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及周边·学术第6译】可信度视角下能源转型的比较与国际政治理论

日期: 2025-03-28 来源: 原创 点击: ...
   

廖雨倩 编译

【文献来源】Gazmararian, A., & Tingley, D. Unifying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Theories of Energy Transitions around Credibility. March 13, 2024. 

文章内容

 

 

摘要

  为什么有些国家在推动清洁能源转型方面比其他国家更成功?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工业化民主国家,并将国内解释与国际解释置于对立框架中。本文另辟蹊径,围绕“可信度”这一核心概念构建统一分析框架,旨在:①解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清洁能源转型成效;②为未来改革努力的前景提供理论支持。本文阐明了改革者面临的可信度挑战,并为应对气候危机所需的能源转型比较研究与国际研究指明新方向。

 

 

全球加速摆脱化石燃料经济是规避气候灾难的关键。尽管清洁能源技术已具备规模化应用基础,但政治因素是最大掣肘。气候治理陷入“技术就绪但政治失灵”的悖论,因此构建解释绿色转型成败条件的中层理论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使命。

既有气候政治理论存在“国际—国内”解释割裂:全球公共产品学派基于理性选择模型提出互惠合作、贸易制裁、信息供给三重国际方案,但国际合作停滞与国内政策活跃的矛盾促使研究转向国内分配冲突。现有研究聚焦工业化民主国家,揭示了劳资联盟博弈、绿色利益集团动员能力、制度路径效应三大变量的影响。

本文构建以可信度为核心的整合框架,包含战略可信度(政府兑现承诺能力)与结构可信度(绿色投资创造在地利益能力)双重维度。该框架解释了绿色转型当且仅当国家能够构建可信度时,才能突破能源转型的三大核心障碍——提供补偿投资、组建改革联盟、培训适配劳工。补偿投资方面,对受冲击社区、企业和工人的补偿是消解反对的必要条件,但可信度缺失会引发阻挠;组建联盟方面,绿色投资本可通过创造新利益扩大改革同盟,但政策不确定性和地方反对可能导致项目停滞;培训劳工方面,清洁能源需要专业化劳动力,但政府承诺模糊或利益感知不足会削弱职业培训动力。基于既有研究,本文首次整合制度韧性、国家能力、国际约束三大变量,揭示其通过影响可信度构建,应对能源转型核心障碍。

第一,制度方面,本文考察五类国内制度如何塑造并影响国家可信度——政企关系、劳动力市场政策、选举制度、透明度程序、以及公共资源治理规范。

第二,国家能力方面,各国政策执行效能的分化,直接影响政府落实能源转型法案的能力——这对绿色投资企业的信心和受偿社区的信任至关重要,如果公司、社区和个人认为政府没有能力兑现其承诺,他们将更有可能抵制改革。

第三,国际约束通过气候融资机制影响发展中国家转型路径。工业能力差异决定发展中国家战略选择空间,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位置影响绿色项目本土效益创造能力。

通过“可信度”概念保持理论简约性,同时为纳入社会群体偏好、推导可验证假说提供分析工具。研究议程锚定可信度概念,旨在融合而非对立国际国内解释维度,为能源转型比较政治研究提供新切入点。

清洁能源转型的既有解释

  当前能源转型理论主要基于工业化民主国家经验。本文通过重新诠释这些理论,揭示其在构建可信承诺中的作用,进而展示可信度框架如何补充并推进现有观点。

  主流研究路径将气候变化视为集体行动困境,认为破解国际搭便车行为是转型关键。但比较政治视角更强调国内分配冲突应对能力的解释力,部分学者尝试通过融合国际国内因素弥补单一视角的局限。相较于国际理论聚焦搭便车行为,比较政治解释指向多元变量:政企关系模式、选举制度、隔离机制、社会安全网覆盖范围、民主激励结构、历史制度遗产、国家执行能力、能源市场冲击、政策排序策略等。

  现有研究已积累德国、澳大利亚、挪威、爱尔兰等国的能源转型情境化分析,但能源转型需全球推进。发达国家理论是否适用于发展中国家,需首先考察其解释边界。

 

 

