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研究的范式转换
姚璐教授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吉林大学东北亚地缘政治经济研究所教授）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从边疆到边境的这样一个研究范式的转换，刚才老师们谈到了边境与边疆在研究中出现了语境转换的问题。实际上早期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以边疆去替代我们的边界研究，但是到后来，现在包括我们这个会议，我们是以边境作为这样一个主题的。那么我就想去探讨说我们现在从一个边疆到边境治理的范式转换。
我们说作为“双北论坛”最开始的发起方，吉林大学与兰州大学都是处于北方的高校，我们这次论坛邀请的多是地处边境的高校教师。我们知道中国有2.2万公里长的陆地边境线，并且我们在陆地上有14个国家接壤，那么整个的地缘环境是极其复杂的。包括大家都提到说在疫情期间，我们的边界线上所面临的这样一个重大的安全压力，所以实际上既然第一个部分是理论探讨的话，那我想跟大家汇报的就是这种范式转换的问题。这里面可能会分成四个部分，一个谈概念，一个是语境的前提，第三个是功能转移，包括最后一个是治理转型。
我首先想跟大家去分享，刚才其实刘老师已经讲到说从概念上的这样一个转移，但是我现在还是想去做一个补充，就是我想说从边疆到边界的语境转换，其实最开始我们想要去探讨的是概念的分歧，因为从概念的分歧上是对于整个理论的基础的变革。那我们知道边疆的这样一个概念，我们把它拆分开来讲，“边”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它不仅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遥远，更重要的来讲，它是一直以来我们对于权力中心距离的这样一种偏远，里面核心的一个问题是以权力中心的这样一个遥远，所以它一个核心的问题是从政治意义上来讲，往往“边”讲的是说国家权力制度安排在这样一个等差序列中的末端。
那么从“疆”来讲的话，一方面我们一般讲边疆，我们去讲疆域的时候，一般我们去讲的是一个国家权力的一个范围，权力的这样一个属地，所以我们说在主权往往是在一定的领土范围之内的，那么所谓的疆域实际上也是一国权力所能控制的一部分。
那么我们对于中国来说，其实在国外它也有一个边疆的这种研究，但是在中华帝国这样一个语境中，实际上我们对于边疆有一个我们自己得认识。因为在我们的天下观中，我们原来讲的疆一直是一个具有弹性的模糊概念，所以我们一直讲说中国是只有边疆，但实际上我们没有边界，我们以前讲说王化所及尽头就是边疆。我们在概念上来讲，我们说边疆它就有几个层次，首先它第一个是政治建构的产物，它并不是一个从客观上来讲，沿着边界线索进行的一个领土的范围。一定程度上来讲，一直以来我们对于边疆的研究，是一个政治建构的产物，它讲的是中心到边缘，包括曾经讲的一个中心到四夷的这样的权力结构，而这种结构往往是一种非常松散的统治格局，包括说我们从古代以来汉代的都护府，唐朝的羁縻州府。
那么第二个层次，实际上边疆强调的一定是一个国与国之间互动的结构，刚才刘老师实际上也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往往去讲边疆的时候讲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权力交叉的最前沿，所以往往我们对于边界安全问题一直是最敏感的，是因为它处于两个国家权力结构动态的这样一个最前沿，往往冲突变成了晴雨表里面一个最主要的要素。
那么第三个边疆的本身也是文化建构的一种产物，它往往是两种文化交织的最前沿。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跨境民族，实际上跨境民族的本身实际上不仅是中国所独有，对于很多国家来讲，包括库尔德人，实际上很多的问题都是一个文化冲突的最前沿，包括我们知道说拉铁摩尔是让他把亚洲腹地的这样一个农耕文明跟草原文明的互动交汇，说边疆地区是两种文明的这样一种粘合剂。
那么第四个层次，实际上边疆本身它是一个经济发展动态变化的产物。所以我们知道曾经我们把四川叫边疆，我们曾经还有叫苗疆，但是让我们到今天来看的话，大多数我们就我们要谈到四川的时候，我们已经不认为它是一个边疆的问题了。我们往往讲广西的时候，我们也很难把它认为是一个边疆的问题。所以说边疆的本身实质上是衍发出来的四个概念上的问题，那么在这样一个边疆的语境下，我们的研究往往是侧重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中央政府政治上的统治，而不是治理。我们说这种松散的权力末端以及松散的统治格局，它带来的是一直以来边疆地区它是一种统治，而不是一种治理。那么实际上也跟我们今天所讲的边疆地区问题的这样一个多元化，包括安全的这种多元化，实际上是相左的。
第二个就是我们去讲它从功能上的边疆，因为我们讲它是一个国与国之间权力动态的这样一个最前沿的地区，所以边疆往往在早期我们的研究中，把它认为是一种安全拱卫的功能，它不仅是一种安全拱卫的功能，还是一个经济上边缘支撑中央核心的视角。包括我们原来去讲的西部大开发，早期我们讲西气东输，我们去讲调配西部的资源去支援中央，往往边疆地区它不仅是一个安全的功能，还有它是一个从经济上去支撑中央的这样功能，所以它的这样一种功能实际上是单向度化的。
第三个我们说在边疆的语境下，往往我们一讲到在边疆的时候，我们讲到的不是说它是一个发展的前沿，我们认为它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发展末端，往往我们用四个字来形容——“老少边穷”。所以边疆在我们的研究也好，或者在我们的这个思维的固化中也好，它往往都认意味着一个离权力中心非常遥远，经济上欠发达的这样一个地区。
第四个，在早期的研究中，我们往往把边疆研究简化为一个民族政治问题进行研究。
