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卡里莫夫逝世后，乌兹别克斯坦的政权交接非常平稳。至此，除苏联解体之初塔吉克斯坦发生的内战之外，中亚地区已出现三种权力交接形式。第一种，吉尔吉斯斯坦国内于2005年及2010年发生的两次街头革命式权力交接，具有暴力性和鲜明的部族主义色彩；第二种，吉尔吉斯斯坦两次革命后的议会选举式权力交接，具有非暴力性、合法性高、商业化运作及公民参与度高等特征，目前较为稳定，但仍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第三种，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出现的领导人病逝后，其权力由指定的接班人继承，过程平稳。这三种模式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各国政治制度的特性，以及各国领导人对“恩威并施”策略的运用。此外，根据哈萨克斯坦与塔吉克斯坦的现状，哈未来可能出现类似于土、乌两国的权力交接方式，而塔未来可能出现第四种权力交接形式，即家族式权力交接。
关键词：中亚地区 权力交接形式 政治制度特性 “恩威并施”策略
2016年9月2日，执政长达25年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逝世。随后，乌于同年12月4日举行总统大选，时任政府总理的米尔济约耶夫在选举中以88.61%的得票率当选，标志着乌的权力交接顺利完成。至此，中亚各国（塔吉克斯坦内战除外）已出现三种权力交接形式，即街头革命式权力交接、议会选举式权力交接以及领导人主导下的精英内部转移式权力交接。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分别对上述三种权力交接形式进行简要介绍，并着重分析各个形式的特征与出现的原因；其次，对三种形式进行简要评估；最后，对中亚地区未来可能出现的第四种权力交接形式进行简单分析。
一、街头革命式权力交接
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抗议当政者在选举中舞弊，“郁金香革命”爆发，其结果为南方派的巴基耶夫政权取代了北方派的阿卡耶夫政权；2010年4月，吉国内再次发生抗议活动，结果为北方派的阿坦巴耶夫政权取代了南方派的巴基耶夫政权。吉国内的两次权力交接方式均为街头暴力革命，将其称为街头革命式权力交接，这种方式仅在吉发生过。
这种权力交接形式具有以下两个主要特征。首先，它具有鲜明的暴力性。两次政变均以抗议示威活动为开端，其中，2005年的政变仅造成少量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而2010年的政权更迭却造成近千人的死亡，比什凯克商业中心遭到洗劫。对比两次政变，其暴力程度在提高，从“郁金香革命”时的抗议活动发展到2010年政变时的占领电视台、乃至攻击地方政府大楼及总统府。其次，部族主义色彩鲜明。如前所述，两次政权更迭的结果为南方与北方政权的互换，即南方部族与北方部族的权力斗争，实质上是“因部族斗争而引发的国家权力再分配的结果。”[1]
为何吉的两次权力交接均为街头式革命而非较为平稳的形式？这一问题的回答，需回顾两次政变发生的原因，并找出其中共同的因素。通过对相关成果的整理可以发现，国内外学界关于两次政变发生的原因的分析大致相同，主要有以下几种：（1）经济或民生问题；（2）部族主义或南北问题的影响；（3）自身政治制度与本国政治文化传统不符，存在较大缺陷；（4）外部势力，尤其是美国等域外大国的影响；（5）当权者的问题，如腐败、任人唯亲等。[2]从本质上看，2010年动荡是2005年“郁金香革命”的延续，[3]两次政变则被认为是独立以来吉选择的西式民主政体和俄式威权政体失败的体现。[4]
事实上，在阿卡耶夫和巴基耶夫执政时期，吉尔吉斯斯坦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或威权主义制度，而是一种混合型政体（hybrid regime）。这种混合型政体是民主制度与威权政体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软威权主义（soft authoritarian）制度，也被称之为竞争性权威主义（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政权。