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势力范围（spheres of influence）的概念在国际关系的历史中具有深远的意义。它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欧洲大国政治，当时列强通过划分势力范围来管理各自的殖民地和影响力区域，以维持欧洲的均势体系。这种划分不仅涉及领土的分配，还涉及对区域内政治、经济和军事事务的控制。例如，英国和法国在非洲和亚洲划分势力范围，深刻影响了这些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格局。在冷战时期，势力范围的概念再次被广泛使用。美国和苏联通过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将世界划分为两个阵营。这种划分不仅基于军事和政治影响力，还涉及意识形态的对抗。例如，北约和华约的对立，是冷战期间势力范围划分的典型表现。冷战期间的势力范围划分，深刻影响了国际关系的格局，导致了两个阵营之间的长期对抗。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关系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许多学者认为，势力范围的概念已经过时，不再适应新的国际秩序。然而，近年来，随着世界政治的区域化趋势加剧，势力范围的概念再次受到关注。例如，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被视为在势力范围内的权力政治博弈。该表明势力范围的概念并未完全消失，而是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势力范围的概念，探讨其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表现形式。
尽管势力范围是一个具有重要国际关系意义的概念，但现有的研究仍存在诸多不足。一方面，学者们对势力范围的定义和理解存在较大分歧，且大多聚焦于其地理空间和不平等权力关系，忽视了小国的能动性以及势力范围内部其他潜在的控制形式，如规范塑造和文化影响力等。另一方面，关于势力范围的理论化研究多集中于大国间的关系，对“施加影响者”（influencer）与“被影响者”（influenced）之间的关系探讨不足，尤其是在冷战后势力范围的形态以及“影响者”与“被影响者”关系的理论化方面仍处于空白状态。因此，进一步深入研究势力范围的概念、形态及其内部关系，特别是从现实主义以外的理论视角，如英格兰学派（ES）出发，探索势力范围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表现形式和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研究问题
本文聚焦于俄罗斯与中亚地区，探讨当代国际关系中势力范围的演变及其形态。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势力范围是正在重新回归，还是已经发生了本质的蜕变？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本文也试图回答当代势力范围在国际关系中的具体表现是什么？
三、研究目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探讨势力范围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演变及其本质。本文试图论证，势力范围并非简单地周期性地出现或消失，而是随着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不断演变和发展。本文的核心论点是：当代国际社会中的势力范围可以被概念化为一种“协商霸权”的结构，即在一个领土限定的范围内，霸权国家必须与较弱的“被影响国”达成妥协，而后者通过其主权特权在决定霸权国的正当性与影响力程度上发挥积极作用。
为了推进这一概念化，本文采用国际关系的英格兰学派理论视角。该理论框架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即国际社会尽管缺乏中央权威，国家仍能通过遵守共同认可的规则、规范和制度（如主权、边界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来维持最低限度的秩序。通过引入“协商霸权”的概念，本文试图弥补现有研究的两个盲点：首先，为一个主要通过现实主义视角分析的概念提供新的理论框架；其次，论证势力范围并非对当今世界秩序的否定，而是可以成为当代国际社会的特征之一。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探讨国际关系文献中关于势力范围的概念及其主要理论观点，并介绍英格兰学派的核心理论原则。第二部分引入“协商霸权”的概念，将势力范围重新概念化为一种结构关系。第三部分将这一理论框架应用于当代，分析俄罗斯是否正在或已经在中亚地区建立一个具有正当性的势力范围。最后，在结论部分，本文将探讨前几部分的分析对势力范围概念及其理论化的意义，并提出英格兰学派与地缘政治学（特别是其批判性分支）之间可能的互补性。
四、研究方法
1.案例研究法
本文以俄罗斯和中亚地区（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为案例，展示了“协商霸权”在实际中的运作机制。案例研究从安全、规范和文化三个维度展开，分析了俄罗斯在其“势力范围”中亚地区与域内国家之间的互动。这表明势力范围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需要不断通过协商和互动来维持。
