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莉教授所著《欧亚国家语言状况和语言政策》一书出版发行
【基本信息】
书名：《欧亚国家语言状况和语言政策》
作者：张宏莉 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201-7207-3
出版时间：2020年9月
【作者简介】
张宏莉，民族学博士，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哈萨克斯坦哈萨克国立大学、俄罗斯普希金俄语学院访问学者。主要从事欧亚国家语言政策、中亚和俄罗斯社会文化与民族关系研究。出版专著《当代哈萨克斯坦民族关系研究》、编著《后苏联空间国家概况》、译著《中亚宗教概述》（第二译者），在《民族研究》《世界民族》《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俄罗斯研究》等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代表性论文有《俄罗斯Этнос理论中的几个术语》《哈萨克斯坦的语言政策》《语言法：塔吉克斯坦“去俄罗斯化”的新发展》《哈萨克斯坦外来劳务移民及治理措施》等。主持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国家语委后期资助项目、国家语委“一带一路”专项、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子项目、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等各类项目10余项。
【内容简介】
在多民族多语言国家，语言问题始终是关乎国家和民族发展、关乎公民人权的重要问题。欧亚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初相继宣布独立以来，一直将提高各主体民族语言地位、扩大主体民族语言的使用范围作为国家和民族认同、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近30年的语言改革过程中，独立国家主体民族语言和俄语地位的高低变化始终是一个敏感话题。从现实情况看，各国均将主体民族语言确定为国家语言，大部分国家均大幅降低俄语地位、缩小俄语使用范围；一些国家将主体民族语言文字拉丁化，表现出明显的“去俄罗斯化”倾向，语言问题被严重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和民族冲突时有发生。本书旨在呈现欧亚国家语言状况，分析各国语言政策或语言规划制定的背景、内容、举措和成效，揭示语言政策中显性和隐形的目的，探讨语言问题产生的历史关联、内外部现实因素及社会影响。
【中文目录】
导论第一章 俄罗斯的语言问题和语言政策
第二章 乌克兰的语言状况和语言规划
第三章 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的语言状况和语言政策
第四章 中亚五国语言状况和语言政策
第五章 外高加索三国语言状况和语言政策
第六章 波罗的海三国语言规划和语言权利问题
参考文献
后记
【篇章选读】
中亚五国语言状况和语言政策
由于长期受俄罗斯帝国，特别是苏联时期俄罗斯化政策的控制，中亚地区的俄语普及程度高，双语（俄语和主体民族语）现象普遍，有些地区甚至出现掌握俄语人数超过掌握本民族语言人数的情况。苏联解体后，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新独立国家都把使用主体民族语言视为政治独立的象征之一，视为新独立国家民族认同的重要标志和民族国家建设的核心要素，纷纷兴起“语言民族化”运动，并通过语言法规及相关政策的制定，将主体民族语言规定为国语，与此同时，降低俄语地位、压制俄语在教育和公共领域的使用。应该说，在这场“语言民族化”运动中，政治因素和民族主义情绪是主要的推动力量。然而，由于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与俄罗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之境内生活着为数不少的俄罗斯人，俄语的交际功能和实际应用性并没有因法律地位的下降而大幅度降低。语言政策与现实需求的背离或矛盾，往往使语言问题变得更加尖锐而复杂，严重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独立前的语言政策——以哈萨克斯坦为例
（一）列宁时期的语言本土化思想和政策
在苏维埃政权初期，有人曾建议宣布俄语为“国语”，并强制推广俄语的使用。然而，这种建议不符合列宁关于建立民族平等国家的思想。他明确指出，各民族应该平等，任何采用行政手段强制性推广俄语的做法只会适得其反，各民族的语言必须受到尊重。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哈萨克斯坦与其他年青的苏维埃共和国一样，开始施行发展民族语言和扩大民族语言功能的本土化政策。需要指出的是，宣传新苏维埃思想、吸引支持者并有效地实现国家政策，是实施民族语言政策的另一目的。
