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汪金国，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亘古悠远。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华夏先贤哲人不仅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更积累了迄今让人仍叹为观止的先进教育理念和为师者所应具备的优秀人文精神。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更应该了解和储备这些最基本的传统人文理念，将其贯穿于教育工作的各个阶段。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为人之道，也就是今日所谓人生观和世界观，学生方能定下身来聆听老师对专业知识的传授，才能静下心来听取老师对疑难问题的释读。诚所谓：“知之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也就是说，让学生首先懂得为学的目的和为人的道理，方能够使之身定、心静、神安，惟有做到这三点，他才能够进一步深入思考问题、探求知识，才能有所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解学生以惑，可使学生祛当下之迷；授学生以业，可使学生有一技之长；传学生以道，可使学生终身不受内心之困。另外，毋庸置疑的是，国民的文化自信，乃文化安全的根基所在。如果国民普遍崇洋媚外并对自身文化嗤之以鼻，文化安全从何谈起？
一、为师者：传道，授业，解惑
韩愈曾经有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不仅应具备渊博的知识，更应时时自省，处处以修身为本，方能得到学生的尊重和社会对为人师表的敬重。结合今日社会发展的实际，教育工作者仍然应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即传之以爱国、爱民、崇德、重礼和敬信的为人之道，授之以知识、技能、劳动、生产的生存发展之业，解之以社会大变革时代在思想、精神和心理方面之惑为己任。教育工作者要想使自己的角色发挥得更好，其自身必须具备良好的传统人文素养，注意修身养性，尊道崇德，才能为人师表。惟有如此，其言行才会具有感召力、感染力、说服力和影响力。否则，乏味的说教、强势的“填鸭”和低俗的说笑只会增加学生的反感和对师德的怀疑。
古之圣人追求的目标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是一个教育工作者最起码和最需要向学生传授的人生追求。能力强者，条件足者，要为天下苍生谋福利；能力逊者，条件不足者，则力求自身做到尽善尽美。所以，今日教育工作者仍然需要把造福于人和追求自我完善作为终生不懈的追求，并自觉运用到教育实践当中。
修身要达到的基本标准，一是要有博爱之心，二是要有坦荡之怀。所谓博爱，就是广博之爱。是对天地之爱、对苍生之爱、对社会之爱、对家庭之爱、对生活之爱、对生命之爱。一个有仁爱之心的人，才会施人以爱，真正做到诲人不倦。也只有胸怀坦荡之人，才会海纳百川，胸怀宽广，以豁达之怀处世；才会安贫乐道、淡泊明志，自强而不息；才会教学相长，厚德而载物。
修身则道厚，道厚则业精，方可传道授业解惑。他才能够自己明是非，别善恶，辨真伪，知荣辱，断曲直，晓美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焉！”“石韫玉则山辉，水怀珠则川媚”。师厚德则人崇，人学丰则师表。
二、为学者：明德，新民，止于至善
《大学》有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贤哲，仅三言便道出了为学者的人生追求和奋斗目标。
所谓明明德，是为学者的最低层次，指的是从自身出发，发扬光大为学者个人的美德。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明明德”？首先得从认识事物、获取知识、明确目标、端正心理做起，最后达到个体追求的最高境界：身修、内圣。即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
如果为学者仅以个体的身修作为人生的终极追求目标，那他仅仅只是达到了古时所谓“小学”的高级阶段。为学不为民，枉为为学者，枉为为大学者。为学身修，就是为了“新民”，让更多的人受到你的影响，得到你的教诲，从而开启民智，维新大众。如果一名教育工作者能够做到这一点，已然是一名优秀的为学者和为师者了。但是，在贤哲心目中，这只是为学者追求的中层目标，还不是一名真正的为学者。
“止于至善”理应成为为学者的最高追求。在自身美德得到发扬光大，在开启更多民众民智和弘扬美德的情况下，让天下苍生都能身修德备，天下德泽。
所以说，作为教育工作者，首先要自己“明明德”，而后以自身的明德去“新民”，影响更多的民众，使之德明，最后让更多的明德者去开启天下更多人的民智民德。德不明而成就事业者，鲜能见之。即使一时得逞，也为人所不齿。
三、为人者：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易传》有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谓为人者，应如天上的日月星辰那样，生生不息，永不懈怠，积极向上，努力奋进。但是，为人者，更应该修德达道，做到像大地那样，生养万物，抚育万物，包容万物。
《道德经》有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意思是说，最美最善的物莫过于水。无水，则不能产生芸芸丛生的生命世界；无水，任何生物都无以生存。水生育万物，滋润群生而与物无争，不求后报。它柔弱温顺，总是处于为人们所鄙弃的最低下的地方。所以，水最相似于道。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人总是喜欢奉上欺下，攀高附贵，青云直上，而水则总是流向低凹的、最安全的地方，无倾覆之患。人心总是有私心杂念、七情六欲之烦扰，而水则清澈湛然，无色透明，无混无浊，可鉴万物，如心灵之善渊。水善养万物，施恩不求报。植物皆沾滋润之恩，动物悉获饮食之惠，此乃仁慈也。水利万物，诚实和顺，无假无妄，表里如一，是谓“言善信”。水之为治，若大匠取法，以“平中准定上下”，不左不右，不偏不倚，对万物一视同仁，最为公平，是谓“政善治”。水利万物，能力非凡。去污洗浊，攻坚克固，行船渡筏，兴云致雨，生物育人，功用不可估量。此乃“事善能”。春夏温热，万物繁衍，最需要水。此时，水则蒸云降雨，滋润群生，降温祛暑。秋冬渐寒，万物成藏，水则结为坚冰，凝为霜雪，覆盖大地，恰若天被，保护生灵，遮风御寒，此乃“动善时”。水之体性，虽有以上“七善”，但皆出于自然，与物无争。所以，水才没有过失。
