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国家认同的建构：挑战和转向
汪金国，曹佳鲁
(兰州大学，甘肃兰州730000)
摘要：在独立后甚至在危机后，乌克兰国家认同的建构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充分适应乌克兰民族的现状，对俄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采取相对包容的态度，使得乌克兰人在语言政策方面的对抗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二是改变乌克兰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记忆，摒弃苏联意识形态，转向欧洲思维，建立属于乌克兰人自己的战争史，从历史的深处挖掘国家认同的因素。三是通过网络社交群众参与，激发国民的团结和爱国热情，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同时也在网络层面釆取"去俄罗斯化”的态度，建立起独立自主的网络安全空间。乌克兰在国家认同的构建过程中，力求保持政治稳定和潜移默化的特点，保证了政策的平稳执行，但也使得政策的完整性、连贯性和有效性明显不足。
关键词：国家认同；乌克兰；历史记忆
文章来源：汪金国、曹佳鲁：《乌克兰国家认同的建构：挑战和转向》，《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
一、国家认同的内涵
国家认同是一个人对所属国家的身份认同或归属感。这是一种主观的感受，无论其合法的公民身份如何。作为一种集体现象，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共同点”可以产生国家认同，比如国家特征、语言、历史、文化和国家意识。国家认同不是与生俱来的，它在本质上是社会建构出来的，这也为许多国家构建国家认同提供了学理性基础。在社会的影响下，人们融入了国家，釆用与国家认同相一致的信仰、价值观和期望，将个人身份与国家身份连接起来。
国家认同和其他社会认同一样，会产生积极的情感，如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和热爱，以及对服务其他公民的义务感。社会学家安东尼•史密斯认为，国家认同具有延续性特征，可以代代相传。通过时代流传的具有共同血统和共同命运的神话和故事，人们对国家的归属感大大增强。在现代社会，国家是领土和人口等有形资源的集合体，也是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等无形资源的共同体。公民又是享有国家所有资源的主要行为体，也是国家认同的主体。从公民的角度来看，国家认同可解释为公民对国家的精神文化、道德价值、国家主权和理想信念等层面的认可。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地点的改变，或由于国家行为和政策的变化，公民的国家认同很有可能会退化并消失，形成国家认同危机，造成社会分裂和政治动荡。
二、乌克兰国家认同建构面临的挑战
在多民族国家里，公民更有可能因为族裔身份和民族认同而产生对立和冲突，这些冲突通常被称为族际冲突。在乌克兰，国家认同不仅受到族际冲突的挑战，而且还受到地区主义、国家转型和政治体制的挑战。
（一）民族认同与乌克兰国家认同
乌克兰民族认同是围绕“乌克兰族”和“乌克兰文化"展开的民族身份构建。独立后，乌克兰又面临现代民族国家怎样建构统一公民身份的问题，这也是国家认同建构中最重要的基础。从现代民族国家语境角度展开分析，多民族国家社会成员认同体系主要涵盖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这两个层面。民族认同可解释为在对待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态度方面保持一致，且民族共同体成员将他人归于自身所属民族之内。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具有密切的关联，二者关系受诸多因素影响。第一，二者相互结合，为民族国家认同奠定基础。第二，二者在相互作用过程中还存在分歧。乌克兰由多个民族构成，而不同民族有各自的利益诉求，当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产生分歧时，或者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民族利益存在阶级性冲突，民族间就会发生矛盾和争斗，进而出现族际纷争。如果国家未能及时解决这一问题，民族主义者就会基于自身的剥离感和失衡感而产生对国家的负面情绪。此时，民族利益就会被列入更高位置，甚至高于国家利益，这将会导致整个国家发展的失衡，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
