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24日，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瑞典快时尚品牌H&M公司遭遇猛烈的舆论“炮轰”。该公司在官网发布的一项声明称，不再采购新疆棉花。随后，H&M在中国娱乐圈的商业伙伴，如演员黄轩、宋茜等宣布与H&M“切割”。截至3月25日，淘宝、京东、拼多多等电商巨头已屏蔽或下架H&M的线上商店和相关商品。而事件还在不断发酵，更多品牌卷入其中。
2020年冬天，南方周末记者曾实地走访新疆南北，深入采访棉花农场、轧花厂、棉种公司、服装厂等棉纺供应链企业等。不少新疆棉企深陷困境，而困境背后，是一场围绕国际棉纺话语权的“暗战”。
正值一年中最冷的时候，白天气温也在零下，正午的太阳也晒不化洼地里的冰。
清晨，维吾尔族小伙买买提·阿力甫开车到工厂上班。一年前，他终于攒够钱买了一辆小汽车，换掉了破电动车，“车是二手的，才几万块钱，有暖气。”
买买提今年25岁，是新疆尉犁县英库勒镇人。2017年夏天，他从微信朋友圈里看到家乡一家轧花厂正在招工，随后应聘成为该厂一名职工。“家里有30亩地，以前在家帮父母干农活，农闲时打短工。现在和工厂的合同是一年一签，平均每月工资4000元，社保齐全，收入有了保障。”
2020年12月的一天，买买提在厂里驾驶叉车，搬运皮棉。去籽的棉花被压实装包，每包有数百公斤。老板张彪看到后叮嘱，慢点儿，注意安全。买买提觉得这个比自己只大几岁的年轻老板“人还不错”，新的一年他还想继续干下去。
买买提不知道的是，他的家乡以及占据中国棉花产量八成的新疆棉花，正陷入一场舆论漩涡。
买买提的老板张彪坐在办公室里，面露难色。厂区内，工人们麻利地给轧好的棉花大包贴上标签，一摞摞整齐摆放。不远处，从棉农处收购来的籽棉正堆在露天货场上，耸起一座座“棉花山”。
张彪是新疆尉犁县众望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望纺织“）的老板。进入12月，新疆棉花的收购已经结束，各大轧花厂陆续开启皮棉销售。不过，一贯受欢迎的新疆长绒棉，2020年的销量却并不乐观。
“2020年10月，与公司合作多年的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以下简称“BCI”）突然发来了解约通知，给今年的皮棉销售带来了一定影响。”
张彪是个“90后”。大学毕业后，他没有留在东部沿海的一个省会城市，而是回到尉犁县，接过了家族在1990年代建起的棉花厂。
“我们从棉农手里收购籽棉，然后加工成皮棉，再销往下游。”张彪称，收购籽棉动辄就是上万吨，投入资金成本几千万元。如果没有稳定的合作客户，或者遇到价格波动的年份，很容易造成大额亏损。
2015年，张彪发动数百名农户成立“众望棉花种植专业合作社”，随后成为BCI的执行合作伙伴。在日常工作中，张彪需要按照BCI项目要求，指导棉农培训、种植、采收等工作，并按季度上报棉花数据。BCI还会定期派出人员到合作伙伴处验收审查。
BCI是一家国际性非盈利会员组织，旗下会员的棉花供应量和采购量在全球都排在前列。“可持续棉花生产标准”是当前国际纺织品流通贸易领域的重要准入标准。除了 BCI 之外，澳大利亚、巴西、印度等棉花生产大国也已制定了本国标准，而这一标准在中国仍是空白。
经BCI认证的棉花，市场认可度更高。张彪也表示，“跟普通棉花比，有BCI认证的，每吨价格高出几十元到几百元。而且，棉花产业下游的贸易商、纱厂也是BCI会员，加入其中可以广交朋友，拓展业务。”
BCI中国区员工刘志介绍称，目前国际上关于可持续棉花的评判标准很多，而BCI的优势在于，既有系统的可持续棉花评判标准，也有庞大的棉花生产量。如今，BCI数千名会员遍布全球，且类型多样，覆盖上下游棉纺织产业链。
每年3月起，新疆棉农便开始棉花种植劳作。按照惯例，张彪也要将棉田数据上报。然而，2020年3月，张彪却意外收到了BCI方面发来的“暂停认证”邮件。
