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霞 编译
文献来源：Rebecca Adler-Nissen and Ayşe Zarakol, “Struggles for Recognition: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Merger of Its Discontent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75, No.2, 2021, pp.611-634.
一、研究问题
上世纪末，国际社会的普遍信念是，全球化保证了西方式民主的胜利。人们坚信，即使美国衰落，自由主义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也会继续存在，因为其唤起了个人的理性，增加了国家的财富，促进了全球的进步与民主。然而，近五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自由主义正受到西方选民自己的挑战，如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崛起及反自由主义政策议程的上升等，人们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持久性的乐观情绪逐渐被担忧甚至悲观情绪所取代。与此同时，俄罗斯、土耳其、巴西、匈牙利、意大利等国领导人、乃至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有关行为都深深冲击了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尤其是随着COVID-19的全球蔓延，国家之间的壁垒不降反升，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真正捍卫者早已所剩无几。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支持者为何突然减少？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存在两种不同的解释。其一，全球化收益分配不均加剧了选民对经济自由主义的不满情绪。很显然，这无法解释西方国家高收入阶层对民粹主义的大力支持。其二，俄罗斯及一些半边缘国家（如匈牙利、波兰、土耳其）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破坏”，如挑起西方分裂、无视国际规则、干涉核心国家内政。这虽然具有部分解释力，但显然无法解释为何这些国家骤然背弃了其曾经渴望加入的西方秩序，或者说这些国家的主张为何能够吸引西方国家的选民。
基于此，作者首先指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对形式：核心区的民粹主义、半边缘区的反自由主义（anti-liberal）或非自由主义（illiberal），二者相互协作，从内部动摇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根基。然后，作者借助承认理论视角指出，反对者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反对其实超出了纯粹的经济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作为一种“承认秩序”（recognition order）的不满——反对者对于自身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创造出的“承认等级制”（recognition hierarchy）中所处的位置感到沮丧。这种国际社会的等级制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当前面临的困境提供了一种解释视角。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探讨了西方内部各群体的不满情绪；第三部分探讨了半边缘国家怨恨情缘的历史根源；第四部分论述了上述两股力量的汇合；结论部分预测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演变趋势及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
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理论化：承认秩序及其不满
承认是人类社会的普遍需求。无论是个体、群体、还是国家，为承认而斗争构成其身份发展的基础，反之，遭遇蔑视（即一行为体自我所期望的身份认知与他者对该行为体的身份认知之间存在差距）则会破坏其自我身份。然而，获得他者真正的承认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的互动总是伴随着或多或少的蔑视。因此，所有的行为体总是在为承认而斗争。当然，为承认而斗争并不总是会破坏既有秩序，作者关注的是那些具有政治显著性的承认斗争——大量不同的、模糊的个体经历被清晰的表达成一种关于蔑视的公共话语。作者主要关注的是那些曾经拥有、或自认为拥有地位，但现在由于丧失了（真实的或想象的）地位而遭遇蔑视的行为体，它们有志于恢复等级制，因为这可以将它们提升到自认为应该享有的高地位。