发展中国家脱碳之路

本文认为,发达国家面临的能源转型挑战在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以煤炭工人补偿问题为例,美印两国煤炭社区均表现出对就业保障与本地投资的相似诉求。在中国、印度、土耳其、肯尼亚、菲律宾、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和南非等国的煤炭淘汰与能源贫困案例研究中等国的案例研究显示,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与政策捆绑策略具有跨国共性,“公正转型”的政治逻辑反复显现。

鉴于中国和印度的经济体量、人口规模及增长轨迹,两国成为研究焦点。与发达国家一样,可再生能源传输基础设施仍是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与针对高收入国家提出的策略类似,印度和中国均采用政策捆绑策略推进减排目标。印尼面临人口增长与能源贫困挑战。近期大样本研究聚焦汽油税设置、制度领导力及自然灾害对减排政策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研究则强调精英竞争在改革中的关键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有研究指出工业化民主国家理论的适用边界,而部分研究已揭示南北方社区对可再生能源项目反对现象的共性。现有研究虽基于发达国家经验,但正不断发现跨国异同,亟需统一框架以系统比较各国转型结果。

 

 

问题界定:三个问题

当国家能够作出可信承诺,或绿色产业的经济效益有利于创造地方利益时,清洁能源转型能取得更大进展。接下来,本文将探讨高、中、低收入国家在影响可信度战略与结构维度的差异化因素。

清洁能源转型要求各个利益相关方直面不确定性:化石燃料依赖社区面临经济动荡与绿色机遇并存,碳密集型产业工人需适应低薪福利的新职业,企业则担忧政策延续性——这些挑战具有全球普遍性。

本文提出的可信度框架聚焦三大转型难题:

①为何政府补偿措施常遭利益相关方抵触?

②为何企业绿色经济权益争取举步维艰?

③为何技能需求激增与劳动力短缺并存?

可信度包含双重维度:

战略可信度——破解政策承诺困境(时间不一致性与信息不完全导致的废止风险);结构可信度——衡量绿色投资创造地方经济机会的能力(就业持续性、税收贡献等产业特征)

 

 

可信度: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

国家可信度构建能力存在三个差异化维度:制度、国家能力与国际约束。三者既相互关联又独立作用,其互补或替代关系构成研究议程的重要方向。分析需结合政治行为体偏好——通过评估气候政策对收入、资产与财富的影响推导政策偏好,而选举制度、政企关系与国际约束调节偏好转化为政策的过程。

分析的起点是推导政治行为体的政策偏好。改革者的核心挑战在于设计激励相容的政策与制度。缺乏执行机制的改革易因政策逆转风险导致低效结果,需通过制度设计降低承诺不确定性。政策成本分摊方式、技术成熟度及气候脆弱性等因素塑造行为体偏好差异,而制度韧性、执行效能与国际资源流动决定这些偏好能否转化为有效政策。

1.制度层面

制度约束互动的规则、程序与规范,影响着能源转型支持者的策略。当利益集团或选民存在偏好冲突,或未来存在不确定性时,制度的作用最为显著。本文识别出四个跨国差异化的制度特征,这些特征影响政府作出可信承诺与创造地方经济机遇的能力:政企关系、劳动力市场制度、选举制度,以及透明度机制。每项制度特征均凸显了能源转型倡导者面临的可信度挑战的独特面向。本文聚焦于这可直接影响可信度的四个制度特征:

(1)政企关系

利益集团竞争与政企关系性质共同塑造气候政策走向。当利益集团在清洁能源转型问题上存在偏好冲突时,政企关系具有调节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力。

利益集团与政府关系的多元主义和法团主义属性,会影响国家作出可信承诺的能力。多元主义体制下,自治团体竞相争夺影响力,但仅间接地影响政府决策。法团主义体制通过更集中化的协会代表企业与劳工利益,这些协会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更直接的作用。

法团主义体制国家能够作出更可信承诺的原因有几点。首先,当团体长期参与政策制定时,它们对政治逆转的担忧会减少,因为它们有更大的影响力阻止改革被废止。其次,法团主义制度下政府与社会团体的互动更频繁,有助于建立声誉并形成未来的预期,从而增强合作前景。