邮件显示，“鉴于目前国际环境的复杂情况，BCI理事会最终决定，在2020-2021年度，暂停在中国新疆地区的认证计划和证书。同时，BCI将利用这段时间，对标准进行进一步升级和优化，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
在随后的半年里，张彪发现BCI方面在新疆的诸多活动并未停止，他也继续依照BCI要求上报相关数据，并和BCI南疆对接人联络沟通事情进展。“那个时候只是以为暂停一年的认证，对未来的合作还是有期待的。”张彪说。
2020年10月，张彪收到了BCI中国办公室工作人员发来的邮件。其中显示：“鉴于目前有关良好棉花标准体系升级工作的复杂情况，BCI决定目前暂时终止执行合作伙伴协议。”
“前一封邮件说‘暂停2020-2021年度’的认证，而这封邮件说的是‘暂时终止’。感觉情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进一步恶化了。”张彪说。
2020年10月21日，BCI瑞士总部在官网发布声明称，2020年3月起，BCI陆续停止了对中国新疆地区的棉花发放认证书，10月全面终止合作。
声明指出，“对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强迫劳动和其他侵犯人权行为的持续指控，造成了越来越难以维持的经营环境。因此，BCI决定立即停止该地区的所有实地活动，包括能力建设以及数据监测和报告。”
2020年12月18日，BCI瑞士总部在另一则公开声明中指出：“研究人员发现……新疆地区农场一级强迫劳动的风险越来越大。”
面对指控，包括中国区员工在内的诸多人士都感到不解：BCI瑞士总部缘何发出这样的声明？
BCI中国区员工刘志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当前BCI在中国新疆博乐、库尔勒、阿克苏等地有十余家执行合作伙伴。2020年中，BCI中国区曾派人员到新疆多地调研。“这次调研并没有覆盖全部（合作伙伴），而是选择了其中几家。据我了解到的信息，这次考察并没有发现相关企业有强迫劳动的情况。”刘志说。
巴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泰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成俊也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2020年5月，BCI中国区多名工作人员到达泰昌实业，进行了为期2天的调研，询问了工厂的经营情况和用工情况。“当时并没有发生不愉快的经历，后期也没有收到发现农场违反BCI规定的反馈。”李成俊回忆。
其实，早在公司第一次和BCI合作时，张彪就意识到用工是BCI考核棉企的重要一项。2020年以来，BCI方面也曾要求棉农对种植环节拍照、录像，证明在生产过程中符合BCI要求。在张彪看来，“我们2015年开始接受认证，其间一直都没有问题。为什么偏偏在2020年出现问题了呢？所谓调查中发现了问题，我感觉是子虚乌有的。”
2021年3月1日，BCI上海代表处在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表申明称，近期BCI上海代表处收到之前部分新疆执行合作伙伴的问询函。BCI中国项目团队严格遵照BCI的审核原则，从2012年开始对新疆项目点所执行的历年第二方可信度审核和第三方验证，从未发现一例有关强迫劳动的事件。
该申明还显示，BCI上海代表处将与新疆执行合作伙伴继续保持沟通，共同维护供应链可持续发展。
BCI瑞士总部如何得出“存在强迫劳动风险”一事依旧成谜。不过，BCI暂停合作对新疆棉花的不利影响已经显现。
新疆昊星棉麻责任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星棉麻”）位于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名下有 8 家棉花农场，每年皮棉加工量约 10 万吨。该公司于 2013 年加入 BCI，与后者合作了 7 年。