软权威主义政体之所以受到“颜色革命”的影响，主要是因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1）缺少单一、高度制度化的政党；（2）缺少强力有效的强制性安全机制；（3）对经济资源的控制较弱；（4）易受到外部联系（linkage）——外部大国的干预、跨国社会运动的传播与扩散等——的影响。[5]由于中亚国家均或多或少地面临外部联系的影响，故这里着重讨论吉在前三个方面特征上的表现。[6]首先，吉政党建设存在明显问题。吉国内有数十个政党，但不存在具有主导地位的政党。除吉外的其他四个中亚国家都是支持总统的政党在议会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使得总统和议会间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消除。[7]而由于吉并没有占主导地位的政党，因此，反对派反对当局的情况时有发生，进而导致政局动荡乃至发生政权更迭。其次，吉缺少强力有效的安全力量，以震慑反对派和维护局势的稳定，这在中亚国家很重要。事实上，吉是中亚军事力量最弱小的国家之一。如2005年，吉的军事力量仅为10000人，基础设施也很差，却要保护近600万公民的安全，并维持全国的安全与稳定。[8]弱小的安全力量显然无法有效维持国内稳定，这也是反对势力能够迅速推翻当局的一个重要原因。最后，吉政府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很差，改革少有进展。从经济增长数据来看，吉两次“革命”前的GDP增长率表现并不是特别糟糕，如2004年的GDP增长率为7.027%，2009年的经济增长率为2.886%；[9]然而，由于吉财富分配的失衡，经济增长率并不必然带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事实上，自吉独立以来，其处于贫困线及以下的民众占全国人口的百分比始终在30%以上。[10]至于为何“颜色革命”出现在2005年和2010年，则受到偶然因素、内部发展动力、外部干预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诚如社会运动研究者产生的疑问，为何不满无处不在，但抗议并不是无时不有，故要理解“颜色革命”出现的准确时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本文不予展开。无论如何，民众对国家政权的积怨始终是影响国家稳定的重要因素，能否有效避免积怨转化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活动，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吉的国家能力。事实证明，吉在这方面的表现甚至差于其他中亚国家。
此外，吉当权者自身的权力运作不佳是两次革命爆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总体而言，无论是阿卡耶夫执政时期还是巴基耶夫执政时期，当权者推行政治制度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巩固自身的执政地位，而不是现代国家建设。这就导致吉成为“软权威主义”或“竞争性权威主义”失败的例证。成功的软威权主义制度要具备以下五个具体条件：（1）当权者需有一批核心支持者；（2）能够通过物质贿赂或敲诈等手段动员核心支持者之外的人；（3）拥有镇压反对势力的强制力；（4）能够有效管控信息流通；（5）阻止反对势力获得群众支持。[11]而就吉的情况来看，其软威权主义制度是失败的。当然，阿卡耶夫政权与巴基耶夫政权也有一定的区别。如在任人唯亲方面，巴基耶夫更加肆无忌惮，以致相对于阿卡耶夫疏远的政治精英更多；在民主问题上，尽管后期的阿卡耶夫具有越来越多的集权倾向，但总体而言，阿卡耶夫比巴基耶夫要相对开明，对反对势力的态度也较为温和；在外交政策上，阿卡耶夫在执行多边平衡外交方面比较稳健，与俄罗斯的关系并未因吉发展与西方的关系而明显恶化，而巴基耶夫的草率甚至贪婪，直接导致了俄罗斯对其产生了明显不满，这对巴基耶夫政权被推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尽管这里讨论的是两次“颜色革命”的相似性，但阿卡耶夫政权与巴基耶夫政权之间的差异也是需要关注的。
吉当权者自身的问题主要在于未能成功运用“恩威并施”策略。一方面，阿卡耶夫与巴基耶夫没有对国家进行有效控制，如薄弱的安全力量不能维持国家的稳定，不能对信息流通进行有效管控。另一方面，阿卡耶夫与巴基耶夫当权时也没有给予自身的支持者、民众乃至反对派足够的好处。两人上台后都致力于巩固自己的权利，腐败、家族势力膨胀等十分严重，执政前的精英大多被边缘化，民众生活水平低下，也未与反对势力达成妥协。在此情况下，反对派和公众联合起来以暴力推翻政权成为有效的手段。在政权更迭的过程中，反对派精英的目的是夺取政权，而民众的目的则是改变政权。选举危机的出现及精英的分裂给政权更迭提供了机会，[12]民众的不满和怨恨则在反对势力的诱导下成为推翻政权的一股强大力量。
