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书评系列之一百二十二】独立国家联合体:一个失败的地区主义案例?

日期: 2022-03-04 来源: 互联网 点击: ...
   

 

石浩东编译

文献来源:PaulKubicek,“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An Example of Failed Regionalism?”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 35,No.S1,2009, pp.237-256.

一、前言

1991年,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乌克兰以及白俄罗斯等国联合创建了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这个组织旨在处理苏联解体带来的问题、并维持前苏联各共和国之间先前存在的经济、政治和军事联系。苏联解体初期,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相继加入独联体。在成立初期,独联体创建了一系列机构,并签署了250多份文件和协议,赋予了该组织明确的使命和重点,致力于进一步推动区域合作,发展和加强各成员国之间友好睦邻、信任理解与互利合作的多边关系,其职权范围包括经济、安全、环境、人权、社会文化发展等多个方面的合作。然而,截止上世纪90年代末期,独联体显然没有实现其预期目标。研究者普遍认为,独联体未能在相关领域有效整合前苏联的各个共和国,无论从何种标准出发,独联体的功能几乎都是失败的,并最终走向终结。从本质上来看,独联体实际上是一种“虚构”,只是用“多重且无助”的结构(multiple, helpless structures)制造了一种“后苏联空间共性的幻觉”(illusion of commonality in the post-Soviet space)。俄罗斯领导人也坦言,独联体的一体化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关于独联体会在20世纪90年代末消亡的相关报道被证明还为时过早,因为它在21世纪初期还在艰难维持。但它的重要性往往微不足道,几乎被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和其他地区组织所取代。独联体的失败与欧洲、美洲、亚洲及非洲等地在区域合作和一体化方面的进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基于此,这篇文献试图揭示独联体失败的潜在原因。首先,文章简要回顾现有文献中试图解释地区主义发展的一些理论和视角;其次,对独联体成立后十年内的亮点和问题进行了概述;最后,从国际体系的结构理论及建构主义理论的角度来解释独联体失败的原因。

二、与地区主义相关的理论观点

在地区层面有哪些因素有助于促进国家间合作?关于这一主题,存在大量的文献。相关的解释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国际体系结构的重要性;出于工具主义的相互依赖;国家层面的解释;文化建构主义。

1.地缘政治因素

新现实主义强调,由全球或地区体系中大国数量所定义的国际结构作为解释冲突与合作的关键,倾向于将地区主义视为类似于联盟的存在,其中一个基础的认知便是均势,即如果国家意识到了某种威胁,他们将结成联盟以加强合作。如果这种威胁来自地区以外,各国便可通过结盟来加强自身实力以应对这种威胁,例如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针对伊朗)。然而,如果这种威胁来自于地区内部,各国合作的目的则可能是利用多边机构或区域一体化,将地区强国禁锢在一个能够遏制其发展的结构中,例如欧盟之于德国。鉴于俄罗斯在独联体国家内的巨大影响力,这一解释或许可以应用于独联体之于俄罗斯的作用定位。与平衡或者遏制大国的认知相反,还有一些观点认为,区域霸权国在地区组织的发展中起到了推动或主导作用,即区域霸权国将地区组织视为推行本国政策的工具,而区域内的其他国家为了某些共同利益也愿意加入其中,例如美国发起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很显然,其他国家是否愿与霸权国合作,取决于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共同利益。

2.制度主义与相互依赖的重要性

根植于权力考量的结构主义理论倾向于淡化各国在地区层面合作的其他动机。然而地区组织不会因强权政治而自动产生,政治行为体可能出于工具主义和解决共有问题的动机而追求地区主义。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包括地区主义在内的国际合作产生于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和各种形式的相互依存。从某种程度上讲,地区化是有意义的,因为全球或跨国问题的影响更多体现在特定的地区层面而非全球层面。因此,利益和激励的平衡可能促使各国寻求某种政策回应。此外,地区相互依赖也要求区域组织和制度通过集中资源、降低交易成本、提供信息和创造进一步合作的期望来管理共同问题。这种观点显然可以适用于独联体,他们都是前苏联的一部分,在贸易、投资等方面的联系仍然相当深刻。然而,根据相互依赖关系,独联体应该发展不错。但正如前文指出的,事实却并非如此。

