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一兵 编译
【文献来源】Deborah Welch LarsonandAlexei Shevchenko,“Russia Says No: Power, Status, and Emotions in Foreign Policy,”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47, No.3, 2014, pp.269-279.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从2003年开始，俄罗斯针对西方的对外行为越来越具有攻击性。2008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战争以及2014年兼并克里米亚事件都引起了西方世界的极大关切。那么，俄罗斯这种日益自信的外交政策是否意味着是对美国的战略平衡？俄罗斯强硬的外交政策是其经济提升或国内政治集中化的结果吗？又或者是俄罗斯所推崇的“能源超级大国”（energy superpower）战略的组成部分？
尽管俄罗斯的实力优劣明显，但是其2014年的表现还是表明“莫斯科不仅仅只是一个国际政治当中的搅局者（spoiler）”。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权阻止西方向目标国发起的干涉和经济制裁；俄罗斯还是美国拉拢中国进入自身构建国际秩序的“万能牌”（wild card），同时也是北极地区博弈的重要参与者；最后俄罗斯还是全球气候和能源安全领域及毗连欧洲与东亚的广大欧亚区域事务的重要影响者。一些现实主义学者认为俄罗斯与西方的紧张关系是由利益分歧所致，他们认为俄罗斯的政策是审慎的、有目的的行为。俄罗斯对美的战略合作从阿富汗战争时期的战略协作（strategic assistance）到叙利亚战争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源于被西方忽视的过度反应）导致其无法吸引大量外来资本来提升其现代化建设，进而无益于维护其国家利益。
为此，本文作者设计了一个解释框架对俄罗斯这种对外行为的起伏进行解释。现实主义者预言俄罗斯会在与中俄势力接壤的地区竞争主导型地位，自由主义者则将普京的反美主义立场归因于俄国内的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国内镇压（domestic repression）以及确立相应的外部敌人的需要。但是，审视冷战后俄罗斯的对外行为不难发现，既不是现实主义所认为的权力，也不是自由主义所提出的国内政治推动了俄罗斯对外行为的转变。俄罗斯对美国的立场更多地受到国际社会对其大国意象反应的影响，即俄罗斯在为国际社会的身份承认而斗争。当俄罗斯的表现越激烈、越情绪化的时候，恰恰是其感受到羞辱（humiliation）和不尊重（disrespect）的时候。所以，作者认为，更好地理解俄罗斯的地位关切至关重要，这不仅有助于理解其对外政策的转变，也有助于鼓励其更好的参与全球治理合作。这一解释框架来源于“社会身份理论”（SocialIdentityTheory,SIT），该理论认为，社会群体努力争取一个积极独特的身份，并提出了关于群体使用身份管理策略来提高其相对地位的假设。通过借用这一理论到国际关系领域可以发现，国家通过模仿先进国家的行为（社会流动）、取代排名靠前的国家（社会竞争）、以及寻找一个自己有优势的领域（社会创造）来提升自己的相对地位。而伴随着地位羞辱所产生的愤怒和报复情绪能够更好的解释国家采取社会竞争策略的强度以及采取社会创造策略受阻时的表现。
二、研究内容
（一）“解释俄罗斯的自信”（Explaining Russia’s assertiveness）。
俄罗斯增长的自信可被视为对美制衡的开端。一方面，在国际组织的表现（如联合国对美倡议的反对票）可被视为“软制衡”（soft balancing）；另一方面，更为直接的制衡战略的联盟形式目前还没有形成。一种更为悲观的解释将俄罗斯的动机称之为“企图颠覆冷战后的国际秩序、重塑俄罗斯的超级大国地位、重建已经失去的帝国”。尽管俄罗斯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的行为可能给所谓“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t）以口实，但其阻止北约东扩及要求平等尊重的行为无法用扩张主义来解释。第二种解释是“能源超级大国”解释，认为俄罗斯试图将能源出口转化为一种获取权力和威望的工具。但是，考虑到俄罗斯对欧洲能源市场的不对称依赖（俄罗斯对欧能源出口占其外汇收入2/3，但欧洲从俄罗斯的天然气进口只占其进口总额的1/4），俄罗斯执政的精英群体很难执行这一政策。第三种解释是自由主义的解释，认为俄罗斯对外行为中的反西方主义是为了分散公众对于俄国内政治威权主义转向的注意力。这无法解释尽管有强烈的反美情绪，但普京仍然在阿富汗战争时期与美进行了合作，并且在叙利亚化武问题及伊朗核问题上都表现出了善意。最后一种解释就是将俄罗斯与美欧关系的恶化归因于对往日大国地位恢复的企图和受到不尊重的反应。本文接下来将俄罗斯的地位渴望与追求放置于“社会身份理论”的解释框架之中，以作进一步纵深之解释。
