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珂仪 编译
【文献来源】Lyazzat Ilimkhanova，Mukhan Perlenbetov and Saltanat Tazhbayeva et al. “Problems of Social Integration for Repatriates in Kazakhstan”， Mediterran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 Vol.5, No.20, 2014, p.2625-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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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回归者”在哈萨克斯坦的社会融入问题已成为政府、媒体和公众广泛讨论的焦点。本文将系统梳理哈萨克归国人员在社会融合（即适应）过程中面临的核心障碍，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现有研究充分表明，这些障碍既直接影响归国个体的福祉，更关乎哈萨克斯坦社会整体的发展前景。鉴于哈萨克斯坦或将面临劳动力短缺，吸引能够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海外哈萨克人和乌兹别克人符合国家的经济利益；但同时，在此背景下，更应将国家安全置于优先考虑的位置。此外，为适应大规模归国潮，国家必须审慎评估并制定适宜的社会政策，以满足回归群体的具体需求——尤其是在重新安置配额与生活补助等方面。这种考虑是必要的，因为当前国家财政仅能承担有限配额。
关键词：回归者；社会适应；社会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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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研究旨在探讨哈萨克斯坦回归者在社会融合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并从语言、心理与物质三个维度考察其适应状况。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对居住在阿拉木图的回归者进行的问卷调查及访谈结果。在识别出一些常见的融入障碍后，本文进一步提出了改善现状的潜在途径，尤其是通过调整社会政策以促进融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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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界定
本研究中所称“回归者”（repatriate）[1]，系指在邻国长期居住后返回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族群体。研究采用俄罗斯学者沃罗比耶娃（Vorobyeva）对“迁移”的界定，即：“凡因改变永久居住地或临时居住地以进行学习或工作的任何领土位移行为，均可视为迁移；无论其发生的主导因素是吸引还是排斥。”
此外，鉴于“适应”概念在本研究中的核心地位，有必要进一步对其加以界定。适应（adaptation）是联结分析心理学与生物学的重要概念，既包括主动过程，也包含被动成分，并且必须与“调整”（adjustment，主要代表自我塑性的被动现象）区分开来。根据荣格（C. G. Jung）的类型学模型，适应可分为两种主要形式：内倾型（introversion）与外倾型（extraversion）。适应失调往往与心理神经症【psychological neurosis，心理神经症被定义为一种由于个体根本的心理适应取向（内向或外向）受阻或失衡而导致的心理失调状态。】相关。
[1] 译者注：本文原文对“回归者”交替使用 repatriate 与 Oralman（哈萨克语音译）两种说法，所指对象完全相同。为阅读顺畅，译文统一作“回归者”，必要时括注Oralman，不再另行说明。
04
背景：哈萨克斯坦的回归者
据哈萨克斯坦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下属移民委员会统计，1991年至2005年期间，共有481491人（约122800个家庭）通过回归计划返回哈萨克斯坦。其中，大多数回归者来自中国、蒙古、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伊朗及其他邻近国家。目前，哈萨克斯坦政府为回归者设定的年度配额已增加至每年15000个家庭。
尽管部分回归者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社会再融入，但仍有相当数量的人群面临诸多困难，甚至被迫返回原居国。学界与政策界普遍认为，回归者面临的两项主要挑战分别是政府补助与就业问题。以2007年为例，国家为回归者拨款12亿坚戈（tenge）的专项预算。根据《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法律》，凡纳入国家移民配额的回归者均可获得一次性补贴及住房津贴。目前，家庭户主在抵达后可领取相当于15倍月度指数（MI）的补助金，每名家庭成员另加10倍月度指数。然而，回归家庭以此金额为基础解决住房需求在现实中仍较为困难。