3.国家层面的解释

从国家本身及决策者的角度来看,存在三种有关地区主义的解释。第一种是政权类型,比如基于相似特征的“民主国家”可能更容易接受多边地区组织;而“威权国家”领导人可能不太愿意接受地区组织,因为这可能有损他们自身的政治特权。假如独联体国家未达到“民主”标准,那么区域合作或许可能受到影响。但另一方面,独联体国家之间存在足够多的共性,如共同抵御西方国家的民主传播。因此,这一共同需要或许也可能推动区域合作。第二种是国家能力因素,比如弱小的国家由于建国时间较短、社会凝聚力较弱,地区主义和建立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结构相冲突,因此弱国更愿意将资源集中于国内建设而非地区主义。鉴于独联体国家都是新成立的国家且多经历过国内困难,因此这种观点或许能够解释独联体发展不利的问题。第三种,借鉴史蒂文·大卫的(Steven David)的“综合制衡”(omnibalancing)理论可以发现,政治精英为了抵御国内的政治威胁,可能选择追随地区内的强国,这样有助于增强其政治合法性。这似乎可以解释独联体国家的政治精英选择服从俄罗斯霸权并参与独联体的行为。

4.文化建构主义

地区主义不仅基于简单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考量,也包含文化因素,即一种区域意识或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为地区组织的制度建构提供了更为广泛的一致性和支持。在这种视角下,地区不是先天形成的,而是一种后天的社会建构,地区主义是一个随着社会文化边界不断变化而形成和消失的过程。安德鲁·胡雷尔认为(Andrew Hurrell),地区层面的凝聚力取决于基于相互响应、信任和高水平的“认知相互依赖”所形成的持久共同体意识。按照这一逻辑,欧盟可以被理解为正在从一个“解决问题”的经济集团转变为一个由共同价值观、规范和身份定义的组织。相反,地区主义之所以在亚洲更难实现,可能是因为亚洲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更大的多样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独联体国家出于共同的历史经验在塑造某种地区认同方面具有优势,但问题在于,其他成员国是否愿意接受基于俄罗斯/苏联的经验,或者说他们是否会寻求创造新的经验。这将可能破坏独联体保持和巩固以前一体化的能力。

三、独联体发展的现状

独联体建立的初衷是为了应对苏联的解体,并维护后苏联国家之间的联系。虽然独联体拥有复杂的机制并就一些问题签署了协议,但遭受质疑的是独联体是否真正产生了什么实际成果。到20世纪90年代末,许多成员国已经开始对独联体感到厌倦,对俄罗斯产生了怀疑,对独联体的忠诚度也很低,并尝试寻求退出。事实上,虽然独联体还未解散,但它在后苏联时代并未起到重要作用。

1.独联体的艰难开局

独联体的一系列问题并不是突然出现的,从建立之初就存在潜在危机。其一,建立之初,几个初创国就对独联体缺乏热情,例如乌克兰即使签署了相关文件,但在货币、人员流动、集体防御和外交等领域保留了意见;格鲁吉亚更是在俄罗斯的压力才加入了独联体。其二,在国防与地区安全领域,许多国家对于独联体的作用存在不同看法,比如试图建立一体化的独联体国防军队和单一最高指挥部的早期设想被搁置许久,其主要问题是独联体国家所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要么来自其国内冲突,要么来自俄罗斯。其三,在经济领域,独联体的作用也差强人意,如设定的贸易目标没有实现,缺乏联合投资资金,在消除出口税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经济改革方面的协调也几乎不存在,而且在自贸区建设上只获得了少数几个国家的支持。其四,独联体在政治领域的合作也较为薄弱。一项研究发现,在1991年至1998年3月独联体议会和国家元首理事会通过的886份文件中,只有130份得到了所有成员国的签署。各成员国未能实现立法的标准化或统一化,俄罗斯促进双重国籍的努力也在大多数国家遭遇了阻力,各种论坛形式也未得到充分利用。换言之,独联体内部的多边活动往往都是宣言性的。总的来说,独联体存在着安全、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困难,大多数成员国的消极抵抗和资源缺乏阻碍了独联体成为一个有效的地区组织。

