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楠编译
Rajesh Basrur and Sumitha Narayanan Kutty,“Modi’s India and Japan: Nested Strategic Partnerships’’,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59,No.1,2022, pp.67–89.
一、研究问题
印度的外交战略是由对战略自主权的总体偏好以及维护安全、经济发展和提升地位三大优先事项驱动的。在印度的安全、经济与地位三个方面的战略中，日本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作者表明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达摩达尔达斯·莫迪（Narendra Damodardas Modi）如何像他的前任一样，试图通过一系列嵌套的战略伙伴关系来建立印日关系：双边（印度-日本）、三边（印度-日本-美国）和四边（印度-日本-美国-澳大利亚）。
二、分析框架
本文的分析框架借鉴了亚历山大·科罗廖夫（Alexander Korolev）关于中俄关系的研究，该研究系统分析了中俄合作的军事和非军事方面，将每个方面的合作划分为“早期”（early）、“中等”（moderate）和“高级”（advanced）三种合作类别。作者调整了这一框架，将其用于印日关系的研究，并将这些类别分别应用于三个嵌套战略伙伴关系的每个组成部分。在每个类别中，作者具体考察了莫迪日本政策达到的程度，分析该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表现出了变化或连续性，以及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三、主要内容
战略伙伴关系是后冷战时代的一种独特现象，为印度等国家提供了多种优势。首先，战略伙伴关系比联盟关系赋予了国家更大的政策自主权。第二，战略伙伴关系通过武器转让、共享军事后勤以及军事演习等加强了国家的军事安全。第三，战略伙伴关系通常与通过贸易和投资获得的经济收益有关。第四，处于战略伙伴关系中的国家可以通过获得军事力量象征、与其他大国的密切联系，有时甚至与主导性全球价值观的联系，促进获得更高地位的前景。
（一）印-日双边战略伙伴关系
印度与日本的“特殊战略和全球伙伴关系”（special strategic and global partnership）是后冷战时代印度大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驱动因素在于双方的经济互补性，以及对中国崛起以及在周边地区扩张的共同担忧。
1、制度建设方面
随着苏联解体和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国际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印度推动了一项经济自由化议程。印度时任总理拉奥（P.V. Narasimha Rao）及财政部长辛格（Manmohan Singh）希望与日本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并于1991年寻求日本的经济援助。1993年，拉奥宣布了“东向政策”（Look East Policy），促使印日双边关系进入了机构合作的早期阶段。2000年，日本首相森喜朗（Yoshiro Mori）对印度进行了历史性访问，并提出了“全球伙伴关系”构想。2006年，安倍晋三（Shinzo Abe）和辛格将其升级为“全球战略伙伴关系”。2014年，莫迪和安倍晋三将两国关系进一步升级为“特殊战略和全球伙伴关系”，印度视两国关系为“印度东向政策的基石”。此后，随着双方正式和定期的磋商，印日两国的机构合作进入了中等阶段。在莫迪政府的努力下，日本于2016年成为第一个与印度就外交部和国防部之间的会谈发起正式“2+2”安排的国家。2019年，这一会谈安排被提升到了部长级，印日双边议程从伙伴关系内具有共同意义的问题扩大到了包括具有区域和全球影响的问题。随后，制度化的安排进一步扩大到了年度国防部长对话、国家安全顾问对话、国防政策对话和网络问题磋商以及与东盟的相关合作。
2、安全合作方面
印度和日本的早期安全合作包括初步协议，如2008年签署的安全合作联合声明。印日军事关系很快从早期阶段发展起来，并通过武器转让初步进入了中等合作的领域，双方在军事技术和联合军事演习方面都有合作。在莫迪政府的努力下，印日军事合作进展到了有节制的结盟程度，超越了最初安全协议中提出的倡议。
3、经济关系方面
在冷战期间，因为印度主要依靠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所以印度对日本的经济吸引力始终有限，印日双边经济关系一直不温不火。1991年印度开始走向经济自由化，印日经济合作逐渐从早期阶段进入到中等阶段。2011年2月，印日两国签署《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EPA），协议减免了90%的商品贸易关税。至2019年，日本成为印度的第12大贸易伙伴和第4大投资国。在莫迪的任期内，通过日本对印度的持续投资以及在印太地区第三国协调战略项目，双方合作进一步推进。然而，由于印度无法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从而实现经济合作的多元化，印日双边贸易的整体增长仍然有限。
4、国际地位方面