第二个普遍的问题是失业。经济学各学派对失业成因的解释不尽相同，其中较早的理论来自英国经济学家兼神职人员马尔萨斯（T. R. Malthus），其在《人口原理》一书中指出，当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增长速度时，失业便成为必然的结构性结果。然而，就哈萨克斯坦的回归者而言，许多人因无法合法化移民身份、取得公民权或居留许可，甚至因缺乏俄语能力而难以找到长期工作。为应对这一问题，哈萨克斯坦议会随后修订了国家移民法，重点关注回归者群体。政府承认了现有移民就业安置机制的不完善，并决定建立专门的移民安置与适应中心。此后，全国范围内陆续规划设立相关机构，其中首个中心已在卡拉干达正式投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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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
在前述移民与法律政策背景下，本文进一步探讨哈萨克斯坦回归者在社会适应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以该国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回归者为研究重点。研究假设认为，阿拉木图的回归者在融入哈萨克社会的过程中普遍面临住房不足、失业、入籍困难及语言障碍等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阿拉木图作为国家的经济、教育与文化中心，其都市特征本身亦部分导致了回归者的适应困境。首先，许多现居阿拉木图的回归者原先在其他地区获得居住配额，后因就业、求学或家庭团聚等原因迁居此地。这一迁移趋势加重了城市在住房、就业与社会服务方面的压力，从而削弱了回归者的社会适应能力。其次，城市中相当一部分回归者为在校学生。虽然学生群体通常具有较强的学习与环境适应能力，但其在学期间的“临时身份”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未来可能出现的适应性问题。学生在校期间通常居住于学校宿舍或附近地区，无需承担就业与住房压力；然而，毕业后其对住房与就业的需求会迅速凸显。此外，这一群体还呈现出“链式迁移”特征——学生先行到达哈萨克斯坦，待其完成学业并获得稳定工作后，其父母、兄弟姐妹及其他亲属亦陆续前来。由此可见，高校毕业生的成功适应将在相当程度上刺激海外哈萨克族的进一步回流。
影响回归者社会适应程度的客观因素包括在哈居留时间、原居国、年龄、职业等特征。在阿拉木图的回归者中，多数（58%）抵达时间为1至5年。鉴于社会适应过程通常需要约五年时间，可以推断，该市不到一半的回归者有足够的时间适应新环境。
本研究采用滚雪球抽样法（snowball sampling）以确定阿拉木图回归者的主要分布区域。结果显示，阿乌埃佐夫区（Auezovsky）与热特苏区（Zhetysusky）的居民占受访者总数的68.5%，其次为博斯坦德区（Bostandyksky）。阿尔马林区（Almalinsky）与突厥斯布区（Turksibsky）受访者比例较低。总体而言，回归者多集中居住于城市外围地区或大型高校宿舍。
从地理分布看，区位条件是影响回归者社会适应的重要因素。阿乌埃佐夫区与热特苏区的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相对薄弱，部分地段还存在土地非法占有等问题，这些情况对相关群体的适应过程造成消极影响。值得关注的是，较多回归者居住于高校周边区域。学生主要居住在校内宿舍，而教师及技术人员则常住于邻近宿舍区，这一空间格局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回归群体的社会融合。
从总体情况看，年龄结构对回归者社会适应具有积极作用。调查显示，受访者中18至29岁的青年占65.3%。这一比例的形成与阿拉木图的移民流动特征密切相关——年轻人多以学习、就业和经商为主要目的迁入。例如，常见的模式是青年先以学生身份赴哈，随后其成年家属再行迁居。另一方面，年轻回归者在心理上更为开放、交流意愿更强，愿意参与调查并表达观点。青年回归者的普遍存在被视为有利因素：他们更容易接受培训，学习新技能和能力，从而能够快速适应新环境。此外，与老一代相比，年轻回归者在迁移过程中较少产生怨怼或内疚情绪，这有助于其在心理层面实现更平稳的社会融合。
哈萨克斯坦回归者的社会职业结构主要由青年群体构成，尤其是大学生比例较高。研究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滚雪球抽样法所固有偏差的影响，因此不能视为绝对可靠。然而，研究者采取了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规定每位初始被访者最多仅可推荐五名高中生作为新的访问对象，其他受访者则通过提供联系方式等方式确定。因此，可以较为可靠地推断，目前居住在阿拉木图的回归者中约有40%至45%为学生。