2.地缘政治的多元化

如果认为在上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可以在独联体中发挥霸权作用;而到90年代末期时,国际环境更加多元化,许多行为体(如美国、中国、土耳其、印度等)都有兴趣和能力在欧亚地区发挥重要作用。此外,地缘政治的多元化也为独联体国家的外交独立开辟了新的机会,同时对摇摇欲坠的独联体结构产生了冲击。地缘政治的多元化在诸多方面有所表现,例如在对外贸易方面,独联体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占它们贸易总额的比例逐渐降低,从1992年的57%到1997年的22%。在能源方面,西方加大了对后苏联国家能源领域的投资,一定程度降低了俄罗斯对其他成员国利用能源问题进行经济施压的能力。在安全领域,独联体国家也有离开莫斯科的动向,如格鲁吉亚和乌克兰试图加入北约,上合组织也在某种程度上与独联体存在竞争关系;此外,“9·11”之后的美国也在中亚安全问题上发挥着更为显著的作用。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地缘政治多元化的某些方面源于独联体内部,即它们内部出现了分裂,如格鲁吉亚、乌克兰、阿塞拜疆、摩尔多瓦等国成立了古阿姆集团,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应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以及对能源领域的控制,该集团主张与西方国家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俄罗斯亦成立了亲莫斯科的次独联体集团即欧亚经济联盟,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六个国家。事实上,独联体内部的分裂使独联体成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组织。

3.独联体与普京领导下俄罗斯的复兴

在成为俄罗斯总统后,普京认识到俄罗斯在世界上的作用正在减弱。因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俄罗斯在前苏联地区的作用,并强调与独联体国家的关系将是俄罗斯外交的优先方向。在能源领域,普京推动俄罗斯在里海沿岸国家进行了更多投资。在安全领域,俄罗斯在中亚国家保留了较多的军事基地,并于2002年成立了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六国在内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在经济领域,欧亚经济共同体成为后苏联地区作用最突出的区域组织。然而,该组织的成功并不能被视为独联体的成功。因为该组织的成员国并不包含独联体所有成员国,区域一体化的实现也仅体现在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及中亚国家之间,这种一体化的驱动力主要在于经济和安全领域的相互依赖以及对西方国家“民主化”的共同担忧。一些人认为,这并不是俄罗斯领导下的地区主义,而应是被双边协议所掩盖的单薄的多边主义。与此同时,对集安组织或者欧亚经济联盟不感兴趣的独联体国家则转向了西方,古阿姆集团也仍在运转。

四、独联体为何失败?

在后苏联时代,独联体的诸多设想目标被其他地区组织所取代,在某种程度上,它的失败是多方面因素所造成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强权政治

现实主义理论将地区组织视为军事联盟,认为它是为了应对外部威胁而形成的。然而独联体的安全威胁并非来自外部,而是来自于内部。显然,独联体各国各有各的担忧:最高的安全关切或来自国内(如塔吉克斯坦、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或来自一个俄罗斯以外的国家(如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的关系,中亚其他国家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担忧等),或源自俄罗斯本身,因为担心俄罗斯可能直接行动(如俄罗斯声称对乌克兰领土的主张),或担忧俄罗斯在分裂主义或者独联体内部争端中偏袒其中一方。因此,无论是在安全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都没有必要、也几乎没有希望制定一项外向型的独联体战略。首先需要考虑的便是俄罗斯的能力和意愿。就实力而言,俄罗斯显然是后苏联时代的霸权国。在后苏联空间,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能够在超国家决策机构中制衡俄罗斯。因此,实力并非问题的关键,而在于对俄罗斯意图的认知。许多独联体国家不想让自己受制于一个会让它们屈服于俄罗斯的新机构,不希望独联体成为苏联的化身。而另一方面,一些国家对独联体则更为热情,愿意与俄罗斯进行合作,其中便包括大多数中亚国家,它们急切地寻求加入独联体,并通过各种双边和多边关系与俄罗斯联系在一起。就俄罗斯自己的意愿来看,虽然对独联体给予了口头支持,但事实证明俄并不愿意为独联体做出更大的实质性贡献,尤其体现在经济协调问题上。结果便是,更有效、更易行的双边协议和单边行动取代了地区合作。此外,俄罗斯认为21世纪的世界更具威胁性,且其中一些威胁更是来自于独联体内部,这便愈发减弱了独联体对俄罗斯的吸引力。归根结底,俄罗斯虽然不愿意支持独联体内的地区主义的发展,但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可能也没有能力这样做,因为地缘政治的多元化使得俄罗斯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主宰该地区。