乌克兰所涵盖的民族超过130个，乌克兰族人数在乌克兰总人口中占比达73%，是其主体民族，其次为人数占比达22%的俄罗斯族，其余民族总人数占比为5%。苏联时期，民族冲突日益严峻，苏联领导人对乌克兰民族主义采取预防和打击手段，这一行为更符合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利益诉求，也带有浓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基于此，乌克兰东西部出现严重分歧。苏联时期的大饥荒、大清洗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都让乌克兰人对苏联时期的压迫和伤痛有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乌克兰族与俄罗斯族的对立。
从政治层面分析，国家认同的基础需要各民族以国家利益为重，弱化自身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甚至为了国家认同而放弃自身的民族特性。尤其是在乌克兰社会经济快速转型的情势下，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对国家认同的解构，并受到境外政治势力的冲击，这进一步引发了乌克兰族和俄罗斯族对国家政策的不同态度，相互之间充斥着抵触和不满。在乌克兰政局动乱之际，境外势力对民族主义者进行煽动和渗透，引发乌克兰族与俄罗斯族之间矛盾和冲突的加剧。长期的民族矛盾，使得政治文化的差异和对立逐渐形成，这种差异是潜伏性的，在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良好的条件下，这些矛盾会被掩藏。但是，一旦国家遇到重大事件或政治危机时，所有的差异和对立都会被激发和放大；潘多拉的魔盒一旦被打开，国家政权就会受到威胁，国家认同亦随之陷入危机之中。
（二）地区主义与乌克兰国家认同
地区主义是多国之间的关系，这些国家基于共同目标和国家利益联合起来，或地区内临近的一组国家组成一个整体，基于地区的统一发展而制定一系列措施，具有统一的政策和行为标准。尽管亚努科维奇暂缓加入欧盟，成为乌克兰危机的直接导火索，但究其根本原因，则是因为俄罗斯族与乌克兰族之间的族际纷争，即两个民族主要所在的东西部地区出现了“向东”还是“向西”的偏好差异和对立。
乌克兰讲俄语的人在总人数中占比达33%左右，这部分人主要生活在临近俄罗斯的东部区域，与俄罗斯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其余的人大部分讲乌克兰语，这些人生活在乌克兰的西部区域，政治倾向与欧盟更为一致。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无论谁当选国家领导人来领导和治理这个国家，都会被其中一派在潜意识中看作自己的代表者，而被另外一方视作异己。斯蒂芬•舒尔曼的一项调查表明：生活在西部城市的政治精英们和东部城市的精英们相互之间都认为彼此在文化亲缘关系上很不相同，文化认同度很低。17世纪中叶之后，乌克兰领土破碎持续达三百多年，该现象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由于这块地区是大面积的平原，系粮食生产的富饶地区，先后经历过波兰和沙俄的统治。二月革命后，俄罗斯帝国崩塌，乌克兰人在基辅建立了中央拉达组织，受到布尔什维克支持，独立建国。在十月革命后，列宁提出乌克兰可在中央拉达领导下建立苏维埃政权，但由于中央拉达的拒绝，这一提议未被履行。列宁转而支持俄罗斯族独立，在乌克兰建立苏维埃共和国，乌克兰东西战争一触即发。随后，德国和波兰趁乌克兰内乱之机，出兵攻占了中央拉达政权，于是乌克兰事实上被一分为二，西部被德国和波兰占领，东部受苏联统治。二战爆发后，苏德瓜分波兰，因此，乌克兰全境又进入苏联管辖范围，但西部乌克兰人对苏联的统治持反对态度。苏德开战后，乌西的乌克兰人支持德军，乌东的俄罗斯人支持苏联，所以，长期以来乌克兰内部分裂为东向和西向不同的地区主义。