二、议会选举式权力交接
2010年4月政变发生后，随着巴基耶夫政权的垮台及临时政府的成立，吉尔吉斯斯坦临时政府于同年6月27日通过了新的宪法，宣布改总统制为议会制，随之国家权力平稳地从“人民革命”（这是吉国内对4月事件最流行的称谓）建立的临时政府移交给民选政府。与以往被视为“威权体系与极权统治的装饰品”[13]的旧议会不同，议会制政体的确立被认为是吉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重大转折，颇受国内与外界的好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与两次暴力的街头革命式权力交接相比，2010年政变后，吉采用了议会选举进行权力交接，过程平稳，结果也较好。本文将吉的这种议会选举式权力交接视为中亚地区的第二种权力交接形式。
与第一种形式相比，这种形式具有一些新的特征。首先，权力交接没有发生暴力。在议会制政体实施的几年中，吉各政党和民众逐渐放弃了以街头革命改变政权的目标，如2015年议会选举的顺利完成。在这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击败共和国故乡党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而主张回归总统集权的威权主义政体的共同党并未与社会民主党发生明显冲突。同时，议会选举前共同党与故乡党间的冲突也被中央选举委员会顺利平息。自议会制政体确立至今，吉权力交接过程中尽管存在一些波动，但并未发生暴力的街头革命。其次，权力交接的合法性增强。如前所述，2005年与2010年发生的街头革命式权力交接在合法性上是有问题的，而通过议会选举的方式进行权力交接，则将无视国家法律规定的部族政治斗争转化为在国家法律框架内的政党竞争。尽管部族与地域因素在吉政治生活中仍具有重要影响，但它在选举中的影响已然开始下降，这使权力交接方式的合法性增强。
再次，权力交接过程的商业化。在吉的议会选举中出现了提高竞选资金门槛和购买选票的现象，金钱政治的风气逐渐盛行。如通过对2010年政党选举名单的观察可以发现，“大多数政党都是基于‘金钱、选票或二者兼有’来决定其选举名单的。”[14]而2015年参与议会选举的政党所需缴纳的竞选费用则是2010年的十倍。多个政党因为经费不足而不得不退出竞选，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选举的公正性。此外，在2015年的议会选举中还出现了购买选票的现象，投票者的每张选票价值500-3000索姆不等。同时，一些政党中商人与政府官员（包括前政府官员）比重较大，使得权力运作中的商业化气息越发浓重。最后，权力交接中存在顽固的精英主义，政党个人化倾向明显。自2010年议会制确立起，在选举中，与候选人依靠自身魅力及个人政策主张获得合法性的理想状态相去甚远，政党选举开始出现个人化的现象。[15]在吉国内，以血亲关系和地域为基础的地方精英拥有着世袭体系下的权力，通过控制地区公共资源，分配物质利益以换取民众的支持。部分地方精英纷纷以个人名义自建政党，这种现象在2011-2012年开始普遍出现，地方精英强迫候选人退出选举的现象也同样存在。吉议会选举式的权力交接颇有精英操纵的色彩。
吉采取议会选举形式进行权力交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两次暴力革命的教训。2005年与2010年的政变所造成的新政权都没有对国家实行有效治理，民众迫切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有效的权力机构，而两次革命已在民众中造成了对暴力的广泛的厌倦情绪，他们更愿意用政党、议会民主的方式来争取权利，这已成为社会共识。奥通巴耶娃在“郁金香革命”发生后就曾表示，“我们没有给予政党发展以足够的重视。我们迫切需要政党发展，革命的警钟正促使我们去完成这项任务。”[16]在此背景下，尽管以政党政治为主要特征的议会制可能存在诸多不足，但无疑是一种不坏的选择。