在受访群体中，人数第二多的职业类别为工业、建筑、交通及通信行业工人，其次为从事个体贸易与服务业者。值得注意的是，教育、医疗、政府机关及艺术领域的从业者数量明显偏少。这一现象可能有两种原因：其一，这类职业群体分布分散，未被抽样覆盖；其二，阿拉木图相关行业竞争激烈，导致回归者在这些领域中比例有限。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客观因素是阿拉木图的移民流向特征。作为哈萨克斯坦最大城市，阿拉木图吸引了大量回归者，但本文关注的并非总体迁移，而是特定的回归者迁移流。目前，居住于该市的回归者主要来自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和蒙古三国，其中来自中国的回归者约占总数的一半。这一比例的形成与阿拉木图靠近中哈南部边境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
调查数据显示，阿拉木图回归者的迁移存在若干明显趋势。首先，回归移民的数量呈持续上升态势。独立初期（1992—1996年）抵达的回归者占现有人口的19.1%，随后五年（1997—2001年）为22.7%，而近五年（2002—2006年）到达者则高达58%。这一趋势反映出哈萨克斯坦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吸引力，其经济表现已明显优于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及蒙古。
其次，随着回归者融入哈萨克社会，其社会地位也呈现出阶段性变化。早期回归者中相当一部分已完成学业并实现就业，主要从事商业、贸易、工业、建筑、交通及通信等行业。五至十年前抵达的回归者中，多数在建筑、交通及通信领域就业，部分仍为大学生；而近五年内抵达的群体尚未完成社会适应。数据显示，失业的回归者中，91.3%在过去五年内抵达哈国，其中63.6%为学生。
另一显著现象是“二次迁移”。所谓二次迁移，是指回归者在其他地区领取定居配额及住房补贴后，再迁往阿拉木图寻求更好的教育、就业或商业机会。调查显示，8.4%的受访者曾在哈国其他城市居住后迁至阿拉木图，其中工业、建筑、交通及通信领域的从业者占24.8%。因此，在分析影响回归者社会适应的因素时，应特别关注迁移原因。
根据调查结果，约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表示其迁移的主要动因是“回归历史祖国”。这一动机对于回归者的社会融合具有积极意义，因为它表明多数回归者希望在哈萨克斯坦长期定居，而非短期滞留。这种以民族归属为核心的迁移动机，有助于增强回归者的认同感与归属意识，从而促进其在社会、文化与经济层面的全面融入。
在阿拉木图等大型城市中，回归者的社会适应问题尤为突出。根据研究，在前文所界定的三种主要适应类型——语言适应、心理适应与物质适应——之中，最为棘手的是物质适应（特别是就业方面）；其次是语言适应问题。
调查显示，仅有32.4%的受访者明确指出自己在何时何地遭遇语言障碍，但间接证据表明，大多数回归者均存在语言适应困难。所有受访者（100%）表示他们仅能使用哈萨克语，而阿拉木图在贸易、公共服务、媒体、街头广告及政府机构中普遍使用俄语。这一现象说明，回归者在语言适应方面面临严重困境。问卷中关于“不懂哪种语言给您带来最多困难？”的问题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论：98.7%的贸易从业者、91.3%的失业者及85.7%的企业主均回答“俄语”。此外，学生及工业、建筑、交通和通信行业从业者，对英语能力亦存在一定需求。
目前，政府的应对策略主要集中于鼓励回归者学习俄语，但这一措施未必是最优解。更具可持续性的路径在于强化国家语言的制度化功能。政府应在行政机构、银行、商店与医疗机构等公共领域中，严格执行使用国家官方语言——哈萨克语的规定，以此消除回归者在与政府官员沟通时所面临的语言壁垒。
在心理适应方面，回归者总体表现出积极的态势。根据艾森克（H. J. Eysenck）及其追随者提出的新行为主义适应理论，适应可分为两层含义：一是个体需求与环境要求达到完全契合的状态，即人与社会及自然环境的和谐；二是实现这种和谐状态的过程。
调查结果显示，98.8%的回归者认为其最近六个月的情绪状态为“非常好”或“较好”，其中近80%选择“较好”，这虽非绝对乐观，但反映出总体积极的心理态度。同时，应考虑到哈萨克文化中普遍存在的乐观心态可能对回答产生影响。若以迁入前后心理状态的对比作为衡量标准，结果会呈现出职业分化明显的特征：总体而言，35.8%的受访者认为迁入后心理状况有所改善。多数受访者对生活总体满意，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包括相当比例的失业者。或许这些人在迁入前即处于失业状态，因此心理落差较小。另一方面，“回归历史祖国”的情感动因本身亦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支撑，有助于缓解适应过程中的压力。与此同时，从事工业、建筑、交通及通信行业的工人群体则普遍报告心理状态有所恶化。