今日教育之失，更多的是向学生灌输所谓的“获高分”“争第一”和“得奖金”等诸如此类的理念，使人人都成为竞争者甚至斗争者，使人人都成为凶残贪婪的“狼”。教育之原初本意，并不出其字面之意，即教而育之。教乃教书，育乃育人。教书重知识，重专业，俗谓“重脑”者也，发乎外而显于形，因教之使人聪明，使人自强不息；育人重道德，重修身，俗谓“重心”者也，发乎内而显于形，因育之使人智慧，使人厚德载物。可今日所见，教育更多的是教而争之。如果学校教育就已经让学生成为了一只初具贪婪之心的“狼崽”，那么等他到了纷繁复杂的社会，等着他的可能不光是任他撕咬的猎物，而是还有比他更为凶残和欲壑难填的“狼们”“虎们”和“狮们”。一个和谐社会的创建，不是一群富有贪婪欲望的“狼们”的争夺与聚合，而应该是“道盛德至善”者们的和睦相处和辛勤创造。
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和明天的希望，他们当中不乏明天的治国者、治人者、治学者和经营者。所以，教育学生应该懂得：未来的治国者，要为民求发展；未来的治人者，要为民谋福利；未来的治学者，应为民添智慧；未来的经营者，应为民增财富。
同时还应教育学生做到四点，即“远”“近”“高”“低”。当然，远近高低各不同，扩而充之，就是四句话，无论是求学还是今后的人生道路上，要做到：眼光远、目标高、待人近、姿态低。眼光远，终生要有远大志向。在学习和工作中，不要因贪一时之安逸，而放弃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也不要因图一时之快，而贪眼前小利；也不要因暂时的困难，而怨天尤人。望一望远处，海阔天空。目标高，一生要力求上进。“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无论陷入什么样的困境，都要像日月星辰那样，生生不息，拥有一种永远向上的进取精神。待人近，切忌拒人于千里之外。无论有多么的春风得意，始终不要忘了要关爱他人，更要善待弱者。相反，无论生活得如何不尽如人意，始终不要忘了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保持开阔的胸襟，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求索精神。姿态低，切忌高高在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如果以低姿态进入社会，你将很快融入其中，大千世界将很快成为你施展抱负的天地。当然，低姿态并非媚上，并不是降低人格以求一己私利。相反，只会提升你的人格魅力。唯有这样，才能做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四、行事轨度：德行天下，法度自如
如今我们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开设思想品德教育课，可是十几年的学习下来，我们发现孩子们的品德修养并未有多大的提高，思想道德情操并没有我们所预期的那么令人鼓舞，何故？古人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以政策法令训导人，以法律刑罚约束人，民众可以不违法、不犯罪，但却不懂廉耻、不懂自我约束。言外之意，一旦政策法令、法律刑罚失范，民心岂不混乱？用道德熏陶人，用礼仪教导人，百姓就知道廉耻为何物，他们自会约束自己。言外之意，一个有道德、有修养，懂礼仪的人，即使没有外界的法律约束，他也会洁身自好，以身作则。
很明显，法律和政策性的东西，属于“以法治国”的范畴，而道德和礼仪的东西则明显属于“以德治国”的范畴。一个社会，一个和谐的社会，是需要人人都有自由但人人都有所约束的社会。如果人人都只顾自身的自由而为所欲为，那么这个社会难免将陷入极大的混乱之中，最终导致人人都没有自由。
我们认为，规范人行为的“处方”有二：其一为“自律”，即道德与修养的约束，也可谓之德治；其二为“他律”，即法律与制度的约束，也可谓之法治。如果一个社会能够提高公民道德修养和完善法制建设则必定可以创造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显然，在提高公民道德并进而规范社会次序方面，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传统文化思想具有现代学说不可替代的重要而稳固的作用。当然，这些传统文化思想并不总是排斥现代思想学说，相反它们始终也在不断地改变和完善自我，借鉴和吸收一切有用的东西。
教育学生要懂得遵纪守法，但更要让他们懂得提高道德修养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道德的立意基础是“人之初，性本善”。相反，法律的立意基础是“人之初,性本恶”，所以法律最常光顾的是无法约束自己行为的人，也就是无德之人，而对于可以约束自我者，即有德者而言，法律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法治的最高境界是“无法”，是德治。一个和谐的社会，应该是人人都可以自觉或不自觉地约束自我行为的社会，而不是人人道德败坏，却需要通过法律的强制手段从外部加以约束的社会。因此，提高整个国民的道德修养，是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需求，也是法治社会的根本追求。
五、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崇尚与尊重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若只注重传统文化的回归，则势必陷入保守和自我封闭之中；反之，如果一味地蔑视传统文化，则有可能导致文化断层，深陷不知自我之窘境。“凡对以往历史抱一种革命的蔑视者，此皆一切真正进步之劲敌也。惟籍过去乃可认识现在，已惟对现在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实有真实之改进。[1]”
