思想政治教学研究部，专业是思想政治教育，期间获得一次三等学业奖学金。硕士就读于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所学专业为国际政治，在读期间连续三年获得学业奖学金。硕士研究生期间在《江南社会学院学报》发表学术文章一篇，并参加在南开大学举办的第十届国际政治经济学会议。
【校对者简介】
万雪妮，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研究生，本科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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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董一兵
校对：万雪妮
审校：孙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