“因为BCI中止了合作，我们公司2020年的皮棉不好卖，价格和销路都受到了影响。”昊星棉麻业务经理高瑞楠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截至2020年12月底，公司只销售了估计1万-2万吨皮棉。而参照近年来销售量，常规标准应该在3-4万吨。“现在我们粗略估计损失1400多万元，约占年度利润的三分之一。”
高瑞楠介绍称，其公司合作客户里，有很多是从事棉纺织品进出口的贸易商。得知新疆棉花遭BCI“除名认证”后，合作企业 “人人自危”。为保障出口订单，部分企业只能停止与新疆企业合作，并通过大量采购疆外棉企或者美国、澳洲、巴基斯坦等地的进口棉花来解决原料供应问题。
张彪表示，2020年公司业务受此影响不算太大，但未来影响难以评估。“我们合作社之前推广的面积和农户就没法得到许可。这也意味着我们生产的棉花，不能通过BCI的渠道去流通。而原来有合作的相关采购商或者纱厂，也没法用我们供应的原料了。”
“棉花种植的用工主要在采摘环节。过去就业机会少，摘棉花就成为农民赚钱的一个副业。”
新疆泰昌农场的总经理李成俊是一名资深“棉花人”，经历了从农场筹办到机械化全过程。他所在的泰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位于新疆尉犁县，最早于1994年创建。当前，公司农场种植棉花面积约6.5万亩，轧花厂年产皮棉上万吨。
上世纪90年代，农场招募拾花工的人工费约0.6元/公斤。每逢棉花收获时间，来自甘肃、青海、四川、河南等地的“拾花大军”便进入新疆。
据李成俊介绍，2003年前后，尉犁县手摘棉人工价突破2元/公斤。普通人一天平均摘花量在80-100公斤，合计人民币200-300元/天。“干得好的一天能摘150公斤，月收入上万”。
近年来，新疆棉花生产机械化进程加快，无论是土地管理、棉花种植，还是棉朵采摘等环节，人员用工数都大大减少。每逢收获时节，广阔的新疆棉田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拾花大军”已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专业高效的机械化作业。
相较于更早实现机械化的北疆，南疆农场开启“采棉机”时代较晚。
“2015年，我们农场出现了旺季招工难问题，有价无市。于是，我们也开始尝试机采。”李成俊称，泰昌农场于2016年首次尝试机器采收，达到了40%机采率，随后年年递增。到2020年的采棉季，农场机采率基本达到95%。“过去种棉花主要靠人，现在靠机器”。
在人员招募上，多名棉企负责人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公司和员工都是自愿签订劳动合同或用工协议，人员大都来自于公开劳动力市场、附近村民，以及外地务工人员等，待遇上则根据长期工和旺季临时工给付不同薪酬。
以泰昌农场为例，李成俊表示，农场创立二十多年，在用工方面也积累了好口碑。每到忙季，还有人专门打电话来咨询是否用工；也有人发动亲戚朋友一起来，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用工渠道。
无论是万亩级的大农场，还是几十亩地的小农户，新疆棉田机械化采摘已成不可阻挡的潮流。张彪表示，2018-2020年的三年间，公司收购棉花里，机采棉的占比迅速上升。“这三年来，机采和手摘的比重分别是三七开、五五开、九一开。”
从上游棉种，到下游的纱厂，新疆棉花生产加工链条上的各个环节，都在积极适应机采趋势。新疆国欣种业有限公司质检部部长王洪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近年来棉农在购买种子时，更倾向于购买适合机械化作业的种苗。
“现在棉农在选种子时，都会询问棉种适不适宜机采。比如像果枝节位高、出苗紧凑的种子更受欢迎。实践也证明，这类种子在南疆的销量也不错。”王洪哲说。
数年前，新疆很多纺织厂不太接受机采棉。因为相较于手摘棉，机采棉杂质多，纱线输出少，织成率低。“但是，现在纺织厂也欢迎机采棉了。因为机采成本低，在棉花价格上太有优势了，倒逼纱厂改进工艺。”张彪表示。