除此之外，本土化的语言政策和新民族政策允许在国家范围内保留某个区域的统一。苏维埃政权在哈萨克斯坦建立初期遭到了哈萨克人的强烈反抗，任何其他的民族和语言政策只会加重这一冲突。1920年 8月，由新的苏维埃政府和正在组建的哈萨克自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发布的政策满足了哈萨克民族认同的要求，得到了当地民族精英甚至反对苏维埃政权人士的支持。成立于 1917年的阿拉什（ Алаш-Орда）民族自由党曾在第一次全哈萨克代表大会上提出哈萨克斯坦区域—民族独立问题，该党的许多代表在 1920年就已转向苏维埃政权。A阿拉什的领袖、成功编制哈语新字母表的巴依图尔（ А. Байтурсынов）积极参加了语言规划工作。革命前语言问题就是一个摆在哈萨克知识分子面前的紧迫问题，阿拉什提出下列要求：哈语教学与俄语教学要同时进行，法律诉讼文件要用哈语书写。1905年，布克哈诺夫（ А.Букейханов）在莫斯科举行的城市和地方自治工作者大会上发言，为 500万哈萨克人争取平等权利：“使用母语的自由，特别是正在进行的选举宣传自由是哈萨克人最紧迫的要求。”B可见，哈萨克人斗争的动机是民族的而不是阶级的。苏维埃政权只有通过满足民族精英的要求，才能得到他们对新政权的忠诚。
显然，本土化政策同时追求几个目的，而在所有的目的中，政治目的和社会目的要高于语言目的。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仅仅是社会变革的一种手段，是可以被利用的和可操作的。
（二）斯大林时期的“俄罗斯化”政策
从20世纪30年代起，苏联的语言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使用本族语言教学的学校被限制在自治区内，而以俄语教学的学校在全国迅速增长，居住在本族自治地区之外的少数民族大多使用俄语学习。到了 1938年，斯大林规定全国所有学校都必须学习俄语。哈萨克斯坦与苏联其他地方一样，成为通过“俄罗斯化”（所有民族都把俄语当作第二母语来掌握，并且扩大俄语的使用范围）手段来建立具有共同语言和文化的苏联人民的新国家政策执行的地区。这种政治和思想目标的转变正是 20世纪 40年代用基里尔字母更换 20年代确定的拉丁字母哈萨克文的原因：掌握基里尔字母有利于俄语的学习。当然还存在另一个原因，即当时在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出现了泛突厥主义思想，尤其是在土耳其语被翻译成拉丁语之后，大量泛突厥主义思想涌入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将哈萨克文的拉丁字母转换成基里尔字母，则可有效地切断苏联国内突厥语与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的联系。不仅如此，哈语外来词也受到严格控制，而且规定外来词只能源于俄语。对 20世纪 30~40年代语言规划的分析表明，语言规划被当作建立新的认同、政治一体化、防止极端行为、有效管理与控制社会的手段。
（三）斯大林之后的继续“俄罗斯化”政策
1958年苏联教育法令规定父母有权利为自己的子女选择使用哪种语言来接受教育，俄语作为苏联的族际共同语被各少数民族广泛接受。据 1970年、1979年和 1989年苏联人口统计，哈萨克斯坦将俄语作为第二外语熟练掌握的比例分别为 26.7%、 29.6%和 35.8%，其中哈萨克人分别为41.6%、50.6%和62.8%；维吾尔人分别占36.6%、50.1%和 62.0%；东干人分别为43.3%、61.7%和69.2%。以上数字表明，苏联政府虽然从未把俄语规定为哈萨克斯坦的“国语”，但在其政策的导向性和政治性等因素影响下，哈萨克斯坦的非俄罗斯人掌握俄语的人数与日俱增，俄语的使用范围甚至超过了本土语言——哈语的使用范围。
1986年12月，哈萨克斯坦发生“阿拉木图事件”。哈萨克族青年为反对莫斯科对哈萨克斯坦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任命而走上街头，高喊“我们需要哈萨克人”的口号。这次事件是哈萨克人与俄罗斯人族际冲突的集中体现，成为哈萨克斯坦社会—政治形势发展的分水岭。哈萨克斯坦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和哈萨克斯坦苏维埃部长会议做出的两个决议就是对当时族际关系和语言关系紧张的反映，这两个决议是：1987年3月3日通过的第98号决议《关于改进共和国哈语学习的决议》和第99号决议《关于改进共和国俄语学习的决议》。但是，由于这两个决议的出台直接受到苏联中央政府的压力，决议的执行情况像过去一样只停留在形式上。为了弥补过去行政命令的不足，1989年 8月 15日哈共中央和哈政府又签发了《关于执行1987年 3月 3日哈共中央和哈部长会议签署的第 98号“改进哈语学习”和“改进俄语学习”命令的补充措施》。尽管这是苏联官僚体制的典型表现，但与1987年相比，1989年的命令代表了社会—政治形势发展的重要阶段，它们预示着1989-1991年在贯彻社会—政治和大众文化政策时哈语翻译成俄语、俄语翻译为哈语的同时转变。
——摘自《欧亚国家语言状况和语言政策》 第四章
整理：施养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