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书评系列之一百二十八】难民不是武器:“大规模移民武器”的隐喻及其启示

日期: 2022-04-15 来源: 原创 点击: ...
   

万雪妮  编译

文献来源Lev Marder,“Refugees Are Not Weapons: The ‘Weapons of Mass Migration’ Metaphor and Its Implications,”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20,No.4, 2018,pp. 576-588.

一、研究背景

2010年,凯利·格林希尔(Kelly Greenhill)出版了她广受好评的著作《大规模移民的武器:被迫流离失所、胁迫和外交政策》(Weapons of Mass Migration: Forced Displacement, Coercion, and Foreign Policy)。格林希尔非常系统地区分了不同类型的行为者,他们试图利用移民来赢得各国的让步。她评估了它们的有效性模式,并讨论了应对这种胁迫性尝试的政策建议。基于她的研究,格林希尔向国家安全机构做了简报。格林希尔的隐喻将难民框定为“危险的武器”,并引导观众按照这一框架思考和行动,仿佛难民是针对他们的危险武器。

“大规模移民的武器”这个隐喻无助于将难民与非法移民或寻求庇护者等其他概念区分开来。这些不同的术语都涉及它们现实中的差异;它们相互重叠,但是没有一个能够明确或准确地描述那些流离失所或被迫逃离的人的经历。在《关于流亡的思考》(Reflections on Exile)中,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指出,“关于流亡的文献最多将痛苦和困境客观化,但是几乎没有人有过亲身经历”。对于萨义德来说,为西方分析目的而写的文献从经验中提取了它认为有用的东西,同时屏蔽了那些正在经历这些经验的人。这是对“大规模移民武器”的不准确描述,因为这个隐喻不仅让难民、寻求庇护者和其他人保持沉默,而且把他们描绘成会对接受国人民发出暴力威胁或进行毁灭性破坏的形象。

尽管将难民问题“安全化”的学者——吉尔·洛舍尔(Gil Loescher)、迈隆·韦纳(MyronWeiner)和爱德华·纽曼(Edward Newman)等人——不断揭露将移民和难民视为生存威胁的含义,但对于鼓励将移民视为生存威胁的隐喻却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基于以上背景,本文作者主要专注于分析隐喻本身,对隐喻进行解构,还原隐喻所隐藏的事实以及其他层面的东西。

二、研究设计

首先,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集中讨论了格林希尔理论的用途和含义,特别是格林希尔用来代替“强制工程移民”(Coercive Engineered Migration)的隐喻——“大规模移民的武器”。这个隐喻毫无疑问地将难民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联系在一起。考虑到隐喻是国际关系思维中的基本要素之一,它不应该仅仅作为一个短语而被忽视。所以,为了探究这一隐喻的效用,作者认为有必要将将关于难民的隐喻武器化;(2)以一种理应受到质疑的限制性的、安全化的方式来构建问题和可能的解决方案;(3)甚至削弱了格林希尔自己提出的应对胁迫性移民的四个政策方案之一。

其次,强调了格林希尔对“难民——武器”的分析及其何以在极右翼理论家和阴谋论者中被接受。

然后,借助保罗·奇尔顿(Paul Chilton)和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对外交政策中隐喻的三种效用的描述,分析了“大规模移民的武器”隐喻。

最后,讨论了减轻隐喻影响的可能方法,并讨论了替代性隐喻。这有助于理解一个这样的隐喻在鼓励人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思考和对待移民方面的作用。此外,它为潜在的去安全化研究(即将一种现象视为普通政治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存在的威胁)找到了一个特定的定位。

三、概念界定与格林希尔的理论

(一)强制工程移民

格林希尔细致地分析了1951年以来的数据(至少有56个案例),以确定出于政治目的使用移民的历史模式以及对其使用的反应。使用移民武器的国家要么部署、要么威胁部署这种武器。她区分了剥削难民或部署大规模移民武器的三类行为者:制造者(generators)、阴谋论者(agents provocateurs)和机会主义者(opportunists),他们将难民看作为自己谋利的工具。

1、制造者是通过针对特定人群的直接威胁或指令制造移民和难民危机。根据格林希尔的说法,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属于这一类。特别是在1994年,当时他停止逮捕逃离古巴的人,试图迫使美国改变外交政策。

2、阴谋论者试图创造条件,迫使或几乎迫使人们流离失所,经常试图以受害者的身份出现,并隐藏在“独立”或“自治”等目标背后,对难民关闭大门或迫使人们离开该国。在这一类别中,格林希尔列举了21世纪初一个由非政府组织和活动家组成的松散网络的例子,该网络鼓励人们离开朝鲜,希望移徙行为能够导致政权更迭。

