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承松 编译
【文献来源】Rico Isaacs, “Tengrism”, In: Rico Isaacs and Erica Marat, Routledg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Central Asia,Routledge，2021，pp.451-460.
中亚的宗教研究一直以伊斯兰教为主。尽管尽管伊斯兰教在该地区的早期国家建设、日常规范、社会文化发展以及当今在五个共和国的政治地位等方面具有历史性作用，但伊斯兰教研究的中心地位常常以忽视其他宗教及其实践为代价，而这些宗教和实践在中亚各民族的历史和发展中也曾发挥重要作用。伊斯兰教在该地区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至少在早期国家建构、日常规范、社会文化发展以及当代在五个共和国中的政治地位方面是如此，但伊斯兰教研究的中心地位往往以忽视其他宗教及其实践为代价，而这些宗教在中亚各人群的历史和发展中也曾扮演过突出角色。本文将向读者介绍其中一种宗教：腾格里主义 (Tengrism)。腾格里主义在该地区突厥语民族中存在的时间比伊斯兰教长久得多，但无论是在学术研究还是实践方面，受到的关注都较少。关于腾格里主义究竟应被理解为一种宗教、哲学、意识形态，还是一种异教，一直存在持续的争论。本文重点以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为例，将腾格里主义理解为一种植根于该地区突厥语民族与土地间心理地理学（psychogeography）关系的宗教哲学世界观。本章首先阐明腾格里主义的主要特征，然后概述这种宗教哲学世界观的心理地理学、其历史、政治意义以及在当代中亚文化（通过哈萨克电影作品）中的地位，从而提供一个介绍性的概览。
什么是腾格里主义？
腾格里主义包含萨满教、图腾崇拜、泛灵论和祖先崇拜的元素，其特征兼具一神论和多神论。说它是一神教，是因为腾格里 (Tengri) 这位天神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神灵，他决定着包括强大领袖在内的所有人的命运。公元八世纪突厥汗国 (Göktürk) 在蒙古中部鄂尔浑谷建立的碑铭指出，腾格里拥有全能的监督之眼，“天神（腾格里）主宰寿命，人类全都为死而生。”。同时，腾格里主义也具有多神论属性，在其崇拜话语中涉及多位神灵，这些神灵都与自然或生物现象有关。这包括作为地母以及生育和贞洁女神的乌迈女神(Umai) ，以及大地、水、火、太阳、月亮、星星、空气、云、风、风暴、雷电、雨和彩虹之神。具体有多少位神灵，因不同族群而异。根据拉斐尔·别泽尔蒂诺夫 (Rafael Bezertinov) 的说法，突厥语民族相信有17位神灵，而蒙古人则相信有99位。
腾格里主义的宇宙观世界观有三重结构。腾格里，作为天神和终极神灵，代表着天体层面，有时也被称为天界。耶尔苏卜 (Yer Sub)，意为“地与水”，象征着由山脉、湖泊、树木和植物构成的尘世自然界，人们相信祖先的灵魂居住其中。居住在现代哈萨克草原上的突厥语民族将耶尔苏卜视为自然力量，是“居住在被认为是亦都 (iduk，神圣) 之地的泉水山丘中的精灵或神灵”。因此，耶尔苏卜是中土，是腾格里的天界领域和埃尔利克 (Erlik) 地下领域之间的中心地带，后者是宇宙世界观的第三层。埃尔利克被认为是腾格里之子，是地下世界之主、亡者的审判者，也是黑暗、不幸和邪恶的预兆。埃尔利克进一步彰显了腾格里世界观中灵魂的多元性。这些神灵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在性格和道德上也多种多样，有善有恶。
