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下美国对华战略带来的挑战
王传兴、王佳霖
（作者介绍：王传兴，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佳霖，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届外交学专业硕士毕业生、2020级复旦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
一、新冠疫情下的美国对华战略
在特朗普执政之前，美国已逐步将中国视为主要威胁；在特朗普正式执政后，美国政府正式将对华政策的基调定为“战略竞争”（strategic competition）；在新冠疫情背景下，美国对华政策把中国定性为“敌对力量”。
特朗普政府与美国对华战略发展
自冷战结束至奥巴马初期，美国对中美长期战略关系的认识与表述反映在几任美国总统的对华战略愿景之中，如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战略再保证”。在奥巴马政府中后期，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加剧，美国各界对华焦虑感增强，包括美国“改造中国”愿景的实现能力、美国对中美关系的塑造能力、美国对亚太秩序的主导能力、美国对全球领导权的护持能力。换言之，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前，美国已认为需要重新定位中国、需要重新审视以“接触”为主的对华政策、需要为下一阶段的对华政策奠定主基调，并进行战略和政策设计。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对华战略的发展变化，最突出的是与中国（和俄罗斯两大）“修正主义大国”（revisionist powers）开展竞争。具体体现在特朗普政府自2017年底以来的三份重要文件中。这些文件均强调大国战略竞争的紧迫性，并直接、多次地点名中国为最主要的竞争对象。2017年12月18日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7），明确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战略竞争者”（strategic competitor）； 其二，2018 年1月19日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8）指出，“国家间战略竞争是当前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注点”，并再次点名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首要竞争者”；2018年2月2日发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Nuclear Posture Review）继续指出，尽管“美国不希望将俄国或中国看做敌人，而且寻求与这两个国家建立稳定的关系”，但却“对俄国、中国或其他国家的战略政策、设计和能力，特别是和能力构成的挑战直言不讳”，认为“国家之间的战略竞争已成为国际环境的基本特征”。
新冠疫情下美国对华战略新变化
华盛顿当地时间2月4日晚9时（北京时间 2 月 5 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国情咨文，其主要内容是聚焦于美国国内政治（医保法案、持枪、堕胎权）、移民、贸易（几天前，我们签署了一项开创性的新协议，该协议将保护我们的工人，保护我们的知识产权，为我们的国库带来数十亿美元，并为在美国制造和生长的产品打开广阔的新市场）等议题上。面对当时陷于严重新冠疫情中的中国，特朗普在国情咨文中说，“我们正在与中国政府协调，密切合作冠状病毒疫情。”
新冠疫情下，随着美国疫情的恶化，美国对华战略进一步呈现出对抗性的特点。2020年5月20日，特朗普政府按照《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the 2019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向国会递交《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法》（“U.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报告，阐述了在《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框架下采取的“对中国的全政府方法”，并指出，“就像中国共产党对新冠大流行作出的反应所证明的那样，美国比任何时候都更有理由来理解北京政权的本质及其对美国经济利益、安全，以及价值所构成的威胁。特朗普总统和行政当局致力于保护美国人民、家园和生活方式不受中国共产党有害行为和政策的伤害。”报告认为美国是时候“重新思考过去20年失败（对华）的政策；这些政策机遇这样的假定，即与对手的接触并将他们纳入到国际制度和全球商业之中，将使他们变成和善的行为体和值得信任的伙伴”；“报告解释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行为，是如何迫使美国在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回归的指导下采取竞争性（对华）战略的原因。”为此，报告强调“美国已经不得不与（中国等）敌对力量进行竞争”；“基于对中国共产党意图和行为的清醒评估、基于对美国的许多战略优势和不足的重新评价、基于更大程度的双边摩擦的容忍”,特朗普政府“已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了一种竞争性的方法”。