作为北疆棉企，昊星棉麻业务经理高瑞楠举例称，每亩地大约产400公斤棉花，当前机器采摘成本只需100块钱。如果是人工采，每亩成本达800块，还不包括人工的吃住成本。“机采效率高，成本又低，何必用人工呢？现在北疆棉田里，有时候人都很少看见。”高瑞楠说。
新疆棉纺织业遭受“强迫劳动”指责，并非始于BCI。在此之前，澳大利亚、美国、英国等机构或媒体也有诸多发声，并公布了“调查报告”。
在BCI瑞士总部2020年12月18日发布的声明中，援引了美国华盛顿全球政策中心（CENTER FOR GLOBAL POLICY）的一份报告。报告作者郑国恩（Adrian Zenz）曾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为是“美国情报机构操纵设立的反华研究机构骨干”。
这份名为《新疆劳动力转移与动员少数民族摘花》的报告称，“每年有超过50万少数民族工人被调派参与季节性采棉工作，他们的工作环境可能存在很高的强制性。”
比如，“基层政府组织培训用工”被视为“强迫劳动”，“鼓励村民勤劳致富”被视为“宣传洗脑”，“一站式用工服务”被视为“严密监视”， “方便职工的集中托儿”被视为“奴化教育”。然而，在区分是否“强迫劳动”的重要因素——薪酬证据方面，该报告显得语焉不详。
类似关于新疆地区的“学术报告”或“人权报告”并非少数。
2020年3月1日，澳洲智库“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简称ASPI）发布了《贩卖维吾尔族：疆外的“再教育”、强迫劳动和监控》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指控新疆地区存在强迫劳动，并且少见地列出了“可能有意或无意参与强迫劳动的外国和中国公司”。
从报告内容可见，报告数据来自于“公开的中文文件、卫星图像分析、学术研究和实地媒体报道”等。
南方周末记者对报告引用内容溯源后发现，其中存在不少误读。
比如，报告称“多种来源表明，在中国各地的工厂中，许多维吾尔族工人在所谓的‘军事化管理’下过着苛刻的，隔离的生活。”该结论引用的资料，是中文社交平台“百度贴吧”里一则招工广告。广告用中文写道，“合同期为一年起签！……半军事化管理，能吃苦，人员不流失，合同签多久，就上班多久！100人起送！”在中国现实语境中，这样的网络招工广告并不具有足够的权威性和真实性。
再如，报告引用了一篇名为《让民族团结的种子根植于心——市妇联真情关爱少数民族女工侧记》的新闻报道。原报道显示，“多年来，泰光妇联通过妇联成员与维吾尔族女职工分组联系，开展走访，……设立心理疏导室、谈心室等，对维吾尔族女职工开展心理疏导服务。”这则报道被解读为：“有证据表明，在工厂内部，工人的思想和行为受到严密监控。”
近年来，这些并不严谨甚至充满偏见的“学术报告”，已成为有的西方媒体及组织机构援引数据的来源，进而广为传播。
2020年12月15日，英国广播公司BBC发布视频报道，援引上述报告数据，指新疆棉企可能存在强迫劳动。同时，报道称，BBC记者在新疆库车石榴籽服饰有限公司（简称“石榴籽服饰公司”）采访时遭遇阻拦。从视频画面来看，这家工厂被高墙环绕，似乎充满秘密。
南方周末记者实地走访了这家公司，发现这里是一家正常运营的服装加工厂。石榴籽服饰公司负责人欧阳志军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公司于2020年3月25日设立，目前厂区有三栋厂房，分别包括服装厂、箱包厂、鞋厂等。工人多是在乡镇发放招聘广告后，公开招募而来。
“以服装厂为例，工人招聘来之后，我们会对他们进行培训。培训期间他们有保底的工资每月1540元。经厂里正式录取后，我们会和员工签订正式劳动合同。”欧阳志军介绍。
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出示了员工的劳动合同和退工单。据其介绍，工厂自设立以来，员工流动性较大。“因为我们的员工都是从农村招聘来的。农民到工厂学技术，肯定需要一个适应过程。经过培训后，适合的就留下；不适合的，我们会退工。”
古力尼散木·努尔东是库车市玉奇吾斯塘乡人。她于2020年4月进入石榴籽服饰公司。经过培训已熟练掌握了制衣流程，短短几个月从普通女工成为车间小组长。