“过去我们爱讲祖国的博大精深。我以为，一个民族的博大精深，要看你现在的这一代人，对自己的文化知道多少，是不是为自己的文化感到骄傲和自豪，是不是有强烈的文化自尊。如果没有，就谈不上博大精深。我们的历史是博大精深的，但如果一个民族的历史，不能变成这一代人的精神财富的时候，那么我们只能说是一个失落的文明。经济的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但是在国际化背景下，文化的本土化也是一股世界潮流。各国的文化都在向着自己的本土化方向发展，这是一个发展趋势。关键是看我们自己如何把握，一个民族，如果自己的文化还处于很零散，很微弱的状态，没有摸清，无法把握，更谈不上引以为自豪和骄傲，那么就很容易在国际化背景下失去自己，就很难形成真正的民族凝聚力。[2]”那么就更谈不上向外传播自己的文化了。因此，改变国人对传统文化嗤之以鼻的态度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国外就有关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专著一本接着一本出版的时候，我们还没有从对自己的文化偏见中走出来。而且，重要的是，“文化传统并非身外之物可随意抛弃。文化传统来自地域、语言、社会结构、社会生产方式、心态民俗及原始概念等因素。它长期积累，潜入生命，积淀于民族心理结构之中，因而传统文化在现实中国社会发生作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3]
无论是从历史的还是现实的角度分析，由衷地崇尚和发扬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真诚地尊重和吸纳外来传入的先进文化，这是自古至今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长盛不衰和我们今天仍然应该信守的公理。“各民族在自己的文化发展过程中，必须互相学习，互相充实，互相继承，这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规律。学术文化是人类共同享有的，每一民族必须向别人学习，也必然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历史上绝对没有任何民族，在文化上专门引进，毫无创造；也没有任何民族，专门创造，毫无引进”。[4]
因此，引导学生崇尚优秀传统文化和尊重外来先进文化的理念，提高人文道德素养，他才能够树立对自身文化的自信，才能自觉主动地探求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有益知识。在科学的研究道路上，人文社会科学的探索，其影响之深远，决不逊色于自然科学，因为它探求的是人类自身及其所依赖之社会的发展状况与趋势问题。自然科学更注重人如何超越自然、顺应自然和利用自然，而人文科学更注重人如何超越自我、顺应自我和利用自我。尽管现代人文科学受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及急功近利思想的影响日益深刻，但其研究的主旨还是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一位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其最伟大之处也许不在于他所取得的自然科学成果本身，而在于他从自然科研成果中凝练出来的对人生与未来、对人与自然之关系、对人与社会进步的哲学思考；而决非为科研而科研、为实验而实验，否则，就是工具，“机器人”。简而言之，能够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凝练提升到哲学的理论高度，提升到人文精神的高度方为科学研究之上乘。
增加中国教育中传统人文精神的成分，就今日而言，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我们中有不少人之所以不认可自身的文化，就是因为不了解，读不懂；不了解，读不懂，就谈不上崇尚，不崇尚何来文化自信？知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我们连最起码的人文精神都没有，何以出现博古通今的大师呢？我们之所以出现那么多“崇洋媚外”“食洋不化”“食洋而不敢化”“食洋而不想化”者，何故？还不是因为不了解自身的文化，连一点点最起码的传统人文素养都没有，所以就只能拜倒在外国学者的膝下，玩弄些新名词，摆弄些新概念，故弄玄虚，以所谓“中西合璧”的大家自居。
舍本逐末，何以造就学贯古今、合璧中外，垂范后世的大师呢？连自己都不相信，何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呢？对自己的文化连一点点的自信都没有，何来文化的安全呢？
各位同学，疫情当前，健康平安第一，请大家务必做好防护。保护好自己，保护好家人；不要焦虑，不要恐慌。祝愿大家平安健康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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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引论》第2页。
[2]刘东平：《“抢救民间文化，关注民众精神”——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作家冯骥才访谈》，《今日中国》，2003年第2期，第68页。此为冯骥才语，（注释后文转下一页脚注）尽管此处谈的是有关抢救中国民间文化的事，而且本文作者并不完全认同谈者所谓文化本土化的观点（显然，谈者并未完全领会中国文化的博大“胸怀”，但是谈者对于文化的某种责任感和某些看法还是有可取之处，故引用之。
[3]郝侠君、毛磊、石光荣主编：《中西500年比较》，中国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第758页。
[4][埃及]艾哈迈德·艾敏着，纳忠译：《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一册，黎明时期》，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译者序言”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