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冲击下世界秩序多重转化与中国多元外交实践
高程
作为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之后最严重的传染性疾病之一，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世界原有乱象导致的不确定性，催化了既有国际秩序的演化方向。特别是，在大国博弈的关键阶段，全球疫情作为外部因素对“量”的加速冲击有可能催生国际秩序产生“质”变，对世界秩序产生全方位和结构性的冲击。
疫情冲击下的国际秩序
首先，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持续蔓延，将冲击既有的经济全球化产业链。全球疫情暴发之前，世界思潮已转向孤立主义和保守主义，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产业链遭遇挫折。随着中美结构性矛盾的上升，在一些重要领域与中国进行产业“脱钩”已纳入了美欧发达国家的议程。这场疫情将成为打破既有全球化产业链的催化剂。
其次，在全球疫情冲击下，中美之间竞争博弈烈度上升，权力转移进程将加快。从短期来看，美国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态势和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将导致政客更倾向于选择对内挑动民粹、制造对立，对外通过煽动民族主义转嫁国内矛盾，而中国便成为了特朗普政府转移公众关注和转嫁矛盾的主要目标。从中长期看，中美之间竞争烈度将在全球疫情中加速提升。作为世界上两个核大国，中美不大可能通过直接军事冲突的方式解决问题，但世界有可能提前进入某种意义上的新型“冷战”状态。
再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暴露出的全球治理机制失能，将深刻影响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特别是在全球治理领域。近年来，在逆全球化浪潮和“孤立主义”思潮影响下，美国无视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无序混乱，不但没有承担超级大国的责任，而且对世界秩序造成了严重破坏。在此次全球疫情防控期间，美国不仅不为世界提供公共治理产品，而且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和各种形式的责任转嫁，宣布暂停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资助，甚至抢夺、截留盟友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医疗资源。与之相反，在国内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之后，中国本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通过助力疫情防控的国际合作，彰显了大国责任。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领域所体现的能力和意愿反差，将改变现有的全球治理模式。
世界秩序的多重转化
在全球疫情暴发之前，中美两国的竞争态势已然形成，而疫情对既有世界秩序的“催化”和“加速”作用有可能使其在“量变”与“质变”之间实现转化。
在国家间力量格局层面，疫情加速了美国单边格局松动，但并没有形成有利于中国采取韬光养晦外交策略的有利多极化格局，而是朝着中美两极格局方向演变。这种客观力量变化决定了中美博弈的烈度上升。在量的意义上，这种博弈体现在两国在产业和科技领域等器物层面的矛盾加深，而全球疫情的持续还可能加剧两国在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等质的意义上的竞争。
在制度层面，建立在自由制度主义，特别是全球多边机制基础上的现有国际秩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场突如其来的全球公共安全危机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冲击也将是根本性的。面对全球疫情，无论世界卫生组织还是欧盟、东盟等多边国际组织都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全球和地区治理的引领作用。在量的变化上，多边治理机制和规则的作用正在加速弱化；而质的变化在于，未来世界大国主导的地区治理模式正在代替全球多边治理机制。
在文化认同层面，全球疫情凸现出“东西方”文明的概念并未过时，而且彼此隔阂越发凸显，呈渐行渐远之势。亨廷顿所强调“文明的冲突”影响着国家对利益的界定和排序。东西方社会面对公共安全时，在个人主义自由放任和集体主义自律责任的对撞过程中，尽管中国代表的东方抗疫模式展现了效率和优势，但中国抗疫成功背后的集体主义组织模式不但不为西方世界所接受，而且事实上让“中国威胁论”在西方更具有市场，这将加大中国崛起的国际社会压力。与此同时，西方世界在灾难面前体现的为保壮劳力而无视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生命，这种自觉遵从“社会达尔文主义”优胜劣汰的行为逻辑，也让不少中国人感到不适。一些国家在国内物资短缺时，不立足于制造生产，而是对外抢夺和以甩锅方式在中国身上寻求“赔偿”的思维方式，也引起了中国的警觉。与之相应的现象是，在应对疫情过程中，与中国文化更相近的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等国，在治理模式和社会组织形式上彼此更为接近。中国和美国亚太盟友日韩之间的抗疫互助高于美国和他们之间的合作。这意味着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差别，与周边国家共建治理模式上的认同是可能的。
中国外交的现实思考
历史上的崛起国参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需要在世界大变局中发挥关键性作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非传统安全不足以威胁和挑战国际社会和人类生存发展。然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暴露出的全球非传统安全治理危机，决定了后疫情时代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可能出现的“新冷战”并非传统意识形态之争，而更多地体现在发展道路和治理模式之间的差异上。
基于中国与西方应对公共治理危机的横向比较，体制之间“东升西降”的态势将予以加速。中国政治体制和治理模式不但在本国内以人为本，而且致力于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相比之下，美欧等国基于个人主义和资本导向的西方发展模式在集体灾难面前表现出的管理和组织无力，加剧了社会的人道主义危机。除此之外，美国全球领导者的缺位和欧盟在集体困境面前的运转瘫痪，都让世界更多国家对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发展道路”产生了怀疑和反思。
对于未来国家间关系的发展，中国应放眼长远，更多关注在主流话语之外的国家。许多非西方世界体系之外的国家及政府，对中国保有更多的善意和期许，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多元外交，不仅有助于平衡以西方集团为主导的国际政治生态环境和美国单边霸权，而且有利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与此同时，中国也应加强自身发展模式、治理体系和制度文化的自信，在国际话语场域中传播东方治理模式的优势和经验，尤其是在与周边东亚国家的交往中，在相似的文化认同下寻找东方文明和发展模式的结合，以替代传统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差异。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