乌克兰内部两大组织持有不同的政治观点，分别倾向于俄罗斯和西方，在一体化的对象选择上存在明显分歧，亲西方派主张加入欧盟，亲俄派主张加入欧亚经济联盟。从客观角度分析，乌克兰加入欧盟可以为其带来更多的利益，对其自身发展所起到的促进作用要高于加入欧亚经济联盟，乌克兰亦可在政治和经济上获得独立，摆脱俄罗斯的干扰。因此，基于乌克兰的现状和国际趋势，加入欧盟是其认为最适合形势的选择，欧盟可为其提供一定的便利，与此同时，乌克兰还可保持其在独联体自贸区的独立地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乌克兰可以充分发挥其在科技和农产品领域的优势，同时减少购买俄罗斯能源的成本支出。但由于乌克兰当时未能够明确加入哪一方，乌克兰的未来发展亦不是特别明朗，以至于亚努科维奇政府未能做岀加入欧盟的决定，结果引发了大规模的民众抗议，进而造成全国性的国家认同危机，导致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占据，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脱离乌克兰呈半独立状态。
（三）国家转型与乌克兰国家认同
自独立以来，乌克兰便开始了自己从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的转型之路。这个转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从经济层面来讲，用市场经济模式取代原有的非市场经济模式；从政治层面来讲，用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取代原有的专制集权政治制度；从文化层面来讲，打破了传统文化的单一性、约束性和僵化性，在追求多元性和开放性的同时，也强调批判性文化的重要性。结合乌克兰转型过程可以发现，该国的矛盾多数集中于以下四个领域：一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二是政治民主危机；三是民族矛盾及分裂等遗留问题；四是对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意见。以上四个方面的共同作用，最终诱发和导致乌克兰的国家认同危机。
突破国家原本的政治模式、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是实现国家转型的必经之路，也是打造一个全新的政治、经济体系和社会模式的必要手段，所以，冲击国家传统体系是完成国家转型的必然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影响国家认同的各项要素均会出现变化，最终对国家认同带来影响。乌克兰社会在国家转型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国家认同差异，这种认同差异在政治家的激烈言行的动员下演化成为国家认同危机，并成为影响乌克兰作为民族国家的主权完整和社会稳定的深层次因素。这不仅对乌克兰主权完整发起挑战，而且也成为波及该民族国家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除了民族和宗教因素之外，受历史因素显著影响的乌克兰还在语言和社会经济方面出现了区域性裂痕，因此部分学者将其称作“区域国家”。乌克兰的分裂历史尤为特殊，这也是造就其独特宗教文化环境的根本原因。
特殊的分裂历史造就了乌克兰特殊的宗教文化环境。国家认同和宗教认同的基础不同，前者除了血缘、宗教和民间习俗之外，还涉及语言和文化传统等，后者则是构建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的重要因素，它为乌克兰民族认同奠定文化基础，一并构成符合国家认同的合法性文化资源。从乌克兰现状可知，该国东西部地区在文化和宗教领域的差异特别显著。以东部地区为例，该地区居民多讲俄语，以东正教为主要信仰的宗教，且经济层面与俄罗斯关系更为紧密，着重推进重工业发展。以西部地区为例，该地区以乌克兰语为主，以天主教为主要信仰的宗教，因历史因素与俄罗斯存在矛盾，在经济层面更重视农业和轻工业发展。宗教、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一般不具有对抗性，但是在国家转型进程中却被人为地造成文化认同的分裂，从而不仅明确了该国在社会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方面的对立性，同时还强调了认同的差异性等特征。
国家转型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乌克兰社会出现新的地区分化和社会分层，经济利益决定了东西部之间最直接也是最深层次的矛盾。1999年，俄罗斯经济开始逐步回暖，由于乌东地区与其一体化程度较高，因此当地经济也逐渐回升。但是，该国西部地区与俄罗斯矛盾重重，加之其将农业作为主要产业，难以有效推动经济发展。由此，乌克兰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经济差距拉大，其中东部将俄罗斯作为合作的首选对象，而西部则将欧洲作为第一选择。此前，波兰是乌克兰开展贸易的主要对象，但是自此类国家加入欧盟以来，西部地区的外贸发展即被阻断，每年损失数亿美元的外贸收入，因此在经济利益面前，东西地区的选择明显对立，极大地削弱了国家认同。