政企关系在补偿与投资领域最为关键。首先,碳密集型产业中可能因绿色转型受损的工人与企业,若能获得可信补偿,会默许气候协议。在多元主义体制国家中,政府是否履行其补偿协议会引发更多担忧。对于那些担心未来议价能力将消失的高碳企业而言,这可能导致拖延问题。

即便有制度促成承诺,工人仍可能担忧补偿是否足够。历史上,应对技术冲击与全球化的劳动力转型案例中,政府最初提供的补偿往往不足。过去工会已展现对此的认知,并意识到政府仅会提供刚好赢得支持的补偿,而这未必是使工人完全恢复所需的援助水平。

法团主义制度还能促进对绿色投资的可信承诺,这是清洁能源转型的另一个相关方面。当企业知道自己未来拥有政策制定影响力时,它们对政治或经济环境变化导致支持绿色投资的政策被废止的担忧会减少。事实上,当政府政策存在不确定性时,清洁能源投资就会滞后。

对绿色投资的可信承诺还可能产生溢出效应,影响社区对清洁能源项目收益的看法。例如,若政治钟摆效应的风险降低,绿色项目会被视为更具持续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收益将流向本地工人或扩大税基——法团主义制度通过补偿与投资的可信承诺影响可信度,而非通过地方经济机会。

在气候政治文献中,法团主义与多元主义概念主要适用于工业化民主国家。不过,已有研究表明这些制度在发展中国家同样具有相关性。例如,中国与巴西的政企关系差异影响了太阳能与风能的发展速度。

(2)劳动力市场制度

各国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存在差异。劳动力市场制度指政府提供的技能与劳动力发展计划,社区学院的职业培训是一个突出案例。尽管高收入工业化国家受到大量关注,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制度仍存在显著差异。

劳动力市场安排不仅对能源转型的技术可行性有影响,还关系到社区能否通过新的绿色投资见证本地就业机会的增加。但绿色能源转型要在本地创造经济机会,让社区成员而非外来劳工获得工作,就需要有受过培训的本地劳动力。

大多数国家的劳动力在清洁能源技能方面存在滞后。一旦短缺导致工资上涨,市场可能最终会做出调整。不过,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得出结论,绿色转型需要更多职业培训。一项涵盖32国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研究指出,“如果劳动力市场无法提供新岗位所需的技能,能源转型便无法实现”。

劳动力市场制度更健全的地方,更容易在新兴绿色产业中创造本地经济机会。由此推论,在拥有可从当地建设项目中受益的技术劳动力储备的地方,地方阻力应更少。

劳动力市场制度需解决的问题因国家而异。在化石燃料资源丰富的工业化国家,能源转型的“再培训”问题对碳密集型产业工人显得尤为突出。

对劳动力市场制度的需求差异可能因工人流动性而异,这种流动性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均存在差异。在美国,工人在经济冲击后表现出极低的流动性,部分原因在于地域依恋。这种依恋在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其他化石燃料产区的工人可能具有更高的流动性和不同的社会安排。

人才流失的风险使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制度的政治化问题复杂化。培训可能使人们具备在国外赚取更高收入的技能。因此,建立鼓励工人发展绿色产业技能的制度并不能保证本地劳动力供应的稳定。在发展中国家背景下,劳动力市场制度的有效性可能还取决于鼓励工人留下的激励措施。

(3)选举制度

管理选举是否举行及如何举行的规则会影响政府作出可信承诺的能力。与政企关系一样,选举制度影响可信度的第一个维度:政府承诺。这一承诺对于化石燃料社区的补偿至关重要,同时也为希望从转型中受益的企业创造可预测的投资环境。

选举制度还塑造了领导人投资长期改革的动机。这对气候政策至关重要,因为气候政策可能通过提高消费者成本、导致化石燃料地区失业,以及用绿色项目扰乱社区等方式引发选举反对。即使在可能受益的地区(如电动汽车新投资区域),也出现了选民的反弹。

