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4日，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举行了独立来的第七届议会选举，共计有16个政党角逐120个议会席位。出于对选举结果的不满，自10月5日开始，落选的反对派政党及其支持者连续多日聚集在首都比什凯克市中心的阿拉套广场进行示威，要求取消选举结果。抗议者先后冲击占领了总统府、议会办公场所及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大楼，在总统府内纵火毁坏办公设施，释放曾被判刑的前总统阿塔姆巴耶夫等政治人物，并与国家执法人员发生严重冲突，导致大规模骚乱并造成人员伤亡。与此同时，多家在吉有外资参与建设的矿产企业遭到不明身份人员抢劫。最终，迫于反对派压力以及出于维护国家稳定的需要，吉尔吉斯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6日宣布此次议会选举无效，总统热恩别科夫15日正式宣布辞职，这是继2005年和2010年先后两次爆发所谓“颜色革命”之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政权第三次发生非正常更迭，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和深度政治危机之中，未来政局发展扑所迷离，引发中亚邻国极大担忧和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苏联解体，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以西方宪政民主制度为导向开启了国家政治转型的进程。鉴于吉尔吉斯斯坦素有中亚“山地之国”的美称，被西方誉为中亚“民主斗士”的开国总统阿卡耶夫决心借鉴瑞士经验将吉打造为“中亚瑞士”，并极力塑造中亚“民主岛”形象，以此作为政治名片吸引外援。受冷战后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的影响，吉尔吉斯斯坦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推崇备至，多年来一直走在中亚乃至独联体国家激进转型的前列。然而，奉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为圭臬的吉尔吉斯斯坦非但没有成为“中亚瑞士”，反而成了中亚甚至后苏联空间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由中亚“民主岛”沦为政局时常动荡不安和政治危机频频发作的中亚最不稳定国家。自独立以来不到三十年期间，吉尔吉斯斯坦国家转型之路走得并不顺畅，先后三次发生大规模骚乱和国家政权非正常更迭，在国家转型历程中深陷“西式民主”迷思与陷阱之中难以自拔，给国家和民族造成毁灭性灾难，这种现象值得引人深思。
脆弱的经济基础难以支撑民主生存和发展
世界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民主制度与经济发展具有高度内在逻辑关联。苏联解体后，尽管吉尔吉斯斯坦是中亚地区第一个在相当程度上实施全面经济和民主改革的国家，但因受资源禀赋、国家发展历史传统等诸多因素影响与限制，吉尔吉斯斯坦始终走不出贫穷落后的阴影，发展水平基本处于原苏联国家中倒数第二位。在国家650万人口中，有上百万人在境外打工，仅俄罗斯就有60—80万吉国劳动力移民。2019年吉尔吉斯斯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268美元。截至2020年1月，其外债已超过38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5.5%，人均背负外债596美元。经济转轨不单单是制度重构的过程，同时也是利益再分配的过程。经济贫困、资源匮乏不但影响了普通民众对民主政体的信任，亦加剧了政治精英争权夺利，以弥补资源分配不公的缺陷，催生了严重的腐败与社会不公，使得民主政治基础遂被削弱。此外，贫困落后还导致中产阶级的缺失，严重影响了市民社会的正常发育，难以培育出诸如宽容、妥协、诚实、信任、守法等市民社会应有的美德，从而阻碍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长期过度的民主宣传与狂热的民主追求不仅超越了人们对民主的期盼，而且还导致民众对民主产生误读。阿卡耶夫曾因此被戏称是“跑到火车头前面去了”。由于民主现实与民众的心态不符，造就了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动员民众参与“街头革命”的社会基础，这是吉尔吉斯斯坦独立近三十年来合法政府与政权屡屡遭遇颠覆、政局时常不稳的关键因素与核心根源。
部族政治文化影响政治文明
除经济因素以外，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来之所以动乱频发，很大程度上受传统游牧部族政治文化影响。吉尔吉斯人自古就是游牧民族，以原始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族主义思想和观念根深蒂固。作为一种政治文化，部族主义渗透到社会生活多个领域。鉴于转型期国家秩序混乱和人民生活遭遇困苦，民众开始重新按血缘关系来寻求部落保护，由此导致部族主义大行其道，对部族狭隘的政治忠诚和非理性的争权夺利成为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的独特景观。吉尔吉斯斯坦部族派系错综复杂，但地域观念明显，故所有部族通常被笼统地称作南方部族或北方部族。由于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历史上南北部族之间矛盾与对抗向来十分尖锐，由此奠定了南北部族争斗的基调和传统。苏联时期共和国最高领导人乃至独立后国家元首由南北轮流坐庄，目的在于化解彼此间的矛盾，以达到平衡南北部族关系的目的。受部族忠诚思想的熏陶，部族成员脑海深处对“自己人”与“外乡人”的观念泾渭分明，并且形成一种“凡是同乡人永远都是正确的”的传统思维观念。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虽然明确了西方现代民主政治的目标，但国家政权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按照部族思想原则运作，部族主义陋习已渗透到国家党政机关等权力机构，对国家政权造成了巨大的腐蚀作用，成为困扰吉尔吉斯斯坦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的一大痼疾。