第二，国内外民主因素的参与。在国内，独立之初便欲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在1990年的总统选举中，就出现了其他候选人挑战第一总书记（阿卡耶夫）的情况。阿卡耶夫当选总统后，曾致力于吉的民主建设，具体体现在演讲自由、出版自由、公民社会团体的出现及经济自由化进程等方面。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的丹尼尔·塔鲁洛（Daniel Tarullo）称吉是“新兴独立国家中最具民主头脑的国家之一。”吉更是被称作中亚的“民主岛”。[17]阿卡耶夫对吉民主化建设所做出的贡献多予肯定，如有学者认为，“阿卡耶夫的领导在决定吉最初的自由和政治改革的道路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8]就国外因素而言，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鼓动的民主化进程。“郁金香革命”普遍被认为是美国在吉扩大其民主阵营的结果，更有学者将此次革命视为一次民主突破。[19]此外，西方主导的非政府组织及公民社会团体等也成为吉民主化的国外因素的组成部分。事实上，正是上述因素的存在成为了吉议会制确立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些因素的存在，议会制也不会在吉出现。
第三，部族政治对新形势的适应。独立以来，部族之间围绕国家政权进行斗争的现象屡见不鲜，2005年与2010年的两次革命就是最鲜明的例子。两次“革命”后，南方部族与北方部族在国家政权的争夺中互有胜负，双方都认识到传统部族政治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如国家认同缺失所引发的社会分裂、裙带关系与腐败盛行等，这些因素不仅不利于自身政权的稳定，也为民众所厌恶，而向议会制框架内的政党政治转型则具有诸多益处：第一，议会制并不改变部族政治以血亲关系和地域划分为基础的本质，同时能够赋予部族政治以合法性，并限制部族间冲突的升级；第二，它能够被国内民众及外界尤其是西方所认可，有利于国家的稳定；第三，为各种政治势力的妥协留下了空间，避免利益分歧迅速演变为政治暴力。这样，议会选举式的权力交接成为新形势下各种政治力量、包括部族势力可以接受的一种平衡权力和利益的方式。
三、精英内部转移式权力交接
2006年12月21日，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突然逝世，由于尼亚佐夫事前并未公布继承者，当时国外普遍担心土国内可能发生大规模动乱。2016年9月2日，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也在没有公布继任者的情况下病逝，此后认为乌国内可能发生动荡的看法也普遍存在。然而，两国都顺利完成了权力交接。事实表明，构建一个稳定而没有受到强有力挑战的领导精英集团是权力平衡交接的核心。这一过程的结果本身是公开的、合法的，而过程本身实质上是利用权力逐渐弱化甚至排斥了反对派，造成了无竞争权力交接的局面。
由于土、乌出现的情况十分相近，因此，本文将两国的权力交接视为中亚地区的第三种权力交接形式。
这种权力交接形式明显的特征是平稳。土、乌两国的政治精英通过内部妥协，成功避免了国内由于权力真空可能出现的动荡，平稳地完成了权力交接。土总统尼亚佐夫逝世后，土国内政治精英做出了一系列应对措施。首先，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授权下，由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代行总统职权。随后议会于2006年12月26日召开特别会议，修改选举法以赋予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参加总统选举的资格，并确定在2007年2月11日进行总统大选。最后，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在大选中获胜并于2月14日正式就任总统。乌总统卡里莫夫病逝后，乌国内政治精英同样迅速做出了妥协。首先，议会在2016年9月8日任命总理米尔济约耶夫为代总统。随即按照宪法的规定，乌于2016年12月4日举行总统大选，米尔济约耶夫在四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成功当选总统。
土、乌精英内部转移式权力交接能够平稳进行的主要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两国的威权主义制度十分牢固，大大降低了发生动荡的可能。与吉尔吉斯斯坦两次革命前的软威权主义制度不同，土、乌两国的政治制度是一种硬威权主义制度。[20]然而，无论是软威权主义制度还是硬威权主义制度，其本质上都是威权主义制度，只是前者更多依靠诱导力，[21]而后者则更倾向于依靠强制力。如前所述，成功的威权主义制度需具备三个条件，即单一、高度制度化的政党；强力有效的强制性安全机制；对经济资源较强的控制力。这三个条件土、乌两国显然都具备。