但实际上我们刚刚看到对于边境、边疆的概念的一个梳理之后，我们会发现原有的对于边疆的这种研究语境出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突变，那么这种突变的一个前提就是我讲的从边疆统治到边境治理一个语境转换的前提。
首先刚才刘老师已经讲到说边境的本身有一个跟边疆非常大的一个不同的在于，它强调的是一种空间。边境的本身它强调的是两个层次，一个是客观的存在，就是它沿着一个国家的一个边界线存在的一个区域，那么这个区域就衍生出来它第二个层次，这个区域往往是这种共有的跨境区域，这种跨境区域它的这样一种共有化和它的跨境化，实际上为我们的对外开放去提供了一个共有的这样一种空间。所以边境的地区更加强调的是空间的跨境化和空间的共有化。
那么在这个依据上来看，从边疆统治到边境治理语境转换的前提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就是我们去讲，包括昨天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我们再次强调了对外开放的决心。曾经的对外开放讲的是如何引入好的国外经验，新一轮的对外开放，强调的是主动意义上的开放。5月17号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里也强调了这个问题。东部的开发开放它的红利进入了边际效应递减，但是我们整个的西部实际上它成为了对外开放的这样一个最前沿。包括“一带一路”也好，我们说这种通道建设也好，边境地区的发展，实际上都变成了一个治理的最前沿。
第二个，我们现在看到的后疫情时期国内外形势巨变的这样一个新格局。实际上在这一次提出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36条之前，在5月14号我们大家都看到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说要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看到的国内环境在疫情的冲击下面临的严峻挑战，还有包括国外现在面临同样严峻的挑战，包括经济空间的挤压。它实际上调整的是国内经济的内循环和国家的经济安全与发展空间外循环之间这样一个双向驱动的能力。包括我刚才谈到的整个东部地区的发展红利面临边境效应递减的话，那么如何去启动我们所谓的西部，尤其是我们说这些西部的这种边境城市，那么实际上是非常重大的一点。包括我们看到这个西部大开发的新格局里面，里面提到一个要构建内陆多层次开放平台，里面特意去提到要提高昆明、南宁、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兰州等省会城市，要具备面向毗邻国家的次区域合作的支撑能力。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后疫情时期如何去盘活我们的边境实质上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议题。
第三点，我们说从理论转换的前提，基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需求。十九大之后，我们提出主要矛盾已经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那么这种矛盾的转移带来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需求从效率转向了公平。但是就像我刚才就讲到的，边境地区往往都被我们认为是老少边穷地区，那么如何去实现公平，如何去实现这种经济的多维度发展，那么实际上从固边到兴边，然后一直到富边，变成了我们如何去盘活边境，实现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那么最后一点，刚才刘老师也讲到了边境安全的流动化，我总结为扩散化。就是我们边境地区实际上无论是安全问题也好，还是治理问题也好，都是一个最前沿的问题，因为边境安全会呈现内外的辐射。比如我们去年的去这个圈河口岸去调研，以前的圈河口岸实际上是非常繁华的，因为中国的帝王蟹一半以上都来自于朝鲜，但是自从朝鲜被制裁以来，整个圈河口岸都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冷的时期。我们说边境地区一旦出现安全问题的话，它会实现一个非常快的对内导入。那么另外一个也是刚才大家讲的疫情期间，我们黑龙江非常著名的绥芬河口岸，因为疫情管控出现的纰漏导致今天东北三省出现了击鼓传花的疫情扩散问题。边境问题的这种扩散化所带来的是，我们需要用刚才包括白老师讲到的多维度治理。它不仅仅是单纯的安全问题，也不仅仅单纯的是发展问题，更有可能是多元化的问题。在无论是国内也好，还有可能变成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对国内的输入也好，或者是透过边境对外的输出也好，它带来的是需要多元化的治理需求的格局。
那么在这种语境转换之下，我下面想谈一下就是边境功能本身的这样一种转移。我总结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它实质上是要从这样一个封闭去走向开放，那么它的功能实现了一个中介性效应的凸显。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在边疆的这种语境之下，他无论是从安全上去拱卫中央还是经济上去支援中央，边境的功能在于封闭。但是我们说如果把边境作为前沿的治理的话，我们会发现边境有它一个非常独特的特点，就是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在两国毗邻的区位，商品、人员、技术、信息这些要素是一个不断自由流通的区域，尤其是它可以通过边境去带动毗邻地区的次区域合作。