（二）“身份、地位、情绪”（Identity, status and emotions）
群体比较的参照物往往是更高一级的群体。根据社会身份理论的策略选择，国家可能也分别存在社会流动、社会竞争和社会创造三种策略。社会流动的前提是群体边界对新成员具有开放和可渗透性，否则群体就会采取社会竞争策略。国家采取社会竞争策略的表现为：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拥有更多盟友、对弱国进行军事干预等。如果现有秩序具有持久性和合法性，那么国家可能会采取社会创造策略。“亚洲价值观”（Asian Values）就是这样一种例子，其强调区别于西方个体主义和重物质主义的和谐、秩序、公有的特殊理念。但是，社会创造策略成功的前提高地位群体接受并承认低地位群体占有优势的新领域，当处于高地位的国家认知到自己的合法性和安全受到挑战时，则会拒绝低地位国家的新领域，这将会使低地位国家感受到不尊重和蔑视，从而导致群体之间竞争的升级和敌意的增加。对感知到的不尊重和蔑视的反应可能表现为激烈的情绪抗争。社会身份理论将个体的情绪与国家这样的集体进行了关联并指出，维持或提升地位是一个根本性目标，当一个群体丧失地位时，一种情绪总会围绕着丧失原因的认知而产生。如果这种地位的丧失是自已造成的，那么就会产生羞耻（shame）和窘迫（embarrassment）的情绪；如果是他者造成的，那么将会产生愤怒（anger）。当低地位群体感受到不公时，对高地位群体的不幸遭遇则会表现出一种幸灾乐祸（schadenfreude）的感情。报复（vengefulness）则是一种遭受他人不公平待遇后能够行使自己正当权利所驱使的一种情绪。报复远比愤怒更为强烈，并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膨胀。愤怒与报复的情绪最为明显的体现在苏联赫鲁晓夫期对于美国间谍飞机入侵苏联国土的案例中。苏联在1961年巴黎峰会不到2周前击落了U-2飞机，但赫鲁晓夫并未立马披露此事，而是等到华盛顿制造飞机失踪的假新闻之后再去戳破，借此对华盛顿进行一种羞辱，并要求在美国对苏做出正式道歉之前中止峰会。正是这种地位寻求的努力及伴随着挫败而产生的情绪可以解释为何俄罗斯放弃了冷战后立即融入西方的政策。
（三）叶利钦的外交：从社会流动到社会竞争（Yeltsin’s diplomacy: from social mobility to social competition）
苏联的解体直接威胁到了俄罗斯身份的价值和独特性。俄罗斯经历了内外的身份危机，超级大国地位的丧失使得其身份危机进一步加剧。所以，俄罗斯与西方冲突的根源就是俄罗斯对作为大国的自我认知与西方拒绝对俄罗斯这种大国地位予以承认之间的矛盾。在1990年代初期，时任俄罗斯外长的科济列夫（Andrei Kozyrev）所遵循的是一种社会流动策略，极度希望加入到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七国集团甚至北约当中。然而克林顿政府拒绝接受俄罗斯，除非它先成为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当北约在1994年东扩到前华约成员国时并未囊括俄罗斯，除非俄罗斯符合了西方的文明标准。只是作为安慰，俄罗斯成为北约的对话伙伴国。但是，西方1995年不顾及俄罗斯强烈反对而对塞尔维亚采取强硬政策造成了俄罗斯的愤怒，直接后果就是科济列夫被普里马科夫（Yevgeny Primakov）所取代。从1996年到1999年，普里马科夫借助联合其他大国来遏制美国的多极外交以寻求恢复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例如俄罗斯尝试调解伊拉克和科索沃问题来彰显俄罗斯“中心玩家”的地位。但是，随后北约越过安理会对南斯拉夫的轰炸则是对俄罗斯的极大羞辱，标志着俄罗斯与西方伙伴关系的决裂。这一阶段俄罗斯的外交行为有着深刻的“普里马科夫色彩”（Primakov Loop）。普里马科夫在得知北约行动后，立马在空中中断了本应飞往华盛顿的飞机，随后俄罗斯派出了200人的部队抢先在北约部队到达前占领了普里施蒂纳机场（Pristina），几乎使得双方处在战争爆发的边缘。尽管随后西方为了弥补这一事件对莫斯科的羞辱而允许其在1997年加入G7，但是仍然只是“7+1”的形式，俄罗斯只被允许参与政治会议而无缘参加财长会议。这一切都表明通过模仿西方只会使莫斯科处在一种十分屈辱的地位上。新世纪伊始，俄罗斯并没有成为西方心目中理想的俄罗斯，俄罗斯自身预期与西方对其认知之间的差距造成了俄罗斯精英普遍的失落，这就成为之后普京时期俄罗斯追寻社会创造策略的政治基础。
（四）普京的社会创造策略（Putin's social creativity）
