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合作组织科学研究纲领的理论化探索》
肖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政治学博士）
作为欧亚大陆重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在促进睦邻友好的周边关系、维护地区秩序、提升我国西部和能源安全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有关上海合作组织的研究中，我国拥有全球最多的学者群，也是全球发表相关研究成果最多的国家。2016年1月至2020年12月期间，国内学术界大约出版了与上海合作组织研究相关的中文文献（学术期刊、学位论文和图书）236份。不过，跟同期东盟研究相比，这一数量大约只占其8.7%。与此同时，上海合作组织研究还存在着理论化水平不高、科学研究方法运用不足、基础性研究较少等问题，造成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在于上海合作组织的全球影响力有限、研究者问题意识不强、区域国别研究较难形成普遍性理论等。因此，对于上海合作组织研究而言，形成自己的科学研究纲领是加快学科进步的关键。
“上海合作组织经验”的理论化必然
“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及其演变，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一种孤立的国际现象，从而限制了研究者的研究视野与研究深度。”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曾向红在其新著《上海合作组织：实践与理论》中这样写道。作为上海合作组织研究的最新成果，该书于2021年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在充分肯定描述性研究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基础上，作者尝试推进对上海合作组织的理论研究。哲学家波普尔曾指出，认识论的中心问题从来是、现在仍然是知识增长的问题。而研究知识增长的最好方法是研究科学知识的增长。认识论问题可以从两方面研究：作为日常或常识知识问题以及作为科学知识问题。尽管科学知识是常识知识的发展，但是常识知识增长的最重要方式是变成科学知识。在这个意义上，运用理论解释“上海合作组织经验”就显得十分必要。实际上，理论是一种工具，有助于理解某一被限制的行为，尤其是那些经过实证检验过的好理论，它不仅有助于我们做出相对科学的判断，而且有助于我们解释现状。
行为主义视角下的理论自觉
科学迈出社会科学研究关键的一步是发现问题。基于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过程中可观察的证据，《上海合作组织：实践与理论》一书提出了重点分析的四大议题：大国互动与上海合作组织之间的关系；中亚成员国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合作进展与局限；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后面临的新形势。这是作者试图实现理论化的突破口，也是所有多边机制在成长中面临的现实问题。
不过，社会科学研究不是自说自话，有意义的社会科学研究要擅于了解和吸收他人的方法和发现，文献回顾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第一步。曾向红教授在这《上海合作组织：实践与理论》中做了很多工作，尤其是运用大量的外文文献，不仅有助于国内学者更好地了解国外研究现状，而且扩展了上合组织研究的学理空间。
研究中的理论自觉是促进理论化的重要标志，《上海合作组织：实践与理论》在理论应用方面特征鲜明——行为主义是作者解决问题的核心工具。起源于20世纪初美国的心理学流派，行为主义主张研究可以被观察和直接测量的行为，反对研究没有科学根据的意识。在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后，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曾在20世纪60年代就认识论问题展开了大辩论。作为研究方法，行为主义具有较强的兼容能力，能与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运筹学等交叉。不过，把行为主义运用在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对研究者来说是一个学术挑战。例如，在认知理论中，意向是形势在头脑中的反映，其中包括决策者对其它行为的认识。然而，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研究者会观察到研究对象在认知过程中会形成数量众多的因果变量，从数量众多的因果变量中提炼出占主导性的变量，是一项颇具挑战的研究过程。但是，行为主义应用于多边主义研究是有优势的，在研究群体决策、集体行动、合作博弈等议题上都实现了很多理论创新。借助行为主义，《上海合作组织：实践与理论》一书提出了很多学术观点，诸如中俄美三国都有影响上合组织发展的能力，是否使用这种能力则取决于大国对上合组织的认知；中亚成员国对上合组织的态度及行为的转变，实质上是一种基于短期自我利益的行为模式，在重要利益需求未能得到满足时，它们通过建构上合组织内部的集体身份，强化中亚成员国对上合组织的认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行为模式；“上海五国”机制及上合组织帮助中亚国家巩固了对国际社会的既有认识，也促使中亚国家构建了对“上海精神”的新认识。
系统是行为主义的核心概念。系统在国际政治研究中通常描述的是国际体系中单元与单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通过系统分析法，《上海合作组织：实践与理论》把注意力集中在成员国的行为和互动模式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创建了国家主义的小国分析路径，提出小国可以通过其战略价值、推行多边外交政策、作为动荡的源头或前言验证者及群体数量优势四种路径，对国际组织产生重要影响。小国分析路径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它为上合组织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依据。在互动模式方面，作者以下研究发现值得关注：一是离散性效果和积聚性效果同时作用于上合作组织并能相互转化，积聚性效果的扩散能促进上合组织的发展；二是在比较分析后果性逻辑和适当性逻辑后提出，上合组织成员国安全合作的动机是以后果性逻辑为主；三是对上合框架下的“战略三角”进行了逻辑推演，提出中俄印“战略三角”不是紧密的闭合关系，而是与国际体系中的其他系统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
科学研究纲领：理论创新的跃升
重视理论研究是上合组织融入科学共同体、实现科学知识增长的必由之路。新现实主义巨匠肯尼思·沃尔兹曾经说过，一种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解释现象和事件，却未必是预测的有用工具。达尔文进化论什么也没有预测，但它在解释一个变化的世界上却给我们以巨大的帮助。在《上海合作组织：实践与理论》中，作者认为，以严格的学术评判标准来看，目前国内学术界开展的有关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还没有实现真正的理论创新。于是，作者在书中不忘初心，尝试推进上合组织研究的理论化水平，推动科学知识的增长。对于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作者提出需要从理论上对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思想渊源、发展动力与轨迹、发展经验展开研究，这是加强区域问题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之间融合的重要契机。
对于上合组织未来的研究议题也是本书非常关注的领域。作者指出，上合组织在理论创新方面成效显著，“上海精神”“新安全观”“亚洲安全观”等概念的提出，就是对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丰富和创新。但学界推进上述概念科学化进程仍相对滞后，亟待发展出一套逻辑严密、解释力强的理论体系。
面对上合组织理论研究现状，作者提出积累更多关于上合组织的实践或特殊知识是实现关于概念或理论创新的前提。同时，研究者迫切需要将上合组织作为一个普遍现象进行研究，这是推动上合组织研究能够取得重大理论创新的必要条件。在具体的研究路径上，《上海合作组织：实践与理论》认为，要从实践中实现学术概念创新、学术概念逻辑自洽、形成学术共同体。作者的研究路径与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提出的科学研究纲领有很多相似之处，拉卡托斯主张描述重大科学成就的单位不是孤立的假说，而是一个研究纲领。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量子力学、马克思主义、佛洛依德主义都是研究纲领，它们各有一个受到顽强保护的、独特的硬核，各有自己较为灵活的保护带以及精心考虑的解题手段。就上合组织而言，建立自己的科学研究纲领任重而道远，需要加强方法论的自觉性、进行实证主义研究，重视科学要素的探索和创新，在具体的问题上通过持续不断地证伪形成理论饱和，保持开放研究的状态，鼓励更多的学者加入研究行列。在实现上述目标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打开上合组织科学研究纲领的大门，实现科学知识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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