学界将承认理论从个体研究拓展到群体研究，已取得了相当成熟的成果。在国际关系领域，一些有关承认理论的研究指出，承认缺位将驱动国家参与地位竞争。虽然一国的物质成就可以提升其在国际等级制中的地位，但并无法确保这种成就可以得到他国的承认。社会承认（以社会和象征符号为表达方式）与物质状态不匹配的结果便是“地位错位”（status inconsistency），地位错位则易于滋生怨恨情绪。当然，这一现象并非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所特有，而是存在于任何国际秩序中；换言之，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一些行为体相较其他行为体更容易获得承认。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与此前秩序的区别在于，至少在言辞上否认等级制，尤其是承认意义上的等级制。正因为强调基于平等、权利、理性观念的政治，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不满的人认为其是虚伪的。不满的根源在于，一方面，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未能意识到其所继承的历史性等级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虽然强调进步，但其并未能实质消除那些等级制。对于半边缘区的国家来说，历史上高地位的丧失导致它们感觉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遭遇了蔑视，因而怨恨其缺乏进步性（lack of progress）；与此同时，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在平等的承认方面取得了进步，但这是以牺牲在20世纪享有特权的某些西方群体为代价的，这些处于核心区的群体因而也怨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进步性（for its progress）。如此一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不仅在国际上、而且在西方国家内部都面临反对的声音。换言之，那些半边缘区沮丧的威权和准威权国家，以及那些核心区的丧失地位的群体，将其“遭遇”归结于同一个“敌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双方都将其视为建立替代性秩序的障碍。
三、中心不再：核心区的不满
在核心区，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不满主要是由那些曾经享受优待、当下感觉被蔑视的群体所推动的。比如，那些主体民族成员日益感受到移民、公民权力扩张、对以前“外群体”的日益承认、经济实力的相对丧失、西方国际地位的预期丧失等所带来的威胁感。他们将所有这些变化都归咎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随着核心区国家选民与政治精英之间的距离不断拉大，他们逐渐不再认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正是一种被蔑视感在起作用，比如，支持英国脱欧的选民渴望“英国例外论”及“英国统治”，这其实根植于对大英帝国的历史怀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这些群体位于核心国家，而正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创建并维持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因此，外人经常将他们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所有者混为一谈。而事实上，这些选民却怀疑正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动摇了他们国家以及整个西方世界在国际等级制中的统治地位。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精英所推动的，是出于一种“宽容的共识”：公共没有明确和具体的外交政策偏好。只要政府和专家处于“默许区”（zone of acquiescence）内，他们就可以制定一系列外交政策。西方的工人阶级专注于向上的社会流动，他们会模仿上层阶级的品味，消费各种物质和象征性商品，随着经济走向繁荣，他们大多数人都会产生一种“自己的位置感”（a sense of their place），与这种“位置感”相伴随的是依附于民族国家的强烈阶级认同。这种等级性的环境构成了西方国家的部分国内景观，在其中，正是西方的精英们推动和参与了联合国、北约、欧共体等自由主义国际机构的建立。在美国，两党之间的合作在二战期间得到了加强，在冷战时期由于苏联这一共同威胁的存在而进一步得到了巩固，直到越南战争之前，公众舆论并未在精英阶层的政策考量中占据多少位置。在欧洲，精英阶层预期，作为相互贸易与合作物质收益的“宽容的支持”将会推动选民们对精英的大力支持。这种预期的部分依据是，选民群体觉得自己作为他们民族国家“所有者”的身份得到了承认。虽然事实上他们可能并没有多少发言权，但政客们给了他们象征性和言辞性的满足和迎合。相反，当下那些自认为是失败者的焦虑则是根植于对政治的深刻不满。2008年的金融危机及政治精英们的处理方式加剧了这种被抛弃的感觉，导致选民们对当权者的信任日益下降。这种曾经享有特权但现在受挫的非精英群体，是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构成内部挑战的主要组成部分。
虽然经济问题在西方民粹主义兴起和“宽容的共识”终结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背后同时也受到承认需求的驱动。来自20个“发达”民主国家的跨国调查数据表明，民粹主义者更关心的是承认而非再分配。事实上，许多低收入白人选民支持特朗普是因为受到其本土主义、反国际主义竞选纲领的吸引。这些选民群体部分地因个人在教育、住房或就业方面的失败而感到被污名化，同时他们也觉得自己遭遇了背叛，因为他们觉得移民或少数族裔群体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承认。特朗普的胜选可以被解释为：美国全球主导地位受到威胁、以及占多数的美国少数族裔崛起，这些问题威胁到了美国白人作为主导群体的“地位感”，而不是因为美国白人面临经济困难。因为并非所有民粹主义的支持者都是低收入阶层，正是对西方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地位下降的焦虑超越了这些阶层的界限。民粹主义则成功地将这种焦虑和不满转化成了一种积极的社会认同，其核心正是，表达那些没有被自由主义精英充分承认的“真正的人”的想法。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的民粹主义呈现出多种不同群体、不同意识形态的不同诉求，如反移民、反全球主义、反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反资本主义，以及欧洲的反美主义和出于分离的欧洲怀疑主义。但它们共享一种受自由国际主义威胁并反对全球市场、开放边界、国际机制、代议民主的身份认同感。精英阶层对民粹主义的应对方式进一步加剧了民粹主义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反弹，如在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奥地利和瑞典等国，建制派使用诸如“贱民”（pariah）等字眼反而会增强极端分子的民粹主义吸引力。