由于之前采取激进的社会竞争策略没有产生预期效果，普京转而采取社会创造策略。首先就是对冷战后国际等级进行更为精确和现实主义的评估，普里马科夫的制衡战略仅仅只是对俄罗斯现有地位的确认，并不能对俄罗斯的威望创造新的来源渠道。在一个主要大国采取和平竞争的时代，地缘战略受到了抑制。随着俄罗斯国内经济和军事实力慢慢恢复，普京政府开始寻求俄罗斯相对优势的新来源。毫无疑问，普京最为主要的目标就是恢复俄罗斯的大国地位，2001年的“9·11”危机给了普京重新校准与美国关系的机会。小布什（George W. Bush）宣称了美国与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Strategic Partnership），俄罗斯则与美军共享有关情报，允许美军在中亚建立军事基地，允许美军的飞机经过俄罗斯领空等。
（五）受委屈的地位、情绪和社会创造策略的危机（Aggrieved status, emotions, and a crisis for social creativity）
社会创造策略成功与否取决于主导国是否能够接受次一级国家在新领域的努力。显然，小布什没有这样做，他在美军入侵伊拉克之前，并没有告知他的伙伴——俄罗斯。由于俄罗斯在伊拉克有着重大的经济利益，这使得俄罗斯极度受挫。美国还在2003年支持了在格鲁吉亚、2004年在乌克兰以及2005年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颜色革命”。其中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不失为对普京一记响亮的耳光羞辱，因为他曾把自己的名誉堵在了亲俄候选人的胜利上。为此，普京在2004年发出了“美国为一个喜欢指手画脚的严厉叔叔”、2006年发出了“美国是一头只知道吞食而不懂得聆听的饿狼”言论，甚至在2007年胜利日（Victory Day）直接将美国比作第三帝国。按照理论所揭示的那样，愤怒和报复情绪会随着实力的增长变的更为可能。随着油价从2000年每桶27美元上涨到2008年每桶130美元，时任俄防长的伊万诺夫（Sergei Ivanov）称：“俄罗斯已经恢复了大国地位，进而能够承担起地球及人类文明应有的责任。”因此，2007年美国计划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以直接对准伊朗的计划遭到俄罗斯的激烈反对，甚至退出1987年所签订的《中导条约》（Intermediate R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因为美军的导弹拦截器将削弱俄罗斯的核威慑力量。还有部分原因就是俄罗斯被排除出了欧洲安全议程的大国话语范围，俄罗斯认为这直接违反了1997年北约与俄罗斯的协定，这也加剧了俄罗斯对北约东扩的愤怒。2007年6月在德国海利根达姆（Heiligendamm），普京提议用阿塞拜疆的雷达来换取与美国共同发展导弹防御系统，遭到美国拒绝，因此一个月后，普京叫停了与欧洲常规军事合作项目，并在8月恢复了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俄罗斯战略轰炸机的巡逻。随后的俄格战争更是表现了俄罗斯的愤怒情绪。格鲁吉亚对于南奥塞梯（South Ossetia）和阿布哈兹（Abkhazia）的占领意图以及萨卡什维利（Mikhail Saakashvili）亲西方的政策威胁到了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主导地位，2008年4月在布加勒斯特（Bucharest）峰会上，北约通过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申请的批准，尽管普京在此前第一阶段会议中明确表达了这是对俄罗斯底线的逾越意见。因此，俄罗斯从愤怒升级成了更为强烈的报复情绪。此前2008年2月西方在没有得到联合国认可的情况下承认了科索沃的独立地位，既然西方可以承认科索沃，为何俄罗斯不能承认南奥塞梯呢？从格鲁吉亚战争之后，俄罗斯不再忍受任何北约和美国影响力在前苏联势力范围的扩张，正如卢基扬诺夫（Lukyanov）所言：“接近一种20年后地缘政治卷土重来的心理报复，证明俄罗斯可以说‘不’。”
（六）愤怒管理不当（Anger mismanagement）
2009年2月，奥巴马宣布重启对俄关系，意味着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小布什政策的影响。而对俄罗斯来说，这一政策最有吸引力的部分则是与华盛顿更为平等的地位。美国提议发起与俄罗斯新的“战略武器削减条约”（new START agreement），这一信号被认为是对俄罗斯“准超级大国”（quasi-superpower）的承认。莫斯科则允诺美国在俄罗斯上空开辟空中走廊，每年可以派遣4500架次飞机前往阿富汗。到2011年春天，美国货物的20%和军队15%过境俄罗斯前往阿富汗。美国暂缓了部署瞄准伊朗的反导拦截器的速度，2010年7月，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欧亚行中，强调与俄罗斯和格鲁吉亚、乌克兰、阿塞拜疆都要维持良好关系。