祖先崇拜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腾格里哲学和实践的核心，正如我们将在后文读到的，它也是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对该宗教的政治和文化理解的核心。自然崇拜亦即祖先崇拜，正如我们上面提到的，因为耶尔苏卜中有逝者的灵魂，他们继续存在于自然大地的树木、山丘和河流中。突厥语游牧民相信人死后灵魂依然存在，哈萨克民俗称之为阿努阿克 (anuak)，逝者仍旧栖息于尘世，可以看到一切。因此，祖先以阿努阿克的形式留存，以指导生活在中土世界的人们。因此，根据当地学者的说法，“祖先崇拜的基础是教育人们相信灵魂的不朽，相信死者灵魂的来世，他们关注家庭生活并对俗世事务产生影响”。吉尔吉斯人也“同样尊崇和崇拜自然物体，如治疗泉、圣地、坟墓和麻扎 (mazars)”。
巴克西 (Baksy，萨满) 的角色是充当尘世与祖先灵魂世界之间的媒介，或者如一位当地学者所言，是“天地之间的桥梁”。祖先崇拜在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的后游牧生活中仍然非常突出。“哈萨克人应当能够背诵其上七代祖先 (Zheti ata)的系谱”（这完全是父系的任务），这是至少可以追溯到哈萨克汗国 (Kazakh Khanate) 时期的悠久传统。类似的习俗在吉尔吉斯人中也有延续，那里的祖先崇拜被称为阿尔巴克（arbak），这包含了泛灵崇拜，因为死者的灵魂具有神圣意义，人们会点蜡烛纪念死者，并献祭动物。
腾格里主义还以其自诩的对其他宗教的包容而著称。腾格里主义的哲学承认通往神的道路有很多条，腾格里主义只是其中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种非教条主义的宗教。在强大蒙古人统治其他宗教信徒时期是如此，在现代腾格里主义追随者中也是如此。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一种非等级制的宗教。正如玛琳·拉鲁埃尔 (Marlene Laurelle) 所指出的，“它具有个人主义特征，没有圣典，没有神职人员，没有教条和禁令”。此外，祈祷的概念也不为人知。
虽然腾格里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信奉多种神灵并包含特定实践仪式的宗教，尽管这些实践形式松散、灵活且多元，但它也可以被视作一种根植于突厥语民族与土地关系的深层哲学但它也能被视作一种根深蒂固的哲学体系，这种哲学深深植根于突厥语民族与土地之间的特殊联系。对于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而言，尤其是他们过往的游牧生活方式，这一点尤为突出。
腾格里主义的心理地理学
心理地理学 (Psychogeography) 最初由法国哲学家居伊·德波 (Guy Debord) 定义为“研究地理环境（无论是有意识组织的还是无意识的）对个人情感和行为的精确法则和特定影响”。心理地理学虽然常用于城市地理学研究，但其应用范围不应局限于此。正如大量文献和文学研究所示，心理地理学同样适用于分析城市之外的地理环境对人类心态和行为的影响，它可以用来探索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与欧亚草原之间的关系。
不难理解腾格里主义为什么是中亚草原人群与其自然环境之间的纽带。腾格里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和宇宙观世界观，同时也是一种宗教实践形式，本质上与人们同自然及所有生物的关系紧密相连。例如，在腾格里主义中，动物是特定神灵的图腾象征。绵羊与火相关，骆驼与大地相关，马与风相关，牛与水相关。动物在突厥语民族神话的民间故事中至关重要，常助力和指引英雄人物。这在“天狼”的形象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它承载了祖先的精神，被尊崇为聪明、无私且忠诚的朋友，随时准备引领和指导。