“我结婚之后一直在家照顾老人和孩子。2020年4月的时候，我老公打听到这里新开了一个服装厂，就鼓励我试一下。”古力尼散木·努尔东说，工作日她吃住在工厂里，每天中午有1个半小时的午休时间。周末时搭乘公交车回家，路上大约要半个小时。“家里多一个人挣钱后，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了。目前的生活很合心意，接下来，我的目标是成为工厂车间的指导老师。”
BCI最高权力机构是BCI会员大会，选举出理事会处理日常工作。2021年1月20日，南方周末记者从BCI总部官网看到，当前BCI理事会共有11家成员，另有2名独立理事会成员。这些企业或机构大多来自印度、巴基斯坦、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没有一家是“中国籍”。
当前，BCI理事会主席由马克·卢科维兹（Marc Lewkowitz）担任，他也是美国“SUPIMA”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该公司旨在运营和推广美国优质棉花皮马棉（PIMA Cotton），与中国新疆棉花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场竞争关系。
此外，3家欧美零售商品牌也跻身理事会，分别是英国零售品牌玛莎百货（Marks and Spencer）、瑞典服饰品牌H&M（Hennes & Mauritz）、美国牛仔服饰品牌李维斯（Levi Strauss & Co）。
当前，BCI数千名全球会员中，中国会员主要集中在产业链中上游，大多为棉农、轧花厂、纱厂等。而品牌商类中国会员只有2家，分别是安踏、丽婴房。
上市公司安踏体育（02020）在2019公司财报中披露，该公司于2019年成为BCI会员，系成为首家加入BCI的中国体育用品公司。2020年8月，上海婴童用品公司“丽婴房”也宣布加入BCI，并承诺到2024年采购60%的“更可持续棉花”。
在BCI建设的棉纺生态中，中国企业和欧美企业的话语权也并不平等。掌握采购量的产业链下游品牌商的天然优势进一步压低了中方的“天平”。
“除了很紧俏的年份，棉花市场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买方市场。”张彪介绍称，很多国际棉纺品牌将使用BCI可持续棉花当成“亮点”，并对供应链进行溯源。如果原材料不是可持续棉花，品牌商会拒接购买。
“所以，若想跟欧美大品牌合作，必须拿到BCI可持续棉花配额。为了拿到认证，必须听BCI的话种植。反之，如果不跟BCI合作，不只是棉农卖不出好价钱，连纱厂、布料厂、成衣厂等也要权衡利弊，继而造成整个棉纺产业链都会受到影响。”张彪说。
2020年以来，耐克、H&M、阿迪达斯等多家欧美服饰品牌公开抵制新疆棉花。
瑞典快消品牌H&M在官网声明中提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UAR）是中国最大的棉花种植区，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供应商一直从该地区与BCI相关的农场采购棉花。而BCI决定暂停在XUAR的BCI棉花许可，意味着‘对于我们的生产，与我们合作的供应商将不会从XUAR采购BCI棉’ 。”
美国品牌耐克也于2020年3月发布声明称，其不从新疆地区采购产品，已和合同供应商确认，不使用新疆地区的纺织品或纺纱品。此外，耐克还表示，其在中国青岛的工厂已停止从新疆地区招聘新员工，该工厂将不再有任何新疆员工。
欧美品牌商的公开“割席”，让中国棉纺织品贸易企业面临“两难”。
一位不愿具名的企业负责人表示，“很多品牌商都知道，我的企业和整个新疆不存在强迫劳动。但迫于压力，他们不得不跟我们划清关系，拒绝使用我们公司的原材料，对公司营收造成巨大损失。”而且，“经济损失只是表面的，品牌的损失更是无法估量。”
经此一事，多家新疆棉企负责人认为，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可持续棉花规范。