在物质适应层面，回归者对自身经济状况与就业机会的满意度最低。尽管与迁居前相比，62%的受访者认为其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这一改善主要集中于学生（94.6%）和企业主（85.7%）。相反，从事工业、建筑、交通和通信行业的员工中，52.3%认为经济状况恶化，贸易行业中亦有40.5%的人持相同看法。总体而言，阿拉木图回归者的物质生活水平仍偏低。
除原居国、居留时间、年龄与社会地位等普遍因素外，大城市生活环境本身也是影响适应成效的重要变量。交通拥堵、住房昂贵及环境污染等城市性问题对所有居民均构成挑战，但对回归者而言，这些问题与语言障碍、公民身份认定等特有困难叠加，显得尤为突出。因此，回归者应被纳入社会政策中的“社会弱势群体”范畴，享有额外的政府扶持与社会支持机制。这不仅有助于缓解其生计困境，也有助于促进其在社会结构中的长期整合。
本研究从“客观”与“主观”两个维度分析了回归者面临的主要挑战。在客观层面，受访者认为其最紧迫的问题是住房短缺（72.2%），其次为失业。阿拉木图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尤其是在高技能与高薪行业，部分回归者因语言、资质或社会网络缺乏而难以立足。
此外，阿拉木图生活成本高昂，食品及生活必需品价格居全国前列。虽然住房与就业压力为所有市民所共有，但对回归者而言，这些问题与语言及心理适应障碍交织，使其生活处境更加复杂。因此，政府需针对回归者群体出台更具针对性的社会政策与经济支持措施，以缓解其多重压力，推动社会融合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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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资料分析
在主观分析部分，本文基于对回归者的深度访谈，进一步验证了问卷调查中呈现的问题。受访者普遍认为，他们在社会适应过程中面临的最主要个人困境是住房短缺。共有69.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哈萨克斯坦缺乏自有住房。该问题在失业者、家庭主妇、个体经营者以及学生群体中尤为突出。
此外，就业问题同样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它是回归者面临的第二大主要困难；另一方面，64.2%的受访者指出，他们无法在所学或原有专业领域找到合适的工作。工业、建筑、交通与通信领域的工人群体对此问题表现出最强烈的担忧，而从事贸易与服务业的回归者则更倾向于在本行业内部寻求职位。
在所有个人问题中，入籍困难是回归者群体所特有的第三大挑战。共有38.4%的受访者表示，在获得哈萨克斯坦公民身份的过程中遇到障碍，该问题在失业者和家庭主妇中尤为严重。
07
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
之间的相互关系
综合分析可见，制约阿拉木图回归者成功进行社会适应的主要因素包括住房短缺、失业以及入籍困难。这些问题相互关联、彼此强化：没有公民身份或居留许可，难以获得稳定工作；没有工作，便无法购买住房；而无合法身份者在申请土地使用权等方面也会面临额外障碍。
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可以借鉴民族迁移研究学者里亚博夫斯基（Rybakovsky）提出的经典模型，即民族迁移过程通常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阶段。第一阶段为“准备期”，体现为群体或网络性质的迁移体系形成过程。具体而言，同一族裔成员倾向于以家庭或亲缘网络为单位迁移，并选择居住于已有同族人口聚居的地区，这种空间聚集性增强了他们对社会接纳的信心与预期。
因此，在阿拉木图的回归者社会整合中，这一迁移链条与网络效应同样存在，其在住房、就业及社会归属方面的表现，均印证了该模型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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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总体而言，调查与访谈结果均支持本文的核心假设：阿拉木图回归者在社会融入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障碍包括住房困难、就业问题、入籍障碍以及语言壁垒。其中，住房问题被客观与主观分析共同确认为最突出、最紧迫的困难，其次为失业。考虑到哈萨克回归者数量的持续增长以及其对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在贡献，本文建议哈萨克斯坦政府采取更具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以解决回归群体在社会适应中的结构性困境。具体而言，应将回归者纳入“社会弱势群体”政策范畴，为其提供住房与生活支持，并通过法规引导商业与公共领域更广泛地使用哈萨克语，以强化国家语言地位、改善回归者的社会交往条件。
编译者简介
向珂仪，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专业2024级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