首先，就两国的政党格局而言，土是民主党一党执政，尽管宪法允许实行多党制，但到目前为止民主党仍是土国内唯一的合法政党。而乌国内的政党格局虽是多党并存，但这些政党大都拥护总统。其次，两国都具有较为完善的强制性安全机制，能够及时、有效地平息国内出现的、或可能出现的动荡。土在尼亚佐夫执政时期乃至独立至今都没有发生过大的动乱，而乌国内出现的动乱，如安集延事件等，也都被迅速平息，并未引发剧烈的动荡。最后，两国对经济资源的控制极强。土是中亚地区最封闭的国家，奉行中立政策，对外来经济力量的进入持谨慎态度，作为国内经济发展支柱的油气资源也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乌的四大支柱产业（黄金、石油、棉花和天然气）也大都由国家管控，金融体系也十分封闭，经济发展受外界的影响较小，由此使土、乌的威权主义政体非常稳固，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两国在权力真空出现时发生剧烈动荡的可能，为两国权力交接的平稳进行提供了制度保障。
第二，尼亚佐夫与卡里莫夫对权力的成功运用，使得各国国内不存在有能力挑战国家政权的势力。就土而言，首先，尼亚佐夫在执政期间始终将维持政局及社会稳定作为优先选择，极其重视对国内的管控。尼亚佐夫揽国内大权于一身，[22]为限制可能存在的反对势力采取了诸多措施：如减少其他部族在政府中的影响力；限制国内公民社会团体的发展；频繁更换国家重要部门的官员以防止其发展自身势力；抓捕或驱逐潜在反对者等。由于其他部族的政治精英及公民社会团体能够获得的资源十分有限，权力根基十分浅薄，因此，土国内并不存在能够挑战尼亚佐夫政权的势力。此外，尼亚佐夫推行的中立外交政策为土赢得了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大大降低了大国对国内政治的影响。
其次，在稳定优先的基础上，尼亚佐夫也非常重视经济的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尼亚佐夫在国内推行渐进式经济改革，以丰富的油气资源（主要是天然气）为基础，分阶段向市场经济过渡，取得了显著成效。自1998年以来，土经济一直稳定发展，其中，1995年、2005年和2006年的GDP增速更是高达10%以上。[23]此外，尼亚佐夫也十分重视民生问题，对社会福利政策方面的财政投入巨大，在改善国民生活水平方面成绩斐然。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以及国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一方面使得尼亚佐夫政权赢得了广大民众，另一方面也使得潜在的反对势力无法获得广泛的群众支持。
尼亚佐夫的威权统治限制了反对势力的发展，其推行的中立外交政策则隔绝了大国对土权力交接可能的干预。尼亚佐夫逝世后，潜在反对势力没有能力与拥护尼亚佐夫的政治精英争夺权力。在此基础上，拥护尼亚佐夫的政治精英内部由于利益基本一致顺利达成了妥协，在尼亚佐夫逝世的次日，便逮捕了拥有总统合法继承权的议长阿塔耶夫，而代行总统职权的别尔德穆罕默多夫在之后的大选中正式当选总统，从而顺利地完成了权力交接。概而言之，尼亚佐夫对“恩威并施”策略的成功运用，为土的权力交接提供了稳定的国内与国际环境，政治精英在权力交接过程中所采用的高明策略，则是土权力交接得以平稳完成的直接原因。
就乌而言，卡里莫夫对国内的管控也很严厉，同样以维持国内稳定作为政策的主导方向。1992年乌国内出现的反对当局的学生运动、塔吉克斯坦内战以及颜色革命等事件，都给卡里莫夫以警示。为巩固其统治，乌国内存在的反对势力均遭到卡里莫夫的打压，甚至卡里莫夫的大女儿卡里莫娃在2014年失宠后也从公众视线中消失。同时，乌国内的媒体、公民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及经济等方面的发展，都受到卡里莫夫的严格控制。卡里莫夫的强权政策，使得反对派无法获得有效渠道挑战现有政权的合法性。[24]此外，尽管9·11事件后乌允许美国驻军汉纳巴德军事机场，但卡里莫夫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对国内政治的干预，[25]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大国干预乌权力交接的可能。