选举风险可能降低对受能源转型影响的工人和企业进行补偿和维持绿色能源项目激励的承诺的可信度。未来的领导人,即使是推动改革的政治家,也可能会为了保住职位而违背承诺。学者应研究选举制度的差异,以了解何时承诺更具可信度。例如,比例代表制中多个政党组成联合政府能使联盟中政党代表的团体的承诺更加可信。

然而,人们不应夸大选举制度的隔离效应。领导人似乎没有能力影响化石燃料税水平,因此即使领导人面临不同的选举规则,他们仍可以实施更雄心勃勃的政策。因为领导人会面临利益集团的障碍,或者本身不支持清洁能源转型。在比例代表制中,执政党有时更容易被击败,因为支持率的小幅变化会对政党联盟产生影响,这比对在多数制系统中占主导地位的政党造成的影响更大。

除了选举规则,国家是否举行选举也影响政府作出可信承诺的能力。研究民主与环境结果之间联系的传统由来已久。民主制度可以在政府试图没收投资时借助法律的追索权来帮助企业进行绿色投资。事实上,拥有强大财产权的民主国家在发展离网可再生能源方面更加成功。

政权类型也关系到政府维持改革承诺的可信度。民主国家能作出更可信的承诺,因为领导人一旦违背承诺就将面临问责。这表明公民的偏好会影响能源转型,他们可能反对减缓气候变化,这些偏好也可能在未来发生变化。明确问责及发出信号的制度有助于监督领导人的承诺何时能持续,从而促进能源转型。

(4)透明度

影响政治过程和经济结果透明度的法律也会影响政府作出可信承诺,并说服社区相信绿色投资有利于当地利益。这一观点建立在委托-代理模型的基础上,其中关于代理人行动的信息约束了其逃避责任的动机。逻辑是通过曝光一个组织,问责的威胁可以让企业和领导人按照公众利益行事。

透明度对能源转型至关重要,因为它会影响人们对当地经济发展的看法。绿色转型要求企业在不确定的行业中进行大额的新投资。国家和地方政府通常需要提供税收优惠来吸引企业,并为随之而来的经济建设申请税收抵免。

然而,如果没有透明度,很难确定企业是否履行了他们的承诺。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围绕雇用当地工人的透明度规定了如何增强人们对绿色转型将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看法。尽管如此,即使是透明制度,问责也不是自动的,因此能否执行至关重要。

在拥有更多透明度制度的国家,清洁能源转型能取得更大的成功。然而,这种影响可能是双向的。如果透明度揭示的信息显示绿色项目没有给当地带来利益,短期内可能会抑制公众对这些项目的支持。有时,缺乏透明度还会掩盖政策的成本。

(5)非正式制度

提供公共产品的非正式制度在各国之间和各国国内存在差异。除了自上而下的国家法规和分散的市场方法,团体也可以管理公共资源。在存在促进信任、互惠和制裁的地方制度的情况下,地方政治和非政府行为者能够在清洁能源转型方面取得进展。这些自下而上的可再生能源开发在实施气候政策和构建精益能源方面具有巨大潜力。

非正式制度可能通过影响新能源发展是否符合当地利益来影响当地经济建设。以发电为例,社区有电力的功能需求。社区和国家能采取不同的方法来供应电力,对获得清洁、负担得起的能源有不同的影响。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可能为社区提供从发电中获得更多利益的途径。社区投资离网能源的能力取决于非正式制度和选举规则、财产权等正式制度。这些交叉点表明了制度不是孤立运行的。

非正式制度在正式制度薄弱的地方也至关重要。在发展中国家,非正式制度通常是正式制度的基础。因此,了解非正式制度的差异可以说明正式制度何时有助于减少可信承诺问题。

2.国家能力层面

国家能力指的是政府执行政策的能力,这取决于它是否能够筹集收入并克服社会团体的反对。国家能力学者将其分解为几个维度,如对强制权力的控制、官僚能力和筹集收入的能力。一些在发展中国家背景下的研究将国家能力与气候政治结合起来。