腾格里主义也揭示了欧亚大草原上的突厥语游牧民心理与其地理环境之间更深层次的关系。游牧人群、地貌地理、自然界及所有生物之间的古老关系，共同塑造了一种对突厥语游牧民自我（哈萨克人常称之为tusinik）的独特理解。正如一位哈萨克学者在谈到哈萨克人心理时强调的那样，“对自然相互关系的理解是理解现实的桥梁。哈萨克人始终理解自然，不将自己与之对立，并始终渴望与之和谐相处”。腾格里主义是支撑这种与自然共生关系的哲学和宗教实践，这种关系对于草原游牧人口的迁徙模式也至关重要。迁徙是周期性的，遵循太阳的路径。游牧民不会滞后于太阳的运行。“他们在太阳所在的地方……他们用圆圈包围时间，并驱赶着羊群前进。这个圆圈，即太阳的运行，将游牧民与定居民区分开来”。萨满充当了游牧民与不同神灵之间的纽带，尽管正如德文·德威斯 (Devin DeWeese) 所论证的，中亚人群的内在精神世界远比“萨满教”标签所暗示的要“丰富得多”。萨满在维持共同体仪式的规范性再现中发挥着核心功能，用詹姆斯·斯洛尔 (James Thrower) 的话来说，这些仪式旨在“维持物质和社会生活——即在狩猎或农业中取得成功、生育繁衍以及维护社会身份和社会凝聚力”。
总之，腾格里主义为游牧民提供了赋予生活意义的信仰体系，通过与自然及广袤的中亚草原的心理地理学关系，指导着人们的日常实践，为欧亚大草原游牧人群的物质与社会生活奠定基础。
腾格里主义的历史
历史学家对欧亚大草原各人群最早的宗教和宗教实践知之甚少，但有证据表明印度教和琐罗亚斯德教的实践曾存在于此。至于腾格里主义，其创立的确切日期一直困扰着历史学家和学者。据信它起源于公元前二世纪末至公元前一千纪初的匈奴帝国 (Xiongnu Empire)，这是一个由居住在东欧亚草原的部落游牧民组成的联盟。据推测，至少从公元六世纪到八世纪起，其他半游牧民也践行此信仰，如匈人 (Huns)、保加尔人 (Bulgars) 以及欧亚草原上的各种突厥—蒙古族群，他们都是现代中亚人的祖先。部分学者将腾格里主义的起源追溯到更为久远的时代。哈萨克作家奥尔扎斯·苏莱曼诺夫 (Olzhas Suleimenov) 认为腾格里主义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苏美尔。在他1970年代的开创性著作《阿兹与亚》(Az i ya，译者注，该书名取古俄语的首字母和现代俄语的最后字母я为题，二者都有“我”的含义，并连读和俄语的亚洲Азия谐音，苏莱曼诺夫以此表明俄罗斯文明从古至今受游牧文明影响) 中，苏莱曼诺夫认为，古代苏美尔人信奉腾格里主义的证据体现在“腾格里”(Tengri) 一词（在突厥语中意为天空之神）与苏美尔语“丁吉尔”(Dingir) 之间的语言学联系，后者在其楔形文字中代表一颗星星，并被理解为众神和天空的至高之父。这种解释在一些致力于研究突厥文明根源的专家中获得了一定认可，他们认为突厥人是从古代苏美尔迁移到欧亚草原的。其中包括穆拉德·阿吉 (Murad Aji)，他认为腾格里主义是世界上所有宗教的历史基础，其著作在2000年代的哈萨克斯坦广受欢迎。
虽然很难追溯腾格里主义的早期实践，而且更难将腾格里主义描述为单一的、统一的宗教运动（它在欧亚草原上的不同群体中常常有不同的实践方式），但很明显，到了公元六、七世纪突厥汗国统治时期，腾格里主义已成为统治者合法性的政治基础。著名的苏联考古学家和人种学家列夫·古米廖夫 (Lev Gumilev) 的研究表明，腾格里主义被记录在鄂尔浑碑铭上。并且人们相信突厥汗国可汗的政治权力是以腾格里的授权为前提的。在广大民众中，这些可汗被认为是腾格里之子，是天空之神在地球上的代表。突厥汗国灭亡后，随着回鹘汗国 (Uighuric Khaganate) 在欧亚大陆影响力的增长，腾格里主义作为国家和政治权力的宗教基础逐步衰落。在汗国时期，回鹘可汗们信奉多种宗教，包括腾格里主义和佛教，但通常摩尼教 (Manichaeism) 是国教。公元7至9世纪，中亚地区首次见证了阿拉伯势力渗透至欧亚草原。然而，伊斯兰教最先在现代乌兹别克斯坦的定居人群中扎根，而没能在该地区北部和东部广袤草原上难以接触的游牧民中留下影响。随着蒙古可汗的崛起，腾格里主义再次成为国家权力的焦点，并在成吉思汗 (Chinggis Khan) 统治时期达到顶峰。
在《蒙古秘史》中，腾格里被称为“长生天”(Eternal Blue Heaven)。正是这“长生天”“似乎在故事中引导着成吉思汗，他所有的成功都归因于长生天的旨意”。因此，成吉思汗的权力、地位以及政治和军事上的成功被理解为腾格里的意志。是天神决定了这位伟大蒙古领袖的命运。