随着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往的单位化调控体系已无法满足当下需求，必须采取社会化调控体系，为各个阶层创造机会，继而引发利益争端和分配矛盾。回溯乌克兰发展史可以发现，该国以往的社会分层分化情况尤其显著，不同社会阶层一改往日的模糊统在国家利益认同方面实施清晰分化。除了利益因素外，构成公民社会“碎片化”的主要因素还包括地区差异等，致使该国的国家组织、团体的种类及数量持续增加，虽然并未在名义上要求独立，但依然给国家认同带来猛烈冲击。乌克兰国家认同危机持续扩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国家民主建设的分化，二是未来发展道路认识的分化。
（四）政治体制与乌克兰国家认同
乌克兰独立之初，共产党被取缔，国内失去了强有力的执政党，各党派忙于权力争夺，总统和议会之间权力划分不明，对于国家民主建设道路缺少规划，再加上国内经济危机严重，错过了实现国家体制平稳过渡的战略时机。乌克兰在借鉴和应用西方民主制度时出现诸多难题，不仅出现腐败和街头斗争等问题，而且政府变换频率过高和寡头干政等现象也为乌克兰社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除了政治改革和组阁意见以外，不同政治派别在权力分配和选举方面也难以达成共识，最终变为街头斗争和革命，此类政治体制的缺陷让乌克兰深陷政局动荡之中，原本的民族认同危机最终变成国家认同危机。
民主制度的建立是一个漫长而缓慢的历史进程，这需要民主思想的广泛传播，公民萌发出民主思想也需要有利于培植民主思想的深厚文化土壤。西方民主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实现国家权力的分权制衡，这就要求必须要有一部对社会体制、政府和公民权利作出明确界定的国家宪法，而这些都是刚刚独立的乌克兰所不具备的。独立后乌克兰面临现代民族国家怎样建构统一公民身份的问题，也就是在其地理范围之内乌克兰的民族身份并不完整和清晰，因此独立国家和政治体制改革亟须建构统一的公民身份。在国家转型过程中，乌克兰政治精英并没有很好区分和重视民族建构与国家建构两者之间的区别，尤其是第一个挑战往往被用于选举拉票和政治斗争，而这一挑战又往往被第二个挑战所混淆和掩盖，这是乌克兰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存在的最主要问题。
乌克兰独立时，社会缺乏民主思想，群众也成为只会呼喊民主口号的人。政治家利用民主的口号窃取国家政权，成就了大资本家与大政治家的结合，使得乌克兰国家资本流失，社会危机加剧，贪污腐败加重，没有形成国家认同，也无法为真正推行民主而助力。乌克兰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西方民主制度，对于怎样建构西方民主制度，新生的乌克兰毫无经验可言，乌克兰当局缺少细致科学的论证，就将西方民主制度移植到国内，忽视了西方民主制度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根基和公民意识。政党政治也存在着问题，政党斗争加剧，也没有稳固的执政党或执政联盟。除了人格政治和集团政治以外，弱政党政治下的庇护政治进一步削弱了合作的可能性。这使得乌克兰民众更加注重以民族、语言和宗教等作为身份认同和利益共享的标识，形成地域性的政治集团，使得乌克兰“特性”分裂明显，以至于造成民族国家认同危机。
虽然乌克兰的民主政治制度已经从制度建设发展到民主巩固阶段，乌克兰民主制度也得到了西方学者的赞誉，如“民主样板”、“最自由的国度”等，但是就制度建设而言，民主巩固需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国家认同是巩固民主的前提，对民主巩固起到直接影响。若国家处于认同危机环境，民主不仅能够怂恿族群，甚至能够分裂国家。所以，重视并率先解决国家认同问题是乌克兰有效遏制国内暴乱、阻止分裂国家行为和顺利推进民主选举的必然选择。
三、乌克兰国家认同建构的转向
乌克兰危机之后，波罗申科政府把维护社会稳定、消除民族隔阂和巩固政治成果等问题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通过重塑语言和民族政策、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动员网络社交群众、加强民族文化认同和构建社会精神安全以建构乌克兰的国家认同。
（一）语言政策具有相对包容性，减弱语言地位差异的矛盾和对立