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官僚机构必须有资金来实施清洁能源转型计划。这意味着需要有资源用于监控计划实施的效果,以避免利益集团的操纵。也包括用于电力传输基础设施和劳动力发展计划的投资资金。这些资源在高收入国家更为丰富,但在中低收入国家并非总是如此。政府在筹集收入方面的能力有所不同,限制了政府实施政策的能力。

(1)财产权

国家执行财产权的能力是国家能力影响可信度的一种机制。在发达国家,财产权通常被视为理所当然,而在财产权不太安全的地方,企业可能不愿意投资绿色项目。虽然直接征用在今天很少见,但以不平等的法规或知识产权盗窃等隐蔽的形式却常有发生。在没有能力保障财产权的国家,绿色投资与其他资本支出没有太大区别。研究发现,执行财产权制度的感知有效性可以促使企业进行更大的投资。类似的论点也适用于创新投资。

考虑到化石燃料的点源开采,财产权问题可能会对化石燃料造成更大的影响。同时,许多绿色能源项目涉及特定资产,可能导致套牢问题。随着发展中国家对电池、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电池板等投入的需求迅速增长,征用风险会加剧这些市场的可信度担忧。化石燃料公司几十年来积累了保护自己免受征用风险的经验,建立了资金和与政府的联系。对于可再生能源公司来说,这种能力可能需要时间。

(2)官僚能力

政府在社会团体反对的情况下执行目标的能力对于改革的制度化至关重要。这在发达国家可能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发达国家有明确界定和能力的官僚机构,即使政策实施过程中有争议,也能顺利执行法律。

而在有效官僚机构资源较少且有庇护政治传统的发展中国家中,相关活动面临的挑战更大。事实上,环境部门的建立和资源存在显著差异。低官僚能力有可能产生可信承诺问题,因为能源转型政策的执行能力较弱。例如,缺乏人员来推出、监控和改进公正转型政策会破坏社区、工人和企业的期望。

官僚缺乏自主性的问题可能尤为突出。特殊利益集团和相互竞争的官僚单位可能会阻碍政策实施。在南非,一个常见的抱怨是,负责可再生能源发电和传输的行政单位缺乏自主性,并由对煤炭有兴趣的单位进行监督。既自主又嵌入的官僚机构通过与工业部门连接的方式促进了自我发展。这种嵌入自主性可以增强企业(包括国际企业)对清洁能源投资的信心。作为官僚能力的一个方面,各国官僚自主性的差异是一个有前途的研究方向。

3.国际约束层面

国际力量通过三种方式影响政府作出可信承诺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能力。首先,各国在依赖国际金融和全球供应链制造清洁能源转型所需零部件方面存在差异,这影响了各国履行投资绿色能源和从项目中创造当地利益的承诺的能力。第二,全球北方国家的国内承诺问题可能会蔓延到冻结资助南方国家能源转型所需的资金。这反过来可能削弱发展中国家对支持清洁能源转型的企业作出可信承诺的能力。第三,国际制度和组织影响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信息环境,通过改变对违背承诺的问责预期来影响承诺的可信度。

(1)工业能力

各国在工业能力上存在差异,因此一些国家在绿色转型中创造当地经济发展机会的能力更强。缺乏工业能力的国家更依赖从全球市场获取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生产电动汽车电池等零部件的供应链长、复杂且不断发展。一些国家可能拥有稀土矿物,但缺乏精炼或最终组装的能力。需要其他国家投入。工业能力随政府干预能力、自然资源禀赋、工业遗产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而有所差异。

工业能力和资源禀赋已经在影响政府关于清洁能源转型的战略。智利宣布将其锂矿产业国有化的计划,这被视为创造当地经济机会的举措。南非的“本地化支持基金”等努力旨在确保电力传输所用零部件的国内制造能力。这些例子展示了发展中国家如何努力从能源转型中受益。然而,南非在2023年上半年进口了近25亿美元的太阳能电池板,当地工业化计划仍然面临障碍。

在创造当地利益的策略(如国有化)和创造稳定投资环境的努力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如果跨国公司预期国有化,他们可能会犹豫是否在其他国家投资。同时,这些跨国公司拥有能源转型项目所需的技术、经验和资本。解决一个可信度挑战(当地经济机会),可能会使政府承诺尊重财产权更加坚定。