综上所述，西方的民粹主义植根于脆弱和怀旧情绪，这种情绪越来越多地以反国际主义而非传统的左右党派政治的形式表现出来。由于高度积极的阶级认同已经萎缩，民粹主义就成了对于不同群体共享边缘化和被蔑视感、与国内政治精英脱节、拒绝国际机构以支持民族主义紧缩的可行应对机制。
四、转折的扩大：半边缘区的不满
国际关系学者通常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对半边缘和非西方国家的吸引力归结为：美国的投入或承诺、二战后的霸权、制度与规则的力量、经济激励的合理性、规范的劝说、秩序的合作性安全实践。然而，正如批判学者长期以来所争论的，自由主义建立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历史性(社会、经济和政治)等级关系之上，没有这种等级关系，自由主义就不可能诞生。正因如此，便不能说半边缘或非西方国家是出于纯粹的“理性”原因寻求或拒绝加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它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一些国家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视为另一个可以为其成员提供特权的西方地位俱乐部，获得其成员资格就获得了在当前国际等级秩序中实现崛起的途径。
19世纪是现代国际秩序建立的关键时期，“西方”的经济第一次超越了亚洲。在整个19世纪，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成为了此后一个世纪、乃至更长时期的国际关系的特征。“西方”逐渐被视为世界的中心，西方的标准（从政治到文化）界定了什么是“正常”，塑造了国际行为体应该如何行动(内部和外部)的预期。那些没有达到这些预期的行为体就会遭遇污名化，起初是通过“文明标准”正式剥夺那些被认为是“不文明”国家的平等的法律承认，到了20世纪后更是形成了一种非正式的等级制，如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第一世界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等。这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守成者-外来者”（established-outsider）关系：前者有权制定规范，看不起后者，并认为后者是失范的，即使这两个群体之间的物质差异是微不足道的，但社会权力允许二者之间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和再生产。
因此，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等级中排名较低的行为体就会被推动着去克服它们所背负的污名。20世纪时存在两种污名管理策略的例子：1、有些国家尝试接受和拥抱核心区国家对它们施加的污名，并将其视为是荣誉的徽章。苏联为此提供了最具典型性的例子，即作为一个被污名化的国家，苏联试图创造属于自己的规范和意识形态体系，并获得了其他处于类似境遇的国家的承认。然而，即使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苏联也从未设法推翻现代国际秩序中社会等级制度的基础叙事，即世界其他国家必须“赶上”西方的观念。2、更多的半边缘国家和非西方国家试图通过“纠正”自身的污名属性并加入西方的地位俱乐部（即接受同化并融入“西方秩序”）来提升其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社会等级。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国家采取了“西方”规范，从着装规范到法律规范等，并出于提升地位的目的而签署了相关条约、加入了西方组织。更重要的是，冷战后也出现了相同的行为取向，很多中东欧国家加入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由此可见，苏联未能维持自己建立的与西方类似的承认等级制，苏联模式的失败反过来强化了“西方既是世界政治的中心、更是世界政治的未来”这一观念。因此，对于半边缘国家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被承认为“西方国家”还是被蔑视为“发展中国家”。
在上述历史背景下理解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扩张，可以发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对半边缘（非西方）行为体的吸引力不仅在于其提供的物质利益，也在于承认和归属问题。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创建主要依赖于美国的权力，即精英的劝说、经济的激励、规范的内在吸引力。此外，许多国家之所以加入这一秩序，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将其视为国际体系的内部核心，即一个能获得特权、提升承认的地位俱乐部。加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选择，不仅涉及这一秩序所提供的物质激励，还涉及一个备受渴求的身份标签，即“西方的”、“第一世界的”、“发达的”。当然，新加入的国家只是出于被承认、被接纳的需求，但并不必然意味着它们同时内化了这一秩序的规范和规则，这就导致，对于必须遵守相关规范的怨恨逐渐开始对社会产生腐蚀效果，而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俱乐部未能给予这些国家预期的承认时，这种腐蚀效果就会变得更加强烈。