卡里莫夫对国内进行严格管控的同时，也逐渐在政治、经济及社会等领域推行渐进式改革。在政治方面，卡里莫夫着手推动总统制向总统议会制过渡，通过修改《基本法》适度扩大议会的权力，减少总统的权力。乌一度开始按照民主程序进行政党建设，总统选举也都如期举行。同时，卡里莫夫为避免权力过度集中，对塔什干部族和撒马尔罕部族的政治精英委以重任，有效地平衡着主要部族之间的利益。在经济方面，卡里莫夫不断推进私有制改革，逐渐减少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在发展农业等传统产业的同时，也大力发展新兴产业。自1996年摆脱经济负增长后，乌的GDP增速逐年上升，即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仍保持8%的高速增长。[26]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卡里莫夫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持续投入，贫困人口也逐年减少，如2012年至2013年期间，乌贫困人口占国家总人口的比重就由15%下降至14.1%。[27]在社会方面，卡里莫夫在一定程度上放开了限制，与以往相比，对非伊斯兰教及非本民族语言持宽容态度，适度提高了国内媒体的开放程度，在一定限度内允许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民众生活的社会氛围渐趋宽松，生活质量逐步提升，对卡里莫夫政权的不满程度逐渐下降。卡里莫夫逝世后，由于国内不存在有实力的反对势力，国际上没有大国的干预，拥护卡里莫夫的政治精英作为既得利益者都倾向于维持现状，为权力交接营造了有利的环境。
概括地说，卡里莫夫在苏联时期已担任了国家领导人，具有丰富的执政经验和能力。独立后，他一直把权力集团的培育作为重要任务。多年来，卡里莫夫一直在精心培养一个政治精英阶层和权力核心，以保证国家政权的稳定。特别是近几年，他已撤换了一批苏联时期留下来的年纪较大、业绩平平乃至腐败、而又热心培植私人势力的官员，提拔了一批年纪较轻、拥护自己政治理念的官员，这实质上是在为接班人创造权力转移的条件。至于最后由谁来接任领导人，主要也取决于卡里莫夫本人的意愿。有报道说，卡里莫夫在去世前夕曾召开过秘密会议，对身后各权力中心的利益平衡做出了安排，而米尔济约耶夫则是这种平衡的粘合剂。[28]之后几件大事的安排完全遵照了卡里莫夫的遗愿。一是对总统的国葬安排，治丧委员会由米尔济约耶夫主持。这一角色对具有东方传统的乌兹别克斯坦来说，表示着一种“子承父业”式的合法性。米尔济约耶夫在葬礼上发言时也直言卡里莫夫“像父亲一样教导了我”；二是对代总统的安排破例。根据乌宪法，应由上议院主席行使代总统职责，但在9月8日的乌立法院和参议院联席会议上，米尔济约耶夫被任命为代总统。这说明，若任命上议院主席尼·尤尔达舍夫为代总统，就会使乌政府出现两个权力中心，名义上的领导者是尤尔达舍夫，事实上则是米尔济约耶夫，这种情况将非常不利于乌政权和社会的稳定。这些情况使人有理由认为，这些安排很可能是一种计划，而不是即时为之。
四、对中亚国家权力交接形式的思考
通过对中亚地区发生的政权更迭现象的分析可以发现，中亚地区已出现三种权力交接形式，即街头革命式权力交接、议会选举式权力交接以及精英内部转移式权力交接。下文将对这三种形式进行简单评述。
第一，街头革命式权力交接。这种形式是除战争方式之外最不理想的权力交接方式，它也是软威权主义制度在吉尔吉斯斯坦彻底失败的体现。如2005年“郁金香革命”发生后，有学者称吉拥有颜色革命国家中最不民主、最不稳定的政治制度，吉是一个失败国家。[29]如前所述，吉国内出现的这种权力交接模式，具有暴力性及部族主义色彩鲜明两大特征。无论是暴力性还是部族间的权力斗争，都不利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因此，暴力的街头革命是三种形式中最不理想的权力交接方式。
第二，议会选举式权力交接。这种形式既是吉两次革命后顺应形势的“迫不得已”，也是吉政治精英结合国内外诸多因素做出的理性选择。议会选举式权力交接具有非暴力性以及合法性高的特征，它保证了吉以和平与合法的方式进行权力交接。至少就目前来看，与第一种形式相比无疑是一大进步。然而，这种形式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权力交接的商业气息浓重及部族精英主义与个人化等现象，这给吉未来的权力交接带来不确定性。吉的议会政党竞争仍是碎片化的、以地域和血亲关系为基础的群体或个人间的竞争，而不是理念、规则及法律的竞争。政党制度化程度低以及政治精英短视的选举策略，侵蚀了吉的议会体系与政治多元主义，吉现行的政治制度实质上是一种中空的议会民主制，[30]未来吉国内出现暴力革命的可能性虽然减小了，但未消失。