3、机会主义者指利用或试图利用难民危机为自己谋利的人。他们不会直接或间接引发难民危机,而是利用难民危机为自己谋利。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初,泰国政府利用柬埔寨难民危机——利用泰国向柬埔寨难民提供的帮助——从美国获得经济和政治让步。

(二)大规模移民的武器及其影响

在本文中,“大规模移民的武器”是作为“强制工程移民”的隐喻使用。格林希尔发现,通常是那些非自由民主国家将难民作为武器,所针对的目标则是那些自由民主国家或较弱的国家。对此,她提供的解释非常合理——一些国家更容易受到“强制工程移民”的影响,因为他们的一部分人口支持保护难民、寻求庇护者和其他人。倾向于支持或至少看起来支持自由主义规范的国家也特别脆弱,因为对有需要的人关闭边境将迫使他们支付格林希尔所说的“伪善成本”(hypocrisy costs),即他们将因为无法解释为什么不坚持自己的规范而感到痛苦。因此,坚决支持自由主义规范的国家比那些不坚持这些规范的国家更脆弱。不仅如此,格林希尔还令人信服地指出,那些在制定自己的政策方面缺乏一定程度自主权的国家,甚至比那些既不适应难民保护规范,也不能控制其政策,并且可以轻易关闭边境的国家更脆弱。

(三)隐喻(Metaphor

隐喻是国际关系思维中的基本要素之一,并且已经获得了重要的学术关注。在《外交政策的隐喻化构建》(Foreign Affairs by Metaphor)中,保罗·奇尔顿和乔治·莱考夫解释说,“隐喻不仅仅是文字或想象的概念,它们还体现了思维方式,并在最深的意义上构建了外交政策的‘话语’——不仅是使用的词汇,还有思维方式”。格林希尔的隐喻将难民框定为危险的武器,并引导观众按照这一框架思考和行动,仿佛难民是针对他们的危险武器。如果难民或“强制工程移民”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联,那么这些移民看起来就是被武器化了的放射性或有毒化学粒子。这个隐喻生动而熟悉地引导观众想象制造或操纵难民和难民危机以赢得让步的想法。

四、分析框架

隐喻之所以重要,部分是因为它们:(1)使人们能够想象高度抽象的概念,(2)隐喻的使用经常服务于特定的利益,(3)隐藏了现实的重要方面。作者将上述三个方面作为分析“大规模移民的武器”隐喻的指导框架,以更好地理解该隐喻的作用。

(一)隐喻鼓励什么样的形象?

人们通常根据一个概念如何出现来理解它,用熟悉的形象(比如爆炸)来表示不熟悉的概念(比如“强制工程移民”),这是一种传达现象或策略含义的有效方式。

在某些情况下,隐喻作为思考抽象概念的一种方式是不可或缺的。它们不仅仅是文字。在格林希尔的一篇文章中,她指出,“事实上,对难民和移民的剥削,我们可以礼貌地称之为外交政策的谈判筹码——更礼貌地说,是胁迫性武器——这既不是新的,也不是新奇的”。格林希尔的观点是,对难民和移民的剥削并不新鲜,但她选择的形象既不是微不足道的,也不是不礼貌的。她意识到,有一系列可能的隐喻来传达抽象概念的含义。就她在这方面的“大规模移民武器”隐喻而言,它实现了另一个隐喻本可以代替的功能。

奇尔顿称这个隐喻的效果为“语言军事化”。它发生在两个经验框架相遇时,“当一个框架是不完整的、不熟悉的、有问题的、或者直接提及是危险或禁忌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引入一个更熟悉或更可接受的框架就可以更好的构建或塑造前一个框架”。“非军事方法”或“大规模移民武器”的隐喻导致人们将难民——那些“由于有充分理由害怕迫害”而逃离家园的人——视为武器。格林希尔的隐喻强化了难民作为危险威胁的看法并且限制了将难民视为武器以外的其他任何东西的能力。

(二)隐喻服务于什么利益?

隐喻被用来为特定的利益服务,这是奇尔顿和莱考夫强调的关注隐喻的第二个原因。“大规模移民的武器”这一隐喻并非由那些难民自己所创造,因为难民不会将自己定义为武器。格林希尔的隐喻提示的思维模式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它毫不费力地适用于那些为了自身利益肆无忌惮地剥削难民的行为者和那些希望免除自己和自己国家对难民义务的行为者。

“大规模移民的武器”这一隐喻不关心自身对难民及其经历的隐喻框架,而是主要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构建难民危机。外交政策制定者以及一些普通公众认为这些隐喻很有用,因为正如迈克尔·马克斯(Michael Marks)在他的研究《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隐喻》(Metaphors i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中所解释的那样,就像“问题”本身一样,建议政策问题“解决方案”的隐喻通常可以被简化从而获得最大的支持。与关于难民的复杂论述不同,难民作为一种“爆炸性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形象将难民的流动和出现以黑白分明的语言描绘出来,表明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需要一套独特的解决办法。