俄罗斯外交更显灵活性，在改善与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关系、与挪威海上定居点的合作、乌克兰后尤先科时代的软实力建设等问题上，都表现出了“一张面向世界的笑脸”（a smiling face to the world）。俄罗斯此阶段调整与西方的关系，除了是对美国新政府的回应之外，还出于吸引西方资本和技术以调整其国内单一依靠能源发展局面的迫切需求。2010年在布拉格，梅德韦杰夫与奥巴马签署了新的战略削减武器协定后，俄美关系达到了高峰。美国、英国、法国三国的军队被邀请参加5月9日在俄罗斯举办纪念二战胜利的阅兵仪式。俄罗斯参与了新一轮对伊朗的制裁，并取消了原先售往伊朗的S-300地对空导弹计划。但是，由于这种政策只是对某一议题的关联，缺乏对双方整体关系的改善，因此到2011年之后，双方关系逐渐返回老路。正如托马斯·格雷姆（Thomas Graham）所讲，“重要的是现在双方怎样才能避免陷入危险的地缘政治敌对并建立更为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奥巴马政府为了平缓莫斯科愤怒所采取的举措，最终未能解决莫斯科对其地位丧失的不满的根源。正如一项关于美俄关系的研究所指出的，“俄罗斯的核心目标一直是恢复其大国地位，并得到美国的平等对待，但这一目标却一直未能实现”。在2011年6月的北约俄罗斯委员会上（NATO-Russia Council），北约拒绝了俄罗斯关联两个反导系统信息的提议，更糟糕的是，美国还与其北约盟友进一步拒绝了俄方要求其将来不针对俄罗斯的法律保证及技术限制，这些都再次引发了俄罗斯的不满。
2012年3月，普京再次当选总统，并在5月9日宣称，“俄罗斯由于其反抗纳粹的牺牲，有更大的道德权利来代表其他国家”。作为对奥巴马未能参加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所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报复，普京宣布不再参加G8峰会。俄罗斯再次指责华盛顿企图对其发动“颜色革命”，并指责希拉里·克林顿参与了俄罗斯国内抗议普京活动的策划。尽管俄罗斯2012年成功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但其针对美国国会废除“杰克逊-纳瓦尼克修正案”（Jackson-Vanik amendment）感到愤怒。美国国会更是在2012年12月通过了一个法律提案，这被俄视为对其内政的干涉。时任俄罗斯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的普什科夫（Alexei Pushkov）指出，“这是纯粹的双标”。俄罗斯以牙还牙，禁止其国内非政府组织接受来自美国的资金，并且不允许美国人收养俄罗斯孤儿。在美国政府公布制裁俄罗斯官员名单一天后，俄罗斯宣布美国18名政府官员被禁止入境。时任俄外交部发言人罗卡舍维奇（Alexander Lukashevich）指出，美国绝对不能“本着一种趾高气扬的口吻来命令莫斯科做事”。普京在2012年利比亚问题上与西方产生分歧，后续更是对西方企图干涉叙利亚的决定直接予以否决。普京选择支持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政权，企图重振大国雄风，并赢得其他崛起大国的认同。
随着2013年斯诺登（Edward Snoeden）事件的发生，俄美关系再次跌落到谷底。尽管普京允许斯诺登进入俄国的前提条件是不能进一步泄露牵扯美国国家安全的信息，但受到美国国内对俄罗斯执法部门和法院的攻击，俄罗斯最终给予了斯诺登暂时性的“政治避难”。普京此举是为了报复，进一步揭露华盛顿的虚伪。普京本人后来更是在2014年5月打趣地讲到：“俄罗斯不是一个引渡人权卫士的国家”。作为对俄罗斯给予斯诺登政治避难的回应，美国取消了2013年在圣彼得堡G20峰会上原先计划的双边领导人会见。
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国会不批准奥巴马政府对叙利亚军事打击的计划，俄外交官趁机提议将叙利亚化学武器提交到国际控制之下，既帮助美国挽回了面子，又再一次显示出俄罗斯处在世界政治权力的最内层。但是，俄罗斯采取社会创造策略并没有延长美俄关系良好期。2008年俄格战争以后，为了阻止北约东扩，俄罗斯开始抵制欧盟渗透到前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莫斯科对欧盟的不信任进一步被“欧盟东部伙伴计划”（European Union’s Eastern Partnership Program）所加剧，这对其来说无疑是一种羞辱。与此同时，普京开始将俄罗斯视作一种区别于西方当代价值理念的传统基督教文化的捍卫者。莫斯科开始向摩尔多瓦、亚美尼亚、乌克兰施压以阻止他们与欧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并大力提倡自己所主导的关税同盟（CustomUnion），欧亚联盟的第一步就是隔离于西方来发展自己的经济与文明。