第三，精英内部转移式权力交接。该形式是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两国的政治制度与尼亚佐夫、卡里莫夫成功的威权统治相结合的产物，明显的特征是平稳。在继续推行渐进式改革的基础上，采用这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保证两国未来政权更迭的平稳过渡。然而，两国未来的发展同样面临一些障碍。国内方面，土的集权化明显，如将总统任期由五年改为七年，而乌新任总统米尔济约耶夫是否能够像卡里莫夫一样，成功运用“恩威并施”策略以维持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尚待观察。需要指出的是，精英内部权力转移这种方式并不仅在中亚出现，在集权国家中是一种普遍的做法。从中亚的情况看，这种方式具有这样一些特点：第一，有一个以领袖为核心的稳定的领导集团；第二，领导集团、特别是领袖有较好的执政能力和效果；第三，缺乏具挑战能力的反对派；第四，公众对领袖和领导集团有较高的认可度；第五，外部力量介入权力转移过程的程度很低、或没有介入。
到目前为止，在中亚国家中，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还没有进行过权力交接。就哈而言，首先，其威权主义制度较为稳固。[31]“祖国”党占主导地位的政党格局以及政府对国家各方面的有效管控，有效削弱了反对势力对哈政局稳定构成的威胁。其次，在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统治下，国内的军事实力、经济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均先于中亚地区，纳扎尔巴耶夫本人在国内具有很高的声望。另外，纳扎尔巴耶夫已经开始进行权力结构的调整，如在2017年3月14日撤换了卡拉干达州、阿克莫拉州、北哈萨克斯坦州和曼吉斯套州的州长[32]。在未来出现权力交接时，拥护纳扎尔巴耶夫的政治精英掌握国家政权的可能性将远远超过反对势力。因此，大致可以预计，哈可能会出现类似于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精英内部转移式权力交接。
而对塔吉克斯坦而言，首先，其威权主义制度非常脆弱。[33]在政党建设方面，伊斯兰复兴党长期与执政党人民民主党对立，且部分伊斯兰复兴党开始分裂并具有极端化倾向。在安全机制建设方面，塔的强制性能力较弱，内战后国家安全机制的内部分化严重，[34]国家缺少威权主义的组织性权力。[35]在经济方面，塔是中亚地区最贫穷的国家，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常年高于30%。[36]其次，塔总统拉赫蒙试图谋求家族统治。如拉赫蒙的大儿子鲁斯塔姆·埃莫马利23岁时出任海关缉私局局长，在29岁就被任命为反恐机构的负责人，31岁被任命为杜尚别市长；拉赫蒙的大女儿及大女婿也分别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与财政部副部长。此外，拉赫蒙家族掌握着塔国内的诸多重要企业，如塔境内约有60家扎棉厂，其中40家由拉赫蒙的家族掌控。[37]根据塔的现状来看，其国内未来的权力交接可能伴随着一定程度的动荡，也有可能出现中亚地区的第四种权力交接形式，即家族式权力交接。拉赫蒙正在努力保证自己后方的安全，进一步确保其政权的稳定性，为可能的家族内部接班人准备条件，已有专家预测，“若鲁斯塔姆不做出过分行为，他接任塔吉克斯坦总统的时间可能在2026年之后”。[38]现在已有人推测，类似的情况可能会在土库曼斯坦出现，预言别尔迪穆哈梅多夫的儿子谢尔达尔·古尔班古雷耶维奇·别尔迪穆哈梅多夫会成为总统接班人。[39]
权利变更方式和结果是一个国家政权建设是否成熟的标志之一。家族权力交接从本质上讲，是精英集团内部权力转移的一种极端表现——家族成为精英集团的核心。这种方式在世界上并不鲜见。在前苏联国家已有先例。2017年2月21日，阿塞拜疆总统夫人梅赫里班·阿里耶娃成为第一副总统就是一个现实的例子。对塔吉克斯坦来说，第四种权力交接方式是否一定会出现、如何出现，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和分析。而对这四种权力交接方式也有必要进行更多的观察和研究。（原文见《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