格林希尔本人非常清楚,尽管“难民是一种威胁”这种观念是真实的,但灌输这一观念将动员公众反对难民。即“不管难民和移民是否构成真正的威胁,这都无关紧要。因为如果难民被认为从根本上威胁到接受国人民的安全、文化或生计,那些焦虑和有动力的个人以及团体将动员起来反对接受他们”。她的隐喻必然符合政策制定者和军方的利益,他们希望简单地将难民置于一种危险性的语境,而不必考虑难民经历的混乱和他们的脆弱性。简而言之,这一隐喻旨在缓解认知失调,这种失调会使使用任何必要手段为自己的国家辩护以对抗拼命逃避起诉的人变得更加困难。

这个隐喻将难民视为一个安全问题,完全符合安全化的大趋势。适用于难民危机或其他问题,安全化意味着“一个问题被呈现为一种生存威胁,需要采取紧急措施,并证明政治程序正常范围之外的行动是正当的”。如果难民主要被视为一种威胁或武器,这就有理由将他们视为武器,而不是按照国际法和既定的国内政策将他们视为难民。安全化主张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安全化行为者的地位,而格林希尔作为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国际安全项目研究员和塔夫茨大学副教授的地位,为这一将难民基本等同于武器的陈述提供了相当大的可信度。同时,该隐喻鼓励观众从武器、防御和中立的角度来看待难民,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框架的成就。这个问题的明确定义符合政策制定者和其他人的利益,他们将努力制定一套合适的可能解决方案或政策选择。

(三)隐喻隐藏了什么或谁?

隐喻有助于想象抽象概念并为特定利益服务的能力与其隐藏现实的重要方面相结合。隐藏是其他两个能力的底面。隐喻隐藏现实元素并不是恶意的,因为隐喻是理解某些概念所必需的,如果没有隐藏的工作,这是不可能的。隐喻隐藏现实的方方面面会影响数百万人的生活,当务之急是要知道隐喻对公众和做出关键决策的决策者隐藏了什么。

首先,“大规模移民武器”掩盖了现实的几个重要方面,最明显的是难民本身。暂时将难民一词归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有问题,因为它不再传达,或者更确切地说,客观化了弱势群体的经历。使用格林希尔的隐喻隐藏了人们逃避起诉的脆弱性。如果像吉尔·洛舍尔和亚历山大·贝茨(Alexander Betts)指出的那样,“难民是侵犯人权和脆弱性的初步证据”,这个隐喻的隐蔽性阻止了人们立即问“我们如何才能帮助这些人?”或者“我们对他们有什么义务?”这使得进一步询问难民如何帮助收容国变得更加困难。事实上,由于各国已经确立了对“难民”而不是对“大规模移民武器”的国内和国际义务,有效隐藏难民的目的是取消通常赋予寻求庇护者的任何义务。

其次,这个隐喻掩盖了难民形成的原因。这种隐瞒有助于提出旨在将难民作为安全问题处理的政策选择。至少从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对难民状况的思考来看,大多数学者都明白,难民是一种“病症”,而不是原因。它们不是非常狭隘的现实主义意义上的难民病症,而是通过任何可用手段追求国家利益的病症。它们是国家制度本身的病症,只要有国家存在,国家制度就会产生并将继续产生难民。所以,应该从导致他们成为难民的更广泛的历史和结构条件的角度来看待他们。相当重视“难民而不是武器”的学者们建议应对导致人们成为难民的深层历史和结构原因。“大规模移民的武器”隐喻促成了一种短视的愿景,即专注于设计政策,只将难民视为一个问题来处理,而不考虑难民逃离的国家之外的原因。

最后,为了将难民视为一个安全问题,这个隐喻还隐藏了不同移民群体之间的区别——难民、寻求庇护者、经济移民和非法移民。当所有寻求避难所或家园以外土地的人在“大规模移民的武器”隐喻下被混为一谈——威胁和朝着自己的方向前进时,这种区别就变得无关紧要了。这种想法很难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庇护,或者会减缓这一进程。

五、总结与讨论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认为,虽然这个隐喻有助于想象和思考一个抽象的概念(即强制工程移民),但它更广泛地支持了对待难民的安全化框架。如果难民被视为武器,这有助于想象难民危机和难民。与此同时,这种特定的框架限制了解决“问题”的可能政策选择。他认为,这个隐喻是对付难民的一种武器,它使向难民提供庇护变得更加困难。似乎难民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各国不应该再容易受到这种武器的伤害。因此,这一隐喻掩盖了现实的重要方面,也符合那些倾向于将难民视为问题甚至生存威胁的人的利益。它隐藏了成为难民的意义、促成难民产生的历史和结构条件,以及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经济移民等流动人群之间的差异。