2.相互依存还重要吗?

除了强权政治,人们可能还会联想到独联体内部相互依存的重要性。在这方面,由于独联体国家普遍是从前苏联中解体而出,有着大量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联系,因此在初期独联体的区域合作前景是积极的。然而,相互依存所起到的粘合剂作用会促进独联体发展的认知面临两个问题。首先,相互依存和国家利益之间并没有直接和决定性的联系。由于国家是理性的行为体,对于许多后苏联国家而言,首要任务是确保国家主权独立,而不是追求相互依存。其次,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是固定的,会随着时间而改变。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于降低苏联解体负面影响以及在俄罗斯的压力下,后苏联国家相继加入独联体。后来,经济困难和地缘政治多元化改变了相互依存的模式。独联体以外的贸易、投资和援助使一些国家在经济上减少了对俄罗斯的依赖。例如,新的能源管道削弱了莫斯科对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等国能源上的影响力,还有一些国家为了寻求安全而投向了美国和北约。事实上,更大的问题来源于独联体的初创原因,即独联体内部的相互依存不是基于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有一定的压力因素。鉴于独联体内部的利益和权力差异以及外部势力对该地区的参与,前苏联的共同纽带愈发显得脆弱。

3.国内政治的考虑

从国家层次来解释独联体的失败,可能存在以下三种解释。首先,有种观点认为如果没有俄罗斯对独联体的有力支持,这些国家就缺乏使独联体发挥作用的资源。事实上,独联体从未有过促进经济或者安全合作的预算,且在上世纪90年代所有后苏联国家的经济都比较困难,经济保护主义相比自由贸易和跨境投资更有吸引力。其次,相比于地区合作,各国都将本国建设放在首位,即发展自己的经济、基础设施、安全和身份。而且,与双边关系相比,独联体比较缺乏灵活性,并对成员国来说具有一定的负担,还有可能对各国新获得的主权构成威胁。最后,如果不考量“客观”的国家利益,从政治精英的需求出发,他们的首要关切是自己的政治前景。正如菲利普·罗德(Philip Roeder)所指出的,后苏联国家精英对于政治生存的狭隘担忧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接受了俄罗斯的霸权,即他们对俄罗斯的依赖有助于维护其在国内的稳固地位,换之而来是对独联体的大力支持。

4.建构主义的解释

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地区主义强调基于共同价值观和共有文化的身份概念,因此,地区并非完全由权力和利益决定,而是由观念和社会建构决定。遵循这一视角,问题便可被转化为——独联体成员国是否具备“认知上的相互依赖”以建构有效的地区身份。尽管独联体缺乏类似欧盟这样由特定大陆界定地区组织的凝聚力,但所有成员国都拥有前苏联的共同经历,正如菲利普·罗德指出的,后苏联空间“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国际区域”。还有学者认为,独联体国家是建立在旧苏联框架基础上的,在基本政治文化上有着广泛的共识,有一种“共同的政治语言”,以及政治行为体之间在各个层面上的正式和非正式联系。