第二个就是边境本身的通道效应，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初中的时候去瑞丽的时候，就觉得瑞丽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内部性的城市，它是中国最大的陆地口岸。但是自从我们上次去云南调研，我们会发现自从这个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提出之后，瑞丽不仅是中国最大的陆地口岸，也变成了从我们原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末梢，变成了中国对于东南亚开放的最前沿。但是实质上边境地区的通道功能，也面临着在边境地区很大的一个问题——“酒肉穿肠过”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去年去满洲里调研的时候发现，中国陆地上65%的商品是从满洲里进入中国的，其中占很大比重的是木材。但是满洲里更多的扮演的是通道功能，木材的深加工在满洲里成本过高。所以厂商更倾向于只将满洲里视为通道，将木材直接运往武汉进行加工，加上运费，甚至比在满洲里落地加工还要便宜。那么去破解它的困局，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能把它从通道经济变为经济通道，而不是“酒肉穿肠过”却无法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那么第二个我想讲的是功能变化，即要从这种内敛性走向辐射性。刚才我讲到从边疆研究来讲，更多强调的是从边疆对于中心权力的这样一个支撑，它是一个单向度的，它是一个从边疆从边缘到核心的逻辑。但是实际上我们看近年来中国尤其在“一带一路”也好，包括我们最近重新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方略也好，我们更多的要把它去变成从边缘到中心，同样需要中心到边缘的双向支撑新格局。包括我们看到说对于东北地区来讲的话，2012年实就发布了《中国东北地区面向东北亚区域开放规划纲要(2012 - 2020年)》，包括2015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包括前两天新西部大开发战略特别提出要加快沿边地区开放开发，完善延边重点开发试验区，还有包括这个边境经济合作区，还有这种叫做跨境经济合作区的这种布局。
那么第二点这种辐射型还要变成一个内外联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吉林省的珲春口岸。虽然珲春可以一眼望三国，但是如何打通珲春的出海口却一直困扰着吉林省。现在珲春联合宁波共建“珲春海洋经济合作发展示范城市及示范区建设”。珲春通过俄罗斯扎鲁比诺港进行内贸外运，就是内外联通非常好的尝试。
那么第三个我想谈谈边境功能从静态到动态的发展。我们曾经在这种地缘政治想象中，边境都是一个防入侵和防渗透的静态防线。当前，当中国面临的这样一种内外皆困局势的话，边境地区的开发、边境地区的治理模式新的探索，实际上有可能会变成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基于以上几点，我想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种转型中的边境治理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实际上它是要一个从垂直到立体网络化的这种过程。首先第一个就是他从这种垂直到立体网络化的模式，他主要需要秉承的是这么几点：国家引导、地方推动、企业激活和社会参与。实际上刚刚老师们都讲到这个问题了，第一个就是对于国家战略层面而言，我们需要的是国家给政策，我们不能仅仅把边境的地区视为边缘的地区、权力的最末端，它需要我们去激活未来发展的一个主要力量点。
第二个就是地方的推动。刚才刘老师也讲到次国家政府本身在边境地区所起到的重大作用。因为国家的政策落地，它是需要地方的非常多的努力。那么尤其地方对于当地特殊性要了解，刚才包括白老师说中国的陆地边境，实际上它有非常繁杂的复杂性，绝不是说我们以任何一个统一的标准，能对它进行一个统一规划的。那么地方基于各地的这种特殊性进行的政策落地尤为重要。
那么第三个，我们需要的是激活企业的活力。我们需要以市场为导向，将企业主体调动成边境治理的市场化力量。
那么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讲的社会参与，刚才白老师也讲到这个问题，实际上边民本身要在整个边境的治理过程中起到一个非常重大的作用。边境治理不仅需要政府，它也不仅仅需要军队，它需要边民这个庞大群体的社会参与。但是边境地区人口流失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如果没有边民的社会参与的话，这种治理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的根基去完成的。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治理，实际上它不仅是要去设计一个框架，它更多的是要去关注这种边境问题的特殊化。就是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大家都会谈到一个问题，很多地区实质上我们秉承的是同样的政策，但是每个地区都有它的特殊性，很多的地方它都希望能自己获得先行先试的权力，它需要制度上的这种创新。
第三点在边境治理中，安全依然是优先的。那么这种安全的优先不仅仅是刚才讲它是一种传统安全，尤其这次疫情让我们感受到，原来我们对于边境的开放实际上是非常乐观的，但是当出现了这种疫情倒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实际上在边境的治理中，我们很难去拿捏平衡点。
那么第四个边境治理需要“全国一盘棋”。我们不能把边境理解为边缘，只有把边境放到全国发展的总体协调中来，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平衡发展。
整理：任明哲、李兴基、陈科睿、李嘉伟、连小倩、罗 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