(2)国际气候融资

国际气候融资的可获得性对发展中国家绿色项目的可行性至关重要。没有这些资源,政府促进能源转型的政策可能缺乏可信度,因为承诺的投资由于资金限制无法实现。

全球北方国家在其承诺的气候融资方面落后。捐助国的国内政治导致了这一僵局。领导人承诺气候融资,但国内反对者拒绝提供资金。捐助国无法围绕气候融资建立国内选民基础,这又损害了其援助承诺的可信度。这些承诺问题反过来削弱了发展中国家能源转型政策的可信度。

这些承诺问题并非不可克服。各国可以构建其气候援助以增强其可信度。例如,涉及捐助国企业与受援国行为者合作的气候融资可以在捐助国建立公众支持,从而使承诺更可信。

此外,一些发达国家开始采用基于碳足迹的进口惩罚政策。这些贸易政策反过来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其脱碳甚至采用己方的碳定价计划。这些政策的批评者指出,发达国家未能兑现气候融资承诺,并进一步认为这些政策不公正地惩罚了没有造成气候问题的发展中国家。欧盟的碳边界调整机制,以及从该政策筹集的资金(或从其他地方筹集的资金)可以促进技术转让,并建设发展中国家建设自己政府制定碳定价系统的能力。与气候融资一样,来自边境的供资机制可以利用涉及欧洲公司与发展中国家伙伴之间的伙伴关系来提供收入。

(3)国际组织

国际组织还通过贸易制度、开发银行和信息提供来影响可信度。首先,随着各国追求补贴国内产业的绿色产业政策,国际贸易制度面临压力,这些政策可能违反全球贸易规则。制定符合当地利益的能源转型政策和通过扩大绿色联盟锁定支持的政策可能与贸易领域的外交政策优先事项之间发生冲突。政策制定者设计这些贸易协议是为了使各国能够不顾国内反对,坚定地承诺开放贸易。现在,旨在提高国内可信度的能源转型政策与希望加强国际承诺的制度发生冲突。各国如何应对这些权衡将取决于它们对全球贸易的依赖等因素。

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也在为发展中国家的能源转型提供资金方面发挥作用。当这些组织提供资金时,它可以促进政府坚定地建设稳定的投资环境。例如,世界银行资助了发展中国家的绿色能源项目,同时撤回了对化石燃料密集型项目的援助。但开发银行仍然面临执行挑战,地缘政治关系可能削弱援助撤回威胁的可信度。

国际组织还提供可以促进透明度的帮助,增强政府对能源转型承诺的可信度。综上所述,透明度使监督承诺是否被执行变得更容易,该制度允许国内公众或国际观众在领导人违背承诺时进行制裁。国际组织提供信息的可用性和类型可能随时间发生变化,降低政府承诺执行绿色政策的能力。

 

 

附录A 以可信度为中心的研究议程

制度、国家能力和国际约束为政府创造可信度及其对清洁能源转型成功的影响开辟了新的研究路线。研究人员可以研究这些因素。他们还可以探索潜在的互补性和替代性。例如,一个国家可能有多元主义的政企关系,同时也有强大的官僚能力和财产权,可以抵消因利益集团分散和冲突带来的挑战。

虽然本文将能源转型成功作为一个整体结果讨论,但学者需要将能源转型分解为其组成部分,以便进行分析处理。一个相关的结果是可再生能源的部署。例如,能够更好解决承诺问题的政府会部署更多的可再生能源。该研究的扩展可以探索其他增强可信度的机制如何影响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不同的可再生能源部署操作化方式也具有价值。绿色电力发电的比例是一个有价值的指标。另一个是批准和建设新项目所需的时间。绿色项目创造的当地就业份额等经济效益将有助于了解当地经济发展的差异。

研究人员还应研究可信度如何影响气候法律的通过。在这里,进一步细分也很有价值。政企关系对补偿政策更为重要,而选举制度对影响消费者的气候政策更为重要。衡量政策制定具有挑战性,但学者可以利用现有资源,如格兰瑟姆研究所的《世界气候变化法律》和新收集的汽油税和补贴数据。研究问题应指导测量决策。