自从公元649年奥斯曼哈里发 (Usman) 领导的阿拉伯势力入侵中亚地区以来，腾格里主义相对于伊斯兰教日益增长的普及和人们的皈依逐渐被边缘化。定居人口与游牧人口之间的人口断层线对于伊斯兰教在中亚的发展方式非常重要，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即使在该地区大部分地方已皈依伊斯兰教之后，腾格里主义仍然是蒙古帝国官方认可的国家宗教。这也证明了腾格里主义对其他宗教的多元态度，因为伊斯兰教在蒙古统治下是被允许并繁荣发展的。
腾格里主义的当代政治
关于腾格里主义当代政治的研究发表甚少。迄今为止，最重要的英文研究由玛琳·拉鲁埃尔完成。她在2007年发表在《中亚调查》(Central Asian Survey) 上的文章中指出，在后苏联时期，腾格里主义在吉尔吉斯斯坦、鞑靼斯坦(Tatarstan)和哈萨克斯坦重生为一种意识形态运动，宣称要为突厥—蒙古民族建立一种后苏联民族主义。这可以从一系列专门的、可以说是边缘化的知识运动中观察到，例如吉尔吉斯斯坦的腾吉尔—翁多 (Tengir-Ondo) 运动。要追溯几个世纪前欧亚草原游牧民所实践的腾格里主义与近几十年来重新采纳其实践的那些运动之间的直接联系可能很困难。正如拉鲁埃尔和她的同事奥雷莉·比亚尔 (Aurélie Biard) 所论证的，“尽管当代腾格里主义宣称与古老的腾格里崇拜有历史联系，但它未能证明‘腾格里’实践在整个世纪中一直得以维持”。
腾格里主义作为一种“民族”复兴形式在中亚的出现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著名哈萨克诗人奥尔扎斯·苏莱曼诺夫的作品。苏莱曼诺夫1975年的著作《阿兹与亚》(Az i Ya)试图追溯和重新描述腾格里主义及其与历史上草原移动人群的关系。苏莱曼诺夫将腾格里主义（Tengrianstvo）的概念重新引入俄语，声称它是世界上最古老、最久远的宗教之一。
但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家的独立，在一些知识分子圈子里，腾格里主义在宗教和政治上都成为了灵感的源泉。根据作家阿尔曼·库达伊别列根诺夫 (Arman Kudaibergenov) 的说法，哈萨克知识分子中的相当一部分对腾格里思想持同情态度。历史学家、记者和文化哲学家如库尔曼加济·卡拉曼乌利 (Kurmangazi Karamanuhli) 和阿克谢列乌·塞迪姆别克 (Akseleu Seidimbek) 尊崇腾格里主义为哈萨克人的“本土传统”。他们强调腾格里主义是哈萨克人民的自然宗教，而伊斯兰教是一种外来的信仰体系，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强行施加给欧亚草原上的人群。同样地，甚至哈萨克斯坦穆斯林联盟主席也曾指出“腾格里教的、异教的传统被有机地编织进了穆斯林意识形态的结构中”。
这类观点已从这些较为狭窄的知识分子圈子渗透到哈萨克斯坦的主流政治中。祖国党 (Party of Patriots) 前领导人、前总统候选人加尼·卡西莫夫 (Gani Kasymov) 在2010年公开支持腾格里主义，提出该宗教在哈萨克斯坦有5000年的历史，而伊斯兰教是更晚近的，哈萨克人民受其影响只有800年。在哈萨克斯坦，腾格里主义得到了一些国家支持。2017年，文化部为阿斯塔纳世博会 (Astana Expo) 组织并赞助了一场以腾格里主义和欧亚民族遗产为主题的会议。这表明，尽管程度有限，腾格里主义正被用作重新构建国家、民族及地区身份认同的潜在哲学、历史和宗教基础。
在吉尔吉斯斯坦，将腾格里主义视为“民族宗教”的类似呼声也在一些运动中出现。在吉尔吉斯斯坦，推动腾格里主义发展的主要是达斯坦·萨里古洛夫。萨雷古洛夫是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阿斯卡尔·阿卡耶夫 (Askar Akayev) 的门生，曾任塔拉斯州 (Talas) 共产党书记、阿卡耶夫继任者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 (Kurmanbek Bakiyev) 时期的国务秘书以及吉尔吉斯国家黄金开采公司“吉尔吉萨特金”(Kyrgyzathyn) 的董事长。