2014年乌克兰事件开始发酵，普京将其视作另一场“橙色革命”。一方面，这对俄罗斯是一种地缘政治威胁，因为可能会影响到基辅原先与俄方签订协议允许舰队在克里米亚驻扎到2042年的稳定性；另一方面，这对普京个人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羞辱。尽管有预备方案，普京的表现还是被视作“受心理冲击和高度情绪化所驱动的反应”。对于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乌克兰新政权，普京称之为“非法的、极端主义的、恐俄的、以及亲法西斯主义者”。2014年3月18日，普京和克里米亚领导人签署关于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加入俄罗斯的协议。普京讲到，自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成为世界上最为分裂的民族之一。俄罗斯之前的历史、骄傲和荣誉都是值得纪念的，对于丧失超级大国地位，应该被俄罗斯人民视为一种耻辱。普京指责西方关于“俄罗斯违反国际法”的说法，并援引民族自决权来支持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的正当性，普京称，“如果乌克兰有权从苏联退出，科索沃有权从塞尔维亚退出，那么克里米亚的人民就有权加入俄罗斯”。普京同时还感叹自两极格局结束以后国际政治愈加不稳定，而美国做事愈加霸道。西方当前的种种表现是对18、19、20世纪遏制政策的回归，这是俄罗斯所不能容忍的。普京称，“如果你把弹簧压到极限，那它必然会强力反弹。俄罗斯有属于自己的国家利益需要考虑和被尊重”，有人将现在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称之为19世纪沙俄和英国在中亚大博弈的回归，只是21世纪更显非对称色彩。更有专家指出，“西方步步紧逼使得俄罗斯患上了魏玛综合征(Weimar Syndrome)，国家的尊严和利益总是惨遭蹂躏”。
三、研究结论
在后冷战时代，大国之间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危险已经大大降低，但各国仍在为地位和威望而斗争。对俄罗斯而言，对地位的渴望尤其强烈。俄罗斯的国际地位虽然在1990年以后遭遇了灾难性下降，但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将自身视为一个大国，因此，对于感知到的羞辱会产生明显的情绪反应。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和2014年乌克兰危机表明，俄罗斯对失去大国地位的持续怨恨可能会导致地缘政治竞争的回归。与传统的基于权力或利益的解释相比，屈辱感和地位失调更能解释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曲折变化——美俄合作期主要是美方首先一度表现出对俄罗斯大国地位的尊重，反之，俄罗斯的政治精英对于遭遇蔑视和不尊重极度敏感，往往反应过度。基于身份、地位和情绪的文献表明，新兴大国在遭受到孤立和排斥时，将产生愤怒和报复情绪，从而引发竞争并倾向于取代主导国家。如果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大国抱负的持续漠视，特别是在前苏联领域，那么俄罗斯国内政治精英的受伤感和屈辱感将进一步加剧，从而可能导致其与西方之间的进一步冲突。
编译者简介
董一兵，山西临汾人，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大外交智库研究员。本科就读于长治学院思想政治教学研究部，专业是思想政治教育，期间获得一次三等学业奖学金。硕士就读于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所学专业为国际政治，在读期间连续三年获得学业奖学金。硕士研究生期间在《江南社会学院学报》发表学术文章一篇，并参加在南开大学举办的第十届国际政治经济学会议。
校对者简介
陈明霞，中共党员，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本科和硕士分别就读于兰州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专业。硕士期间发表学术论文三篇，主持校级科研项目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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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董一兵
校对：陈明霞
审校：王术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