尽管对以西方为中心的等级制的怨恨早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出现前就已存在，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秩序本身的成功在半边缘国家的政府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国家的政府反而是那些社会中怨恨和反西方的代表性力量。首先，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以来，政治、经济自由化的规范帮助推翻了以往的政权，并建立了选举竞争政治，这反而催生了更依赖大众支持的政治领导人。这些领导人一旦掌权，就会通过煽动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怨恨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其次，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带来的全球经济增长赋予了半边缘国家更多的经济实力。最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不平等效应，以及此后流向“新兴市场”的投资，进一步将这些国家和政府推向了成功，这鼓励了这些国家及政府在国际政治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因此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构成了内部冲击。
五、不满者的合流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冲击
如前所述，中心区和半边缘区的不满者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作为一种承认秩序感到不满意，但双方是出于相反的理由：前者认为该秩序削弱了西方的霸权，后者却认为该秩序是西方霸权的另一种表现。然而，即使二者的动机和后路不同，但从目前来看，二者正在互相强化，而且这种互动在当前国际体系三个方面特征的推动下变得更加强大，这极大增强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所面临的挑战。
首先，数字技术加速了思想和行动的全球传播，让那些以前没有发言权的人有了发言权。互联网造就的选民更热衷于政治辩论，且有着更加独立的思想，这使得他们对传统精英更加挑剔，更加不易于顺从。不满者通过脸书和推特等全球平台得到了激励。数字虚假信息、假新闻、信息泛滥皆塑造并利用了全球范围内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不信任的人的挫败感。正是因为利用了这种挫败感，俄罗斯发起多边虚假信息运动影响了美国2016年大选，类似的虚假信息对德、法等国的内政外交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外，还有黑客攻击、信息盗窃、数字广告等行动。
其次，自冷战结束以来，意识形态和政党政治在全球范围内的衰落消除了以前处于不同阵营的团体和国家之间合作的障碍，非西方世界的政党和领导人之间建立的网络就是明证。例如，土耳其的埃尔多安（Erdogan）、委内瑞拉的马杜罗（Nicolás Maduro）、匈牙利的奥尔班（Orbán Viktor）、塞尔维亚的武契奇（Aleksandar Vučić）等，各种从“极左”到“极右”的国家领导人之间形成了联系网络。甚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与波兰和匈牙利的非自由派领导人之间也保持着密切关系，即使后者经常发表反犹言论。此外，巴西总统博索纳罗（Bolsonaro）与勒庞（Marine Le Pen，法国极右政党领袖）、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意大利中右政党领袖）、班农（Steve Bannon，特朗普高级顾问），特朗普与莫迪（Narendra Damodardas Modi），库什纳（Jared Kushner，特朗普女婿）与萨勒曼（MBS，沙特王储），以及普京与欧美民粹主义者之间都保持着联系往来。正是出于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怨恨，以及共同的经济利益和象征性承认，促使这些“非自由”的领导人走向了团结，并支撑起了他们的联系网络。
再次，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脆弱性是由处于秩序内部的行为体所产生的。尽管对西方统治的怨恨并不新鲜，但新奇的是，当前秩序的挑战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该秩序的主要受益者。比如，这些国家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机构的成员，这些国家的政权在权力巩固时期得到了自由派精英的积极支持，并且正如前文所讲，最近几十年的经济繁荣也进一步巩固了这些政权的发展，然而正是这些国家和政府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保有怨恨和反对的情绪。这就削弱了相关文献中有关物质利益将促进观念趋同这一普遍假设的说服力。