萨雷古洛夫常被描绘为“反穆斯林”和“民族主义者”，他于2005年创立了腾吉尔·翁多 (Tengir Ondo)，旨在推广腾格里主义的哲学、价值观和实践。对萨雷古洛夫来说，腾格里主义是“吉尔吉斯人真正的宗教，帮助人民在几个世纪中生存下来”，并且“在他的解读中，腾格里主义提倡一种反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是对全球化引发问题的自然回应”。在2000年代，由于他在国家中的高位，萨雷古洛夫得以尝试提出一种基于腾格里主义原则的新意识形态。然而，萨雷古洛夫在吉尔吉斯斯坦政治高层的地位并未持久。2017年，他与其他政治反对派成员一起因涉嫌密谋推翻政府而入狱。腾格里主义在吉尔吉斯斯坦从未被官方承认为宗教，权力高层内部对该宗教深表怀疑。正如我们在上面看到的，腾格里运动的领导人在吉尔吉斯斯坦发现自己站在了法律的对立面。2011年，一位腾格里活动家库班奇别克·特泽克巴耶夫 (Kubanychbek Tezekbaev) 因他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吉尔吉斯斯坦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发表的言论而被控煽动宗教仇恨。与萨雷古洛夫一样，特泽克巴耶夫也常被指责反穆斯林，因为他声称伊斯兰教的增长对吉尔吉斯民族构成威胁。尽管他自称是“半个穆斯林”，认为伊斯兰教和腾格里主义可以和平共存，并认为大多数吉尔吉斯人同时践行伊斯兰教和腾格里主义的习俗，但这并未改变他的处境。确实，在人类学家戴维·蒙哥马利 (David Montgomery) 关于吉尔吉斯斯坦伊斯兰实践的研究中，他指出腾格里主义虽然并不广泛流行，但它确实展示了在后苏联时期宗教如何被复兴和概念化为一种更加以本地为中心、植根于祖先传统和经验的事物。
然而，在后苏联中亚，关于如何从政治角度理解当代腾格里主义存在一种张力。一些学者认为，哈萨克和吉尔吉斯的腾格里运动领袖及其运动所提出的那种民族意识形态，本质上是族裔—民族性 (ethno-national) 和排他性的。拉鲁埃尔在此方面引用了拉斐尔·别泽尔蒂诺夫 (Raphael Bezertinov) 的主张，“一个民族的精神沿着三条主线定位：血统、语言和宗教的统一”。这无疑是在呼吁一种排他性的民族认同形式，它信奉生物原生主义 (biological primordialism) 和种族纯洁性。这与几个世纪以来指导腾格里思想的普世原则，尤其是当腾格里主义为国教时蒙古汗国所采取的开放、非教条和务实的态度，显得格格不入。
中亚文化中的腾格里主义：哈萨克电影
目前尚不清楚在哈萨克斯坦或吉尔吉斯斯坦有多少人信奉腾格里主义。在吉尔吉斯斯坦，据传这个数字约为50,000人 (Ibraimov 2014)，对于哈萨克斯坦则没有估计数字，但存在如 “游牧文明遗产”公共基金会之类的组织 (The Legacy of Nomad Civilization)，该组织负责人巴特詹·塞多马尔 (Batyrzhan Seydomar) 认为腾格里主义不是宗教，而是一种哲学和生活方式。不过，在中亚地区，腾格里主义已借电影作品深入大众视野。腾格里神话、符号、民间故事和仪式出现在诸如阿哈特·伊布拉耶夫 (Akhat Ibryaev) 的儿童电影《传说之书：神秘森林》(The Book of Legends: the mysterious forest）、谢尔盖·博德罗夫 (Sergei Bodrov) 讲述年轻成吉思汗的《蒙古王》(Mongol, 2007) 以及古卡·奥马洛娃 (Guka Omarova) 关于一位老萨满民间医者 (folk-healer) 的电影《巴克西》(Baksy, 2008) 等影片中。然而，腾格里主义在哈萨克艺术文化中最突出的体现是在哈萨克电影导演、诗人和作家叶尔梅克·图尔苏诺夫 (Ermek Tursunov) 的作品中，特别是他创作的三部曲电影：《柯林》(KelinКелiн, 儿媳2009)、《老头儿》(Shal Шал, 2012) 和《肯泽》(Kenzhe Кенже ,小兄弟 ，2015)。而且，与塞多马尔一样，图尔苏诺夫将腾格里主义视为一种哲学世界观，体现在欧亚大草原民族与自然和环境的心理地理学关系中。正如导演本人在一次采访中所强调的：
