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2号晚，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笃研”读书会在中亚所会议室（大学生活动中心602室）举行。来自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19位师生参加了本期读书会活动。本期读书会讨论的主题是“制衡与均势”，阅读文献为《大一统与制衡》（许田波，载《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1期，第78-105页）和《“反均势逻辑”与国际体系的嬗变——“竞相扩张”与战国体系的终结》（刘俊智，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第104-132页）。
这两篇文章均属于案例比较型文章。第一篇文章通过比较近代欧洲早期的国际体系（1495-1815年）和古代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体系（公元前656-211年），试图解决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即为什么东方的“国际体系”由“大一统”逻辑所主导，而近代早期欧洲国际体系由“制衡逻辑”所主导？作者在这篇文章给出的解释是：中国的国家（秦国）采取了“自强型改革”和“聪明”的军事外交策略，而欧洲国家却采取了“自弱型权宜之计”和“笨拙”的外交策略，由此带来了截然不同的体系性结果。作者查阅了大量的中西方文献且运用自如，给读者呈现了一篇形式上特别规范、语言非常流畅的学术论文。
第二篇文章同样尝试解释这一问题，即近代欧洲为何保持分裂而秦国最终能够统一中国？本文提出，国际体系在面对大国实施的修正主义行为时，往往存在四种反应：被动的经典制衡、主动的先发制人、被动的绥靖、主动的“竞相扩张”。作者认为，“竞相扩张”为秦国提供了不受制衡的扩张机会，再凭借其无可匹敌的战略军事能力，秦国能在短暂的机会窗口里屡次发动战略决战，从根本性地摧毁战国的均势体系以一统天下。本文在许田波提出的“大一统逻辑”、“均势逻辑”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反均势逻辑”，并认为这一机制对理解国际体系的嬗变，乃至当今的大国竞争态势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读书会伊始，本次读书会主持人代家玮对文章作者、刊载期刊和文章写作背景进行了简要介绍，然后各位同学逐一对两篇阅读文献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关于第一篇文章，读书会成员对作者采取的案例分析和视角表示肯定。宁彧老师认为，许田波教授在本文的分析中摆脱和突破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传统认识，并对民族国家进行了重新定义，同时还展示了尝试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勇气，在这些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和肯定。
对于第二篇文章，同学们普遍认为，论文从体系层面分析秦国为什么能倾覆战国体系具有创造性。不过，同学们也遗憾地指出，论文提出的“竞相扩张”逻辑虽然具有体系层次的特征，但其他三种大国应对修正主义行为的反应模式，即“被动的经典制衡”、“主动的先发制人”、“被动的绥靖”仍属于单元层次的行为模式，它们与“竞相扩张”并不对等（有“竞相”与无“竞相”一词已表明此点），且四种行为模式的区分也不甚明确。更令人遗憾的是，论文并未充分阐明“反均势逻辑”是如何运作的，其构成要素为何等关键问题。而在案例分析部分，论文虽然指出了“竞相扩张”对于秦国统一六国的重要意义，但其解释逻辑可归纳为由三个变量组成：体系层面的“竞相扩张”态势、单元层面特定大国的进攻能力、特定国家能否实行高明的行动战略（同样属于单元层次）。由于战国时代各国面临同样的“竞相扩张”态势，如此一来，能否统一六国，就主要由大国的扩张能力和行动战略来决定。而根据论文对齐国没有有效利用“反均势逻辑”统一六国所做的说明（第128页），最终能否颠覆“反均势逻辑”，则完全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战略是否高明。由此，本文虽然批评许田波成果“忽视了体系层次压力”，以致“她的解释也并不能令人满意”（第110页），但遗憾的是，本文依旧重蹈了运用单位层次因素解释体系性结果的覆辙。
最后，曾向红老师对本次读书会进行了总结。首先，曾老师回应了各位同学对两篇文章提出的一些问题，并与同学们就论文写作中涉及的一些具体困惑进行了交流。随后，曾老师提醒同学们在论文写作时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在开展案例比较研究时，应当注意案例的可比性，切不可为了比较而比较；第二，论文创作时概念提炼和创新至关重要，但概念创新要求甚高，不能简单地进行模仿，而是需要阐明概念创新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第三，文章的逻辑对于论文的创作至关重要，观点论证的过程固然重要，但主要逻辑不存在重大漏洞才是决定一篇论文成败的核心因素；第四，在开展国际关系史的相关研究时，切记不能脱离了历史语境随意进行发挥，需要竭力避免将一段历史截取出来孤立地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