传统上，乌克兰语一直是乌克兰身份的重要标志，但其象征性的价值并没有与其在社会领域中的使用地位相配，人们日益认识到语言问题的冲突潜力。乌克兰危机之后，这一问题再次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支持乌克兰语作为唯一官方语言地位的议会派别试图废除2012年亚努科维奇政府提高俄语法律地位的《语言法》，但新总统阻止了这一行动，以防语言冲突和民族冲突导致的国家冲突的加剧。事实上，国内民众广泛支持乌克兰语作为唯一国家语言，另一方面也支持保留俄语在其广泛的社会经济中的地位，这也被视为是对俄语使用人的社会地位的合法性的认可。
许多俄语使用者坚持认为自己可以成为完全的乌克兰人和真正的爱国者，同时不需要放弃自己的母语。在乌克兰危机后的几个月，新的乌克兰总统向民众保证，他们既不会侵犯乌克兰语作为唯 的官方语言的地位，也不会侵犯俄语使用者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者使用母语的权利。
就乌克兰语的官方地位而言，乌克兰《宪法》中有专门的条款对此进行规定，但这同一条款也确定了俄语和其他语言的地位。波罗申科政府宣布重新起草法律，以修补亚努科维奇政府的工作不足。但新的法律并没有起草，也没有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来完成这项工作。同时，由于主要政党就如何将国家权力下放与顿巴斯的特殊地位相结合的问题存在无法调和的分歧，制宪进程于2015年终止。因此，乌克兰在波罗申科时期的语言政策方面，既承认乌克兰语的官方语言地位，也承认俄语和其他语言在国内特定地区的区域性地位。在2015年2月的一项乌克兰民意测验中，52%的乌克兰人认可在东部地区和南部地区将俄语作为第二官方语言，较2013年有所提升。在另一项调查中，乌克兰政府采取包容性的语言政策，虽然民族身份和语言习惯在总体上变化不大，但认同乌克兰为其家园的人的比例大大增加。越来越多的讲俄语的乌克兰公民认为乌克兰是自己的祖国，讲乌克兰语和讲俄语的人们达成共识，认为乌克兰是一个讲乌克兰语的国家，但不是只讲乌克兰语的国家。
乌克兰危机后，官方对语言差异性持包容态度，避免因为语言政策的差异性造成对俄语使用者的疏远而导致国家分裂，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乌克兰构建包容性民主社会的进程，也有助于推动乌克兰国家认同的构建。
（二）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而非“苏联卫国战争”，构建乌克兰民族历史和身份
在独立后的二十多年中，乌克兰按照俄罗斯的规定将5月9日作为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但是这种苏联的庆祝模式与乌克兰民族的历史记忆不相吻合；乌克兰人认为这否认了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悲惨经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附加了对战争的崇拜。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亲西方议会联盟提议乌克兰应该开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集体纪念以实现国家身份认同。
2014年4月，乌克兰国家记忆研究所提出了“胜利纪念日”的新概念，取代了一直使用的“纪念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的提法。2015年3月24日，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签署了一项关于《纪念欧洲战胜纳粹主义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的法令。2015年4月9日，乌克兰议会通过了四项法案，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对原苏联共产主义和德国纳粹主义的抵制，以及对乌克兰在二战时期为祖国奋战的战斗人员的纪念。乌克兰政治家们认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乌克兰的领土就已经变成了两个极权势力的战场，无论是德国的希特勒，还是苏联的斯大林，都被描述为占领乌克兰领土的极权主义、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概念一定程度上从苏联的角度转向了欧洲对于战争的理解。为了纪念乌克兰在二战中做岀的巨大贡献，乌克兰改变了纪念二战胜利的民族象征，将红色罂粟作为新的乌克兰民族纪念标志，这也是为了与俄罗斯的黄黑纪念丝带相区分。乌克兰国家记忆研究所汇编的《二战纪念词汇表》也体现了这种转向。