隐喻是国际关系话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它们不应该只在表面上被接受。对这些隐喻更充分的研究需要质疑:(1)隐喻是做什么的,隐藏什么,对谁有好处;以及(2)什么样的替代性隐喻可能更适合促进对话。也就是说,对隐喻本身进行思考,并尝试提出可替代性的隐喻。

首先,对隐喻本身进行思考,突出隐喻的缺点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它所构建的概念以及围绕概念的话语中存在的问题。一个缺点是,与向敌人发射当代先进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不同,使用移民作为武器,用这种武器瞄准目标,并不完全控制那些制造或操纵难民危机的人。很难想象会存在自我破坏的武器。除了揭露这种隐喻的缺点之外,通过其令人不安的逻辑可以指出将难民视为武器的不足之处。本质上,围绕隐喻的讨论有助于反驳将难民等同于武器的论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未能很好地表达那些通过剥削移民以寻求让步的行为者的胁迫意图。这个隐喻所唤起的破坏形象似乎掩盖了强制的机制和背景。这一点在大众叙事中关于武器与难民之间的关联、甚至对罪魁祸首的认定中尤其明显,而没有实质性讨论罪魁祸首在欧洲毁灭之外寻求或可能寻求的让步。这个隐喻的使用所传达的正是将难民描述为一种威胁的特征。

其次,阐述和讨论替代性隐喻。强制工程移民或难民的几个替代性隐喻是贬义和非人化的,突出了难民的不受欢迎性,不值得在此重复。人们必须质疑是否应该通过安全框架来看待难民和难民危机。安妮·哈默斯塔德(Anne Hammerstad)在《难民署与被迫移民的安全化》(UNHCR and the Securitization of Forced Migration)中提出了这一关切,并声称不应将其安全化。事实上,她认为围绕难民的讨论去安全化是可取的。在谈到移民以外的一系列广泛问题时,布赞和其他人解释说,“去安全化是最佳的长期选择,因为这意味着不要把问题说成是‘我们有反措施对付的威胁’,而是把它们从这种威胁防御序列中转移出来,进入普通的公共领域”。取消对强迫移民的讨论将意味着讨论这一现象的各个方面,而不是将其主要归结为安全威胁。这将需要把它作为一个多层面的政治问题来讨论,并在隐喻框架中淡化军国主义因素。根据任何规范标准,这种替代性隐喻都不会比“大规模移民武器”更好,而且肯定会有其缺陷。通过几个相互竞争的隐喻来理解这一现象,会使通过一个隐喻产生的主导认知发生改变,并有助于揭示每个隐喻的问题本质、它们所隐藏的东西以及它们所服务的利益。

虽然不存在“强制性工程移民”的替代性隐喻,但有可能提出一个替代“大规模移民武器”的隐喻。作者认为,移民运动的创造或操纵可以被称为“移民鞭笞”(migrant whipping)。这个隐喻并没有掩盖对移民的剥削,即行为者施加暴力迫使人们迁移,被剥削者处于一种不稳定和危险的处境。这有助于想象那些被鞭笞着去为他人利益而行动的人的脆弱,以及伴随着痛苦或被迫行动而来的恐惧。这一隐喻仍然暗指武器,鼓励观众将“难民鞭笞”(refugee whipping)与“手枪鞭笞”(pistol whipping)联系起来思考将移民和难民作为武器的问题。与此同时,作者希望就这种联系补充两点警告。首先,考虑到在“移民鞭笞”中,移民的待遇是最重要的,这不是这个隐喻鼓励的主要和压倒性的思想路线。第二,“手枪鞭笞”指的是手枪的不正确使用——具体描述为用手枪作为钝器打人而不是射击。因此,即使“强制工程移民”和武器之间的联系出现,也鼓励观众思考对移民的不当使用或剥削,而不是简单地将移民和武器联系起来。这一隐喻,也许比“大规模移民的武器”更有助于将寻求利用移民来获得让步的各种行为者的动机和战略问题放在首位。

作者提供这个隐喻只是为了强调“大规模移民的武器”的隐喻不应该被视为思考“强制工程移民”的自然框架,并提出发展替代性隐喻。隐喻之间的竞争,对于更好地理解全球政治中的现象、制定外交政策和指导公共话语是必要的。

编译者简介

万雪妮,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2020级研究生,本科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

校对者简介

陈明霞,中共党员,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本科和硕士分别就读于兰州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专业。硕士期间发表学术论文三篇,主持校级科研项目一项。

有恒·欧亚学术编译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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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组织编译。所编译文章仅供专业学习之用,相关观点不代表发布平台,请注意甄别。

 

编译:万雪妮

校对:陈明霞

审校:王术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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