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危机的启示
作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吉尔吉斯斯坦，和中国有过相同的体制，在发展道路上曾走过一段相似的历程。但之后两国分别走上了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发展结果也大相迥异：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行稳致远，如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反观吉尔吉斯斯坦，因深陷“西式民主”迷思和盲目移植西方民主制度模式，致使国家转型与发展道路屡屡受挫，接二连三的动乱将国家和人民推向灾难的深渊。其新近发生的政治危机，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转型具有深刻警示意义和启示作用。
启示之一：所谓的“西式民主”并不具有普世价值，绝非世界上一切国家必须效仿的终极模式，发展中国家应切忌“民主幼稚病”。民主是人类社会普遍追求的一种价值理念，但实现形式是多样化的。法国著名学者托克维尔当年考察了美国的政治制度之后认为，如果把美国的政治制度搬到其他国家就要变形。民主具有多样性、现实性和发展的阶段性，这是由各国的历史传统、政治文化、社会条件、现实国情等一系列综合因素决定的。盲目简单地移植西方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注定是要跌跤摔跟头的。面对后冷战时代世界的发展态势，就连当年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狂称“自由民主模式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美籍日裔学者福山也不得不声明要与过去的思想盟友决裂，并在2007年6月圣彼得堡的一次演讲中声称，如果全球化导致世界只有一种文化模式，这不能称为是民主的。所以，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高度警惕“西式民主”的欺骗性和危害性，以避免陷入其迷思与误区当中，是吉国经验教训带给中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启示意义。
启示之二：国以民为上，民以生为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我们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所需所急所盼，让人民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展成果，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问题既是经济社会问题，同样也是政治问题，它历来关乎社会发展与稳定，对政权存亡具有决定性作用。就其根源而言，民生问题没有解决好，是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来政变频发，民众多次攻击政府并摧毁国家政权的内部因素。吉尔吉斯斯坦惨痛教训给予我国的有益启示是，只有搞好民生，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才会立于不败之地。
启示之三：坚持科学的政治发展观与民主观，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民主化绝非就是建构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制度，科学的政治发展观本质上应该是“秩序、效率、公平、民主”四大要素的有机统一与合理协调。著名学者亨廷顿在谈及民主化与政治稳定问题时曾指出：“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的民主化政治转型不顾自身的政治生态环境，盲目追随并把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作为其政治改革的导向和终极目标，把民主视为万能，将之抽象化、绝对化乃至庸俗化，而忽视了民主的多样性、现实性及其发展的阶段性，结果陷入“西式民主”的陷阱与误区之中。可以说，“泛民主化”是导致吉尔吉斯斯坦政局不稳和动乱频发的重要根源。反观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一个重要法宝就在于，始终坚持科学的政治发展观以及能够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认为，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是进行改革的基本前提。他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指出：“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我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在2005年“革命”中被赶下台流亡到俄罗斯的吉尔吉斯斯坦首任总统阿卡耶夫，曾对媒体感慨道：“我现在才理解邓小平是多么的英明，他一直呼吁的恰恰是稳定，以便能够长期发展。”这无疑是对中国发展经验所做的最好诠释。本文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