美国对华战略的全政府方法，在过去半年的中美关系中有大量的事例。例如，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高票表决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之后，特朗普于美东时间5月29日下午发表讲话，指责“中国错误的行为模式是众所周知的”，具体包括贸易、亚太政策、应对新冠等各方面的指责，认为当然其中最主要的是指责中国政府在香港采取的最新措施；2020年7月14日，特朗普宣布已经签署了“香港自治法”，并且签署一项行政命令，终止香港长期享有的优惠待遇。 2020年6月13日，特朗普在西点军校2020届毕业典礼发表的讲话中指责“来自名叫中国的遥远土地的新病毒”。2020年7月1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南海问题声明，宣布美国认为北京对南海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主张“完全不合法”，也不承认北京视曾母暗沙为中国最南端领土的说法。他还谴责北京使用“强权即公理”的恐吓手段损害东南亚国家的主权。等等。这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进一步重大转变，中美两国进入全面对抗的新阶段。
二、美国对华战略带来的挑战
美国对华战略带来的挑战是全面的、严峻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如果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则美国对华战略带来的挑战包括中国的时代主题观、国际秩序观、国际格局观和国家属性观。
首先，就时代主题而言，早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美国特朗普政府推行胁迫式外交的力度和广度就已达到了新高。美政府高层业已形成以对抗为主线的对华战略共识，强调“美国已经不得不与（中国等）敌对力量进行竞争”；“基于对中国共产党意图和行为的清醒评估、基于对美国的许多战略优势和不足的重新评价、基于更大程度的双边摩擦的容忍”,特朗普政府“已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了一种竞争性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时代观认为，第一，当今时代依然是“资产阶级时代”这一大的历史时代，同时又是资产阶级这一大的历史时代中“金融帝国主义”这一相对小一点的历史时代；第二，目前只要没有全球性范围战争都可以被称之为和平与发展的年代，加之国际无产阶级相对于国际资产阶级快速上升，和平保障不断增强。这也即看待时代主题的“两点论”。时代主题“两点论”昭示，“今天的主题，明天可能变成‘次题’和‘支题’；今天的‘次题’和‘支题’，明天也许上升为主题。”鉴于上述美国对华政策的对抗性，因此，新形势下“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已经、并且还将继续受到实质性冲击。
其次，秩序“是主角（或大国或大国集团）间相互斗争与协调的过程，……是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很长时间以来，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后冷战时期，二战结束以来所建立的国际秩序不仅基本上得到维持，而且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其中包括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和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制度性安排。新形势下、尤其是新冠疫情背景下，既有全球国际秩序已经、并且还将继续受到实质性冲击。冲击源无疑来自于资本主义世界最强大国家——超级大国美国的不断威胁/“退群”。特朗普政府上台伊始，美国就开启了“退群”之旅。最早是在2017年1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美国退出的“国际组织和多边条约在保障世界秩序稳定、维持和巩固美国的世界霸权方面仍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坚持“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的“任性‘退群’行为严重影响了当前多边主义发展进程”。新形势下，维护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稳定性已经、并且还将继续受到实质性冲击。
再次，马克思主义格局论认为，当今世界除了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垄断资本主义国家间关系和民族主义国家间关系外，最为活跃的是东西关系、南北关系，以及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主角国家间关系的特征，表现为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强调国家权益；淡化军事色彩，突出经济联系；减少对抗，注重对话；降低集团作用，加强不结盟基础上的双边与多边对话。随着中国成为世界新的“老二”，新“两超多强”格局呼之欲出。新形势下，尤其是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尽管中国认为大国之间这种自陷“修昔底德陷阱”的心态是绝对荒谬的，但中美既有关系已经受到严重冲击。具体提现在五个方面。第一，美国激化国家间的意识形态斗争,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与美国“的代议制政府、自由企业，以及每个人固有的尊严和价值原则相冲突”，与中国等敌手的竞争“不仅正在军事和经济领域发生，而且还在信息、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第二，美国强化国家间军事色彩，指责中国的“军队建设威胁”。第三，美国对中美经济联系进行全面“脱钩”，认为中国“以竞争者为代价来扩张全球市场份额”。第四，美国在新冠疫情中制造中美对抗，阻碍全球/双边合作抗疫，并“终止我们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关系”，指责中国“延迟、压制、编造和歪曲新冠来源、时间测定、传播和疾病程度的信息”。第五，美国试图针对中国加强集团作用（G7扩容论），尽管这一倡议受到韩国和印度的的积极响应，但却受到俄罗斯的冷落和欧盟的质疑。在此背景下，特别是在新冠疫发生以来的背景下，避免大国之间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国际政治新格局因而受到挑战。