上述观点的问题在于,独联体从一开始就存在分裂,其成员国因为不同的原因加入其中,成员国的不同关切意味着不存在共同的独联体利益,因此也就不存在支持该组织的观念基础。此外,即使关于地区凝聚力的说法能够解释20世纪末期的独联体,但也显然不符合21世纪的现实。现在的问题是,一些独联体成员国保持或者正在回归苏联式的治理体系,并害怕西方的政治以及经济影响。而另一些成员国则更加热切的寻求加强与西方的关系。关键在于,身份、观念和利益一样,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受制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态势而不断发展变化。而且从社会层面来看,许多后苏联国家的公民对苏联历史持消极评价,认为苏联更像是一个帝国而非一个与民为善的政治实体。换言之,各国的政治精英和广大民众正在分道扬镳,因为后苏联意味着过去,而非未来。因此,在许多国家,因为出于对俄罗斯实力和意图的担忧,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民众,都没有创建将各国联系在一起的新的超国家结构的热情。而就俄罗斯本身而言,对于其在独联体中角色的认知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至21世纪初,俄罗斯变得更倾向于民族主义而非地区主义。与此同时,普京时期俄罗斯的行动也进一步疏远了几个独联体国家,尤其是乌克兰、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由此可见,独联体的建立是历史的偶然,其一体化的承诺不过是一个巨大的“虚影”,反而成了最有用的分离工具。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独联体在政治、经济和地缘战略上的相互团结将愈发减少,随着各国开始朝着不同的方向前进且试图克服过去遗留的困难,唤起前苏联的共同历史将变得愈发不重要。

五、结论

一直以来,独联体作为一个运转不良的地区组织已经成为事实。苏联解体后,将前苏联空间视为一个连贯的地区已经失去意义,而以下几个因素或许可以解释独联体的失败。第一,权力与地缘政治,即俄罗斯的实力加之前苏联的共同过去,使独联体的几个小国愈发担忧地区霸权的出现,因此渴望与域外国家建立联系,尤其是美国;而另一些国家由于地理、能源、政治体制等原因仍然选择亲近莫斯科。第二,独联体遭受到了存在主义危机的影响,即在苏联解体后遗留问题得到解决后,独联体失去了明确的存在理由。各成员国对该组织及其自身的未来有着不同的愿景,而使独联体成为“客观需要”的纽带则植根于过去,许多国家希望远离而不是拥抱过去。加之地缘政治多元化再次削弱了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消除了独联体范围内合作或一体化的必要性。更重要的是,各国没有足够的政治意愿来为独联体赋予一个固定的形态或身份。独联体只能发挥有限的职能作用,并不具备足够的政治、意识形态或文化粘合剂来将十二名成员国团结在一个有凝聚力的组织中。相反,各国寻求新的联合或组建独联体内部集团,更好地反映和服务其利益。因此,独联体作为一个地区组织,几乎已经不合时宜,失去了在国际关系中将它视为一个独特地区的必要性。

编译者简介

石浩东,中共党员,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科社与共运专业研究生。本科就读于北京林业大学林学专业,参与国家级大创项目一次;参与由北京市教工委组织的“名家领读经典”等市级思政研讨课两次,主持撰写的团队报告两次获得北京林业大学优秀实践论文一等奖;参与共青团中央学校部组织的“青年服务国家”实践项目一次;多次参与无偿献血等志愿活动;研究生期间主持甘肃省优秀研究生“创新之星”科研项目一项。本硕期间从事过班长、团支书、兰州大学研究生会文体活动部负责人、研究生党支部组织委员等学生工作,参与组织校篮球赛等活动,获得过北林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支部书记、兰大优秀研究生、研究生二等学业奖学金、北林三等学业奖学金、家骐云龙奖学金等荣誉称号。

校对者简介

陈明霞,中共党员,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本科和硕士分别就读于兰州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专业。硕士期间发表学术论文三篇,主持校级科研项目一项。

有恒·欧亚学术编译团队

为了解学术前沿,开阔学术视野,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以研究生“笃研”读书会为依托,组建“有恒·欧亚学术编译团队”。团队主要负责编译俄罗斯、中亚、南亚和高加索等国别与区域研究相关的外文文献,包括学术期刊论文、书评、地区热点及重大事件的相关时评等。自组建以来,编译团队已推出100余期编译作品。现有编译人员30多名,主体为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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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组织编译。所编译文章仅供专业学习之用,相关观点不代表发布平台,请注意甄别。本期编译得到北京海纳丝路信息科技研究院的赞助,谨致谢忱。

编译:石浩东

校对:陈明霞

审校:王术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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