乌克兰危机之后，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念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民族传统之一，共同纪念历史的文化可以将乌克兰民族捆绑在一起，关于民族纪念和外交政策的集体认同构筑起了乌克兰民族独立的身份，也表达了远离俄罗斯的政治倾向。因此，乌克兰政治家通过纪念二战的新传统重新定义乌克兰与欧洲和俄罗斯的关系，也重新定义乌克兰国家与乌克兰人的关系，试图构建起乌克兰的民族身份和国家认同。
（三）团结网络社交群众，参与国家认同的建构
通过公众社交媒介塑造国家认同的想法并不新鲜，古罗马使用印刷字体使广阔而分散的地理区域内的人们的部落身份转变为对罗马的单一民族身份认同。乌克兰危机之后，社交网络已经成为乌克兰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构建的主要阵地，也是政治精英和普通群众表达观点和讨论政治的主要论坛。在国家面临冲突和危机的关键时刻，国家动员乌克兰群众通过社交网络来表达形成国家认同和对分裂主义的反对和抵制。网络社交群众可以构建和传播政治事件的个性化叙事方式，从而动员并团结网络群众形成针对国家议题的同一立场群体，这也是国家认同的关键要素。这种团结可能建立一种基于公民或民族的类别和共同信念、共同愿景的国家认同。
促使乌克兰东部地区激进分裂主义抬头的一个因素是，乌克兰东部无法获得独立的大众媒体的支持，这也导致东部地区的本地电视台只能转播俄罗斯的电视频道。2014年的一项统计中，有2700万乌克兰人拥有俄罗斯社交平台“Vkontakte”的账户。这些电视和社交媒体要么表现出反对西方或者反对乌克兰的情绪，要么没有报道真实的军事冲突。因此，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发布了有关互联网安全备忘录，认为使用俄罗斯的网络社交平台可能损害乌克兰的国家安全利益，建议所有乌克兰公民和乌克兰公务员删除其在俄罗斯社交平台上的账户。这也是俄罗斯反恐法允许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访问所有网络用户的个人数据而造成的。长期受到乌克兰人欢迎的俄罗斯社交媒体平台“Vkontakte”的会员人数急剧下降，越来越多的乌克兰用户转向使用“Facebook”。政治家们使用网络媒体在支持乌克兰国家的群众中建立政治认同，也通过社交媒体呼吁激进分子放弃分离主义，强调分离主义是犯罪，从而动员了具有乌克兰民族认同感的支持者，赋予了乌克兰政权合法性，加速国家认同的形成。
四、结语
总体而言，在独立后甚至在危机后，乌克兰国家认同的建构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充分适应乌克兰民族的现状，对俄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采取相对包容的态度，使得乌克兰人在语言政策方面的对抗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二是改变乌克兰关于二战历史的记忆，摒弃苏联意识形态，转向欧洲思维，建立属于乌克兰人自己的战争史，从历史的深处挖掘国家认同的因素。三是通过网络社交群众参与，激发国民的团结和爱国热情，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同时也在网络层面采取“去俄罗斯化”的态度，建立起独立自主的网络安全空间。乌克兰在国家认同的构建过程中，力求保持政治稳定和潜移默化的特点，保证政策的平稳执行。但乌克兰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旨在推动国家认同建构的完整体系，不论是语言政策、历史叙事重构、网络社交管理，还是民族文化建设，政策的完整性、连贯性和有效性明显不足。
乌克兰危机后的国家认同建构对于其他多民族国家也具有一定的反思和借鉴意义。第一，构建民族国家应首先建立国家认同体系，依据本国国情和政治文化现状，构建起共同的国家文化认同和政治价值观，形成国家凝聚力。第二，在民族政策和语言政策上采取灵活态度，坚持在多民族多语言条件下形成统一的国家认同，避免因民族、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差异导致政治危机。第三，在国家领土内赋予每个人以主体公民地位，不因血缘、地域和人口数量差异将公民分为主体群体和少数群体。第四，从教育体系层面加强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培育国家认同的良好氛围。第五，应完善国家相关法律，淡化民族认同，强调国家统一意识，从国家强制力的角度确保国家认同的构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