最后，马克思主义国家三重性——阶级性、民族性和国际性——论强调，“夸大或突出任何一种特性，将其推向极端，都必然会置国家于阶级或民族的私利中，使之走上阶级利己主义、民族扩张主义和国家霸权主义”。新形势下，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阶级利己主义、民族扩张主义和国家霸权主义”都被推向了极端。第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极端阶级利己主义，突出表现为意识形态对抗，强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以实现这一目标为基础，即美国的原则是对世界有益的持久的力量”。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国主张“将继续挑战北京歪曲真相、并企图贬低美国价值和理想的的宣传和不实叙述”，对中国没有朝美国（西方）所设定的剧本方向发展变得日益失望和失落。第二，特朗普政俯对华政策的民族扩张主义，突出表现为“美国优先”，强调“一个美国优先的国家安全战略，是以美国原则、敏锐评估美国利益，决心应对我们面临的挑战为基础的”，并“准备好（与俄中）对抗”；在抗击新冠疫情不力的情况下，再次强调“我们的工作是把美国放在首位”、对华采取不惧摩擦的“竞争性的方法”，指责“中国没有按照‘我们的’游戏规则做”。第三，特朗普政俯对华政策的霸权主义，突出表现为竞争和对抗。特朗普政府强调，为应对“我们在世界上面临的逐渐增加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竞争做出反应”，需要保证“美国的军事优势继续存在”；强调因为中国企图“在印太地区取代美国”而需要“采取前所未有的对华对抗性立场”。在此背景下，特别是在新冠疫爆发的背景下，防止大国（尤其是美国）“阶级利己主义、民族扩张主义和国家霸权主义”因而受到挑战，从而对我国坚持以阶级性、民族性、国际性三者之间辩证“统一不可分割的”国家三重性论基础上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构成挑战。
上述种种挑战，归根结底，对新时代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构成了严峻挑战。习近平新时代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根本内容，可以概括为一条主线和两个目标：“一条主线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两个目标分别是‘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三、应对美国对华战略带来的挑战
适当地应对美国对华战略带来的挑战，首先需要理解美国对华战略（变化）的根源。这些根源是多层次的，包括体系层次的大国权力变化的国际政治逻辑、国家层次的国内政治逻辑、以及个体层次的决策者政治逻辑。限于篇幅，此处仅仅从国家层次的美国国内政治文化的一个方面——美国民族性（以爱国主义和民族意志为标志，显示出民族的凝聚力和国家的完整），来探究当前美国对华战略/变化之所以如此的根源。
美国政治文化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定居主义情结。“在某种意义上，把原住民领土想象成无人居住地，乃是定居者将自己变成‘本地人’、并力图逃脱被归属于殖民主义范畴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保持这种想象，把美国看做是一个例外国家的愿望，部分地建立在这样一种需求的基础之上，即把这个国家同其欧洲的渊源拉开距离、并主张一种真正的美国本土特点或生活方式。”在此基础上，在美国定居主义话语中所建构“内部人”与“外部人”，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区别：即对“内部人”的包容性和对“外部人”的排他性。其所蕴含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意义在于：第一，一部美国历史，在某种意义以上说，即是美国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群体在不同历史时期针对边缘群体的“内部人”与“外部人”构建，从而导致美国国内政策就此而言的动态变化；随着19末20世纪初美国逐渐走向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体现美国定居主义政治文化内核的“内部人”与“外部人”构建，开始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得到体现，即就像在国内政策制定中一样，美国以主导者角色，在对外政策中依据“内部人”与“外部人”的界定来制定对特定国家的外交政策。从这种意义上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尤其是二战结束以来，在美国逐步成为超级大国的过程中，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遏制”因素，有着根深蒂固的美国国内政治/政治文化——美国的民族性——根源。美国今天的对华政策也不例外。
有趣的是，在美国国内的“内部人”与“外部人”斗争的历史进程中，边缘群体从“外部人”进入“内部人”，并不是完全由占支配地位的群体所“恩赐”。换言之，支配地位的群体在很多情况下是被迫将部分“外部人”纳入到“内部人”之中。但在美国的对外关系中，至今为止，美国一直是以主导者“选择”着“外部人”进入“内部人”的行列之中，二战后的德国、日本是其成功“选择”的例子、二战后的苏联是其失败“选择”的例子。
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的应对美国对华战略/变化的措施，显然既不可能是德国或日本的路径，也不应该是苏联的路径，而是基于当前的时代特征/主题、国际秩序、国际格局和中美国家属性的定位变化，在斗争中求合作、在合作中不惧斗争。唯有如此，中国在应对美国的对华战略/变化时，才能做到张弛有度、进退有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