在棉花产业链条上，棉农及农场位于最上游，紧随其后的分别是加工端，如轧花厂、纱厂；成品端，如布匹厂、成衣厂；销售端，如贸易商、棉纺零售品牌等。BCI作为可持续棉花标准倡议机构之一，连通了上下游的各个环节。
多名棉企负责人介绍，通过BCI的审核后，处于上游的棉企每年会得到“可持续棉花”的配额估值，然后随着棉花进入不同生长阶段，该数据也不断更新。每到收获时节，棉企们就在BCI提供的交易系统中，依照配额值向下游企业销售可持续棉花。“配额值需要经过BCI的审核估算，并非我们生产加工的所有棉花都能通过BCI认证。”张彪说。
另一方面，下游品牌商向BCI会员企业采购经认证的棉花，并根据采购量向BCI缴纳相应费用。为了维护企业形象，国际大品牌对原材料会有一定标准。比如不能使用童工、保障棉农体面劳动、保障土壤可持续利用等。基于BCI可持续棉花标准中环保、人权等理念，下游品牌商往往将采购BCI棉花作为公司亮点。
“零售品牌商给BCI巨额的会员费和采购费，而BCI创造了一个可持续棉花的生态。如果棉花出现了问题，那不是品牌商的问题，而是BCI没做好把关。我觉得他们是互相保护的关系。”一名不愿具名的棉企负责人如是评论。
尉犁县中良棉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李家钢表示，“BCI其中的某些条款，不适合我们的发展，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出面牵头，组织行业人士制定一套中国自己的标准化的生产流程。”
“以体面劳动为例，BCI规定是‘关爱职工，不要体罚，不要欠薪，不要童工’等。”张彪认为，虽然BCI号称是全球标准，但其要求并不高。以当前新疆地区大多数农场的种植水平来看，符合率较高。“但是，标准是他定的，权力在对方那里。所以我们才会受制于人。”
2020年7月，美国推出了美国棉花信任协议（U.S. Cotton Trust Protocol®），并宣称，“在供应链审查日益严格以及对透明度的需求不断增长的时期，美国棉花信任守则将为可持续性的棉花种植设定新标准。”
刘志担忧，UCTP一旦获得了国际棉纺织领域的控制权，势必要求各国使用美版“认证标准”和“供应链追溯系统”。加之美国在国际销售领域原本的控制力，中国纺织产业发展将陷入更大被动。
其实，“强迫劳动”这一概念的形成过程中，一些美国媒体及机构就一直高度关注。
2018年12月18日，美联社推出名为《新疆再教育营强劳产品出口到美国》的新闻报道，引发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开展调查。
2019年3月，《华尔街日报》称BCI会员公司存在强迫劳动问题，并质疑BCI公信力。
2020年1月，美国公平劳工协会发布《中国新疆强迫劳动》专题报告，进一步宣称“工人可能被送往工厂无薪工作，被强迫劳动”。
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曹伟向南方周末记者指出，美国现在关注新疆‘强迫劳动’或是人权问题，实则是个幌子。
“没解决吃饱饭的问题谈人权是空中楼阁。我们现在对贫困维吾尔族同胞提供培训、就业岗位，却被西方炒作成“ ‘强迫劳动’”，造成了非常坏的国际影响。”
曹伟称，新疆的棉花产量在全国棉产量中比例很高。如果中国出口的纺织品、内销的外资、合资品牌不能使用新疆棉花，既限制了新疆棉纺织业的发展，也是对全国棉纺织业的冲击。
“棉花战事”还在持续发酵中。2021年3月24日，中国体育服饰品牌安踏在官方微博发表声明称，安踏一直采购和使用中国棉产区出产的棉花，包括新疆棉，在未来也将继续采购和使用中国棉。同时该声明还显示，“注意到了近日BCI发表的声明，并对此事严重关切，我们正在启动相关程序，退出该组织。”
（文中刘志为化名。实习生唐欧阳蓂对本文亦有贡献）
原文见：实地调查 | 新疆棉花遭遇“明枪”与“暗战” | 南方周末 http://www.infzm.com/contents/2035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