“游牧民和定居民有完全不同的价值观体系。游牧民因不断迁徙而没有国家的概念。定居的生活方式意味着在有限土地上耕种。游牧民与牲畜相依为命，逐草而居，于他们而言土地无边无垠，从不追问边界，仅随畜群迁徙，这就是游牧民族世界观与宗教信仰的根源。此地曾无伊斯兰教，居民皆为异教徒，即腾格里信徒，崇拜火、山岳以及祖先。”
和那些将腾格里主义视为哈萨克或吉尔吉斯民族认同基础的学者一样，图尔苏诺夫将腾格里主义视为对突厥语民族哲学根源的回归。它承载着现代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祖先的传统思想和实践。腾格里主义强调人类需要与自然、动物和谐共生。在图尔苏诺夫的作品中，这种世界观在电影《老头儿》中体现得最为清晰。该影片聚焦人类与自然的共生关系，倡导人们顺应自然、有机生活，而非成为自然的破坏者。影片围绕一位名叫卡西姆 (Kasym) 的老牧羊人展开，他在寒冷多雾的草原上赶着一群羊去新牧场时迷了路。途中，卡西姆需要保护羊群免受徘徊狼群的袭击。影片中的自然“由狼群代表，特别是狼群中的母狼（这是影片受腾格里主义图腾崇拜思想影响的另一个例证）”。影片讲述了卡西姆在草原上设法生存时所展现的韧性、宁静和对自然的敬畏。正如导演所言，“草原如慈母般呵护，也可能似继母般无情，全看人类如何对待它，是视其为巨型垃圾场，还是当作神明。”
图尔苏诺夫的影片直接触及腾格里主义固有主题。《老头儿》中对祖先的崇拜集中体现于卡西姆与孙子的关系；而《柯林》则通过萨满教婆婆角色更直白地展现腾格里教的实践和仪式，影片满是腾格里符号、艺术作品和仪式。该片还从哲学层面以生、死、轮回主题映射腾格里主义的周期性本质，其中对生物繁衍的强调是生命、家庭与自然的核心要素。图尔苏诺夫的电影很重要，因为它们将腾格里主义的哲学和宇宙观世界观与对现代哈萨克及更广泛的突厥身份的重塑联系起来。影片的核心论点是，腾格里主义作为一种异教宗教，是欧亚大草原人民真正的宗教身份。在后苏联转型的混乱和全球资本主义的侵蚀中，突厥语民族应该回归的正是腾格里主义的精神思想和框架。这些影片中腾格里主义在艺术文化领域的展现，是试图让突厥语民族与其伊斯兰传入前、苏联统治开始以及如今全球资本主义浪潮前的过往精神价值重新连接。
结论
腾格里主义的复兴并不仅限于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在更广阔的欧亚地区，包括巴什科尔托斯坦(Bashkortostan)、鞑靼斯坦(Tatarstan)以及主要聚居于北达吉斯坦的库梅克(Kumyks)人等突厥语民族也重新回归腾格里信仰体系。腾格里主义在哈萨克斯坦或吉尔吉斯斯坦并未广泛传播。但其仪式、思想和信仰可以在今天的许多伊斯兰实践中窥见，且当下对腾格里思想的关注度正逐渐升温。然而，其真正的力量并非体现在艺术文化领域的象征意义、对伊斯兰教实践的潜在影响，或是被用来构建基于血缘与世系、具有排他性的后苏联身份话语，而是在其提供的宇宙观和世界观。于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而言，腾格里主义为突厥语民族搭建起连接自然的框架与信仰体系——在哈萨克斯坦，是与广袤草原的链接；在吉尔吉斯斯坦，则是与雄伟山峦的呼应。它将欧亚草原人群的物质世界与永恒苍穹、自然世界相联系。因此，它本质上更多是一种心理地理层面的世界观，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条或排他性身份认同的基石。
【编译者简介】
贺承松，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024级历史学硕士生。
【兰州大学中亚及周边动态编译团队】
兰州大学中亚及周边动态编译团队，依托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聚焦区域与国别时政动态和学术前沿，通过编译、分析与传播，促进人才培养，强化学科交叉，推动中亚及周边区域国别学的深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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