此外，还有一些偶然因素推动了核心区和半边缘区不满者的合流。如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普京治下俄罗斯的抉择。出于各方面的原因，俄罗斯在引导两股不满情绪合流方面发挥了超乎预料的作用。俄罗斯是一个拥有雄心壮志、对国际体系充满权力意识、对地位丧失充满怨恨的失意的前“大国”（former “great power”）。更为关键的是，俄罗斯是一个能在西方－非西方两边都发挥影响力的国家。一方面，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西方核心区，俄罗斯在大众和政治想象中占据着其他非西方国家无法匹敌的特殊位置，其他非西方国家更多地被视为局外人、陌生人、外来者。从历史上看，西方的失势集团（19世纪的专制主义者、20世纪的共产主义者、21世纪早期的右翼反动派和白人至上主义者）都将俄罗斯视为一个理想的替代性选择，俄罗斯因此于西方而言是一个“他者”，但也并未“他者”到不能被一些西方国家视作榜样的程度。此外，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有意将自身标榜为神话般的“真正的西方”（True West），是西方文明的白人的守卫者、基督徒和保守派。另一方面，俄罗斯在现代国际体系中的历史轨迹更接近于非西方国家和半边缘国家，俄罗斯因此与其他一些核心区和半边缘区的国家一样，具有一种混合特质以及由此产生的怨恨情绪。综合来看，俄罗斯同时向西方核心区的民粹主义者和半边缘区的“威权国家”领导人伸出援手，这使其表现得像是一个可以对抗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国家，即俄罗斯似乎既可以将西方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手中拯救出来，又可以将其他国家从西方手中拯救出来。除俄罗斯之外，似乎没有哪个国家可以采取这样的策略，即既声称反西方，又声称拯救西方，并能成功引起目标受众的共鸣。
六、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与国际关系理论的余论
许多人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产生误解的根源存在于本体论层面：他们假定威胁不是来自国际，就是来自国内。如果来自国际，那么问题就是信息或混合战争的外部挑战，应对方式则是国内事实核查和网络安全以及国外军事威慑的综合反应。如果来自国内，那么问题就变成了“观众成本”，或意识形态如何进入外交政策的官僚机构，应对方式就是检查国内的意见形成和决策过程。然而，事实是，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反对已经开始形成跨国网络，因此，国内－国际的区分以没有多少意义。只有理解了这些受数字技术推动的新兴跨国意识形态和网络，才能更准确地评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当前面临的问题，这便启示国际关系的相关研究：除了国家安全与战略研究，还应关注普通公民的社交媒体互动。此外，这也挑战了政治科学中长期存在的信念——西方是一个独立的分析范畴，对西方核心区发展的研究可以在不参考世界其他地方正在发生什么的情况下进行。
本文提出了一种理解方式：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当前面临的看似不相关的挑战其实源于相似的承认逻辑。那些希望拯救该秩序的人往往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该秩序不仅是一个规则和制度体系，也是一个承认秩序，尽管它带来了绝对收益，但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满者。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不满者要求抛弃该秩序，但这并无法解决政治中固有的、根本性的承认问题。换言之，那些半边缘国家及核心区的民粹主义西方选民并不是在倡导一个更加平等的世界，而是在倡导他们自己对于国际和国内秩序的等级制愿景。此外，还有更多的行为体既非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支持者，也非不满者，既不支持任何一方，又同情任何一方的某些方面，该秩序的命运反而恰好掌握在这些行为体手中。
编译者简介
陈明霞，中共党员，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本科和硕士分别就读于兰州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专业。硕士期间发表学术论文三篇，主持校级科研项目一项。
校对者简介
董一兵，山西临汾人，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大外交智库研究员。本科就读于长治学院思想政治教学研究部，专业是思想政治教育，期间获得一次三等学业奖学金。硕士就读于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所学专业为国际政治，在读期间连续三年获得学业奖学金。硕士研究生期间发表学术文章一篇。邮箱：dongyb20@lzu.edu.cn。
有恒·欧亚学术编译团队
为了解学术前沿，开阔学术视野，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以研究生“笃研”读书会为依托，组建“有恒·欧亚学术编译团队”。团队主要负责编译俄罗斯、中亚、南亚和高加索等国别与区域研究相关的外文文献，包括学术期刊论文、书评、地区热点及重大事件的相关时评等。自组建以来，编译团队已推出100余期编译作品。现有编译人员30多名，主体为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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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组织编译。所编译文章的观点不代表发布平台，请注意甄别。
编译：陈明霞
校对：董一兵
审校：李益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