本文选择俄罗斯与中亚地区作为案例对象，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原因：首先，俄罗斯公开将中亚视为其领土安全的关键所在；其次，俄罗斯与中亚地区有着数个世纪的历史联系和地缘政治纽带；最后，尽管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历史和地理重要性显而易见，但学术界仍不清楚俄罗斯是否在该地区拥有一个明确的势力范围。
2.文本分析法
文本分析为验证理论框架和案例结论提供了坚实且多维度的证据支撑。本文综合运用了多种文本资料进行分析，包括来自英文和俄文国际媒体、俄罗斯媒体以及中亚当地媒体的新闻报道，这些报道为研究提供了事件的即时描述和多视角的解读；官方的外交文件，其中包含政策声明、官方立场以及双边或多边协议内容，作为分析国际关系和势力范围的重要一手资料；相关的二手文献，如学术研究和政策分析报告，为研究提供了理论背景和前人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深化对问题的理解；以及作者在2013年10月至2014年5月期间对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外交官和专家进行的精英访谈摘录，这些访谈提供了内部人士的视角和见解，进一步丰富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研究聚焦于中亚地区的国际社会关系和规范，特别是俄罗斯作为大国的角色，同时通过多种文本资料间的交叉验证，增强了研究的可靠性和深度。通过分析不同来源的文本，作者展示了俄罗斯在中亚的权力运作方式，以及中亚国家如何通过协商来反向塑造这种权力关系，从而揭示了势力范围建构过程中的复杂性和动态性。
五、研究观点
势力范围是不断演变的。当代势力范围是基于规范而形成社会结构，可以被理解为“协商霸权。”当代势力范围的特点在于其不再仅仅是基于地理空间和权力不平等的简单投射，而是需要通过协商和正当性来构建。这种势力范围的形成和维持需要考虑到国际社会中主权平等、国际法和民族主义等规范的制约。势力范围的正当性不仅需要外部大国的认可，还需要势力范围内国家的内部认同。这种动态的、协商性的势力范围与英格兰学派的理论视角相契合。英格兰学派强调国际社会的规范、规则和制度，认为国家通过共同认可的规范来维系共存状态。在这一框架下，势力范围被视为一种社会结构，其中“施加影响者”和“被影响者”通过持续的互动实践，共同塑造势力范围的属性。
作者将协商要素视为处理势力范围的核心，指的是国家基于主权特权对霸权国提出的条件进行接受、调适或抵制的动态过程。在当代国际社会中，19世纪那种势力范围概念既不符合法理，也有违道德，因为国家主权平等原则至关重要。因此，要使势力范围具有正当性，必须通过协商获得来自势力范围内国家的认可。这种协商是在势力范围内所有行为体之间展开的，必须遵循当代国际社会中那些本质上与势力范围概念相悖的制度，如民族主义、主权原则、国际法和均势，以适应潜在的影响力过度扩张。在以主权为核心要素的协商霸权中，较小国家保持政治独立，但主动接受霸权国的影响；然而，当对主权的主张与霸权影响力相冲突时，表明这种霸权不再是协商，而是被抵制的。反之，当较小国家丧失政治独立时，便进入了宗主权或直接统治的范畴。将势力范围概念化为具有领土边界的协商霸权，可以认为其在三个领域中发挥作用：提供安全（国际体系）、广泛的规范性影响（国际社会）以及文化/文明的凝聚力（世界社会）。此外，它还涉及三个分析要素：行为体、实践和话语。行为体是那些通过行动创造、维持、破坏、抵制或支持势力范围的人；实践是围绕共享理解而组织起来的具体行动；话语则是影响力范围被接受或拒绝的修辞指标。
作者将俄罗斯与中亚地区作为案例证明观点。安全领域的协商霸权：俄罗斯在中亚的安全领域具有显著影响力，通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等多边机制维持其霸权地位。然而，这种影响力是通过协商获得的，中亚国家通过主权、民族主义和均势等制度来平衡俄罗斯的影响力。例如，乌兹别克斯坦在2012年退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表明中亚国家能够抵制俄罗斯的霸权行为。规范领域的协商霸权：俄罗斯在中亚的规范影响力体现在其对“威斯特伐利亚价值观”和威权主义实践的推广。然而，中亚国家通过国内政策和国际互动来抵制俄罗斯的规范影响。例如，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字母表拉丁化改革，以及塔吉克斯坦将村庄名称从俄语改为塔吉克语，都表明中亚国家在维护自身主权和民族主义方面的能动性。文化领域的协商霸权：俄罗斯与中亚国家之间存在强烈的文明和文化亲缘性，但这种亲缘性并非单向的。中亚国家通过发展民族语言和文化多样性来抵制俄罗斯的文化影响力。例如，土库曼斯坦试图限制俄罗斯媒体的影响力，表明中亚国家在文化领域也能够通过协商来塑造俄罗斯的影响力。
中亚地区的案例表明，尽管俄罗斯在该地区具有显著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力是通过协商和互动形成的，并受到国际社会规范的制约。本文的研究为理解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势力范围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并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特别是在探讨如何在其他地区找到类似的协商霸权，以及国际社会的制度如何在地区内被重新诠释以适应和抵制霸权行为方面。
编译者简介
吴佳晔，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
【兰州大学中亚及周边动态编译团队】
兰州大学中亚及周边动态编译团队，依托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聚焦区域与国别时政动态和学术前沿，通过编译、分析与传播，促进人才培养，强化学科交叉，推动中亚及周边区域国别学的深度发展。
本文编译仅供学术参考，文中观点不代表发布机构和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