公众对能源转型的看法也很重要。研究人员不仅应记录公民对绿色投资利益的感知和政府承诺的可信度,还应研究这些态度如何变化。政策实施后的态度变化可能影响支持清洁能源转型的联盟的持久性。公众舆论的作用在选举背景中的影响不同;在某些地方,精英更值得分析。

研究人员还应研究将制度、国家能力和国际约束与领导人、企业和公民的信念联系起来的因果机制。学者应记录不同政治行为者如何思考可信度及其对其行为的影响。这种自下而上的方法已在美国成功揭示清洁能源转型的障碍和机会,并应扩展到美国以外的环境。

提高绿色投资透明度的法律的跨国和次国家差异是另一个富有成效的调查目标。测量将是一个挑战,因为虽然有关于政府披露经济数据透明度的指标,但类似的投资透明度指数暂不明晰。

未来的研究还可以研究其他经济转型,以获取对清洁能源转型的见解。在工业化国家内外,如农业现代化或贸易自由化,存在不完美的类比。学者应识别这些类似物与清洁能源转型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

 

 

结论

从化石燃料经济向碳中和经济的转型面临巨大的政治障碍。如果清洁能源转型加速,碳密集最高的企业将面临生存危机,这导致它们拖延改革以维持现状来获利。清洁能源转型对企业、消费者和社区带来的成本可能会首先阻止雄心勃勃的政策,因为预期的选举反弹和诱惑领导人违背承诺。这种政治不确定性也可能导致企业对清洁能源投资不足。

本文展示了可信度的概念如何扩展到发展中国家,同时统一比较和国际关系气候政治学术。本文努力建立了可信承诺问题是能源转型核心的观点之上,以及整体政治改革。本文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阐明了领导人、企业和公民的动机,这有助于理解对清洁能源转型的反对并确定获得支持的策略。

本文的框架纳入了新的研究路线来解释跨国和次国家清洁能源转型成功的差异。脱碳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能完全归结为可信度,尽管它有助于处理问题。本文的目标不是取代其他思考气候政治的方法,而是提供一个基础,来理论化影响清洁能源转型的额外因素,重点是战略和物质的限制,如思想和规范。

本文表明,领导人、企业和公民在清洁能源转型中面临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这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有可能制定政策来补偿气候改革引入的风险。换句话说,改革需要为政治行为者提供多大的溢价才能使其支持脱碳,这些选择是否在可能性边界内?即使这样的协议是可能的,政府是否愿意首先实施它们?正如本文所明确指出的,这些约束在缺乏国家能力的发展中国家更为紧张,因此它们需要国际气候融资,而国际气候融资本身也面临可信承诺问题。

这表明这样的协议在可能性边界内。因此,学者考虑改革者面临的约束及其如何影响政治结果是一个有价值的研究。

可信度在应对更广泛的可持续性政治具有指导意义。例如,水资源管理面临一系列相关的约束。与能源转型一样,农业企业和公民等社会团体对谁可以使用水有相互冲突的偏好。包括附带支付在内的共享资源协议面临可信承诺问题,因为新政府可能违背旧协议或环境可能发生变化。正如对煤炭社区过渡援助存在的不确定性一样,提供补偿以避免水消费。

通过以可信度为核心,本文的框架将气候政治的国内和国际解释结合起来。尽管关于国内分配政治还是国际集体行动是理解清洁能源转型更有成效的视角存在争论,但本文强调,在发展中国家,除了搭便车行为之外,气候融资等国际关切也很重要。要理解全球北方和南方在应对气候危机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需要考虑可信度与国内和国际政治的相互作用。

编译者简介

 

 

廖雨倩,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3级硕士研究生。

校对者简介

 

 

 

孙颜棋,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3级硕士研究生。

 

 

【兰州大学中亚及周边动态编译团队】

兰州大学中亚及周边动态编译团队,依托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聚焦区域与国别时政动态和学术前沿,通过编译、分析与传播,促进人才培养,强化学科交叉,推动中亚及周边区域国别学的深度发展。

本文编译仅供学术参考,文中观点不代表发布机构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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