印度与日本的战略结盟赋予了印度一定程度的威望和地位。两国在人道主义和灾难应对（HADR）、维护航行自由，以及加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方面存在共同利益。所以，通过《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军事演习，以及帮助获得俱乐部成员资格，两国在提升国际地位方面的伙伴关系已经发展到中等阶段。例如，日本通过直接联系（作为一个重要的地区大国）和支持印度进入有地位“俱乐部”及相关机构，帮助提高印度的国际地位。双方的联合军演也赋予了印度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形象。日本表达对印度立场的支持以及它们双边政策的协调，也有助于提升印度在非物质方面的地位。双方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恐怖主义、空间和网络安全以及环境保护等全球问题上密切合作，这些努力有助于实现双方都致力于实现的特定地位目标，即在改革后的联合国安理会中获得常任理事国席位。总而言之，在辛格执政期间，印日两国关系进入了为提高地位而合作的中等阶段，而在莫迪执政期间两国关系则出现了进一步重大进展。
综上所述，在莫迪执政时期，印日双边关系在各个方面都实现了稳步前进，这尤其表现在安全和经济领域。莫迪治下的印度之所以急剧靠向日本，一方面受到国际体系因素的推动，一方面也受到美国这个双方共同盟友的牵引和助推，当然更受到印度与中国因边界危机关系急剧恶化的影响。此外，也与莫迪与安倍个人层面的友好关系有关。换言之，莫迪投入了相当多的政治资本来发展与日本的双边关系，并试图将这种关系由双边扩大和推进到三边和四边之中。
（二）印度-日本-美国三边伙伴关系
三边合作关系已经变得无处不在，原因有很多，如更大的多边框架的无效性、从能力提升中获得的好处，以及旧联盟模式的衰弱所引发的对冲等。在这种背景下，印度-日本-美国三边合作关系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1、制度建设方面
印-日-美三边合作框架始于辛格任期。2006年，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与印度工业联合会、日本国际事务研究所在华盛顿发起对话。2011年，印日美三方举行了第一次正式的政府官方层面的三边对话。2015年，美国主导并发起了印-日-美三边关系的正式进程。2014年莫迪上台后，制定了一个更具组织性的安排，并从2015年9月开始进行三国部长级对话，对话逐步纳入了战略对话、军事演习、防扩散、反恐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议程。莫迪、安倍与特朗普分别于2018、2019年举行了两次峰会。显然，三角伙伴关系在莫迪的领导下得到了巩固，并从早期阶段进入了中等阶段。
2、安全合作方面
印度近来试图通过“隐蔽性平衡”（evasive balancing），希望在不激怒中国的情况下制衡中国。对印度而言，虽然可以借助美国的权力对中国实施硬制衡，但它与日本和美国的三边关系有助于建立一个权力网络，以此来促使中国保持克制，同时通过推进政治和经济合作，从而为缓和与中国的关系留有余地。印度此举的主要原因在于，它试图通过避免与美国过于紧密的战略捆绑从而维持自己的战略自主。在辛格担任总理期间，建立三边安全网络的初步举措始于2004年海军合作协助（与澳大利亚一起）受海啸袭击的国家。在莫迪领导下，三国的海上联合演习现在包括反水雷行动和联合航母打击群行动。2018年，三国空军举行了首次联合演习。由此可见，印日美三边安全合作在莫迪的领导下得到了加强，但总体来看仍处于中等水平。
3、经济关系方面
印日美三个国家在彼此之间看到了市场机会，其中，印度是美日两国的潜在生产基地。莫迪继续坚持辛格的政经分离政策，为了减少对中国的贸易依赖，他与日本和美国一起寻求建立一个替代的贸易和投资网络。印日美三边基础设施合作旨在与中国竞争，并为提高地区经济能力建立替代方案。通过这些经济活动，莫迪帮助建立了印日美关系，但三边经济合作水平并未超出中等阶段。因为印度既没有削减与中国的贸易，也没有迅速扩大与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合作；同时还强调印度的自力更生，因而避免签署多边自由贸易协定。
4、国际地位方面
印度将自己定位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通过低调（非军事）行动帮助维护国际秩序。比如，印日美三国作为核心的小组成员，合作应对2014年亚洲海啸，三国还与东盟成员国一起参加了2013年的人道主义援助、灾难响应和军事医学演习（HADR & MM EX）。此外，印日美三国还共同推动了“自由开放的印太”（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FOIP）和自由、民主和法治等基本价值观的中心地位。这些行动是印度为寻求国际地位而采取的内在行动，它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一个“领先”的大国和一个“网络安全提供者”。那么，与他的前任相比，莫迪是否通过三边框架为印度的国际形象做出了独特的贡献？2009年开展的一项对亚洲精英意见的调查显示，印度获得了相当大的尊重，80%的受访者欢迎印度在“东亚共同体”中的作用。
（三）美-日-印-澳四边机制
早在莫迪上台之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2007年发起了印度-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四方安全对话（Quad），这四个国家继续深化双边和三边互动，使四国复兴的前景保持活力。
1、制度建设方面
2017年11月，莫迪担任总理时，美-日-印-澳四边组织获得了新生，四国代表齐聚马尼拉东亚峰会，讨论“印太地区共同关心的问题”，核心议题是中国在领土与海洋争端中的强硬立场。2020年10月，美-日-印-澳四方组织召开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彼时正值疫情爆发及中印军事对峙，该组织决定每年举行一次会议，从而将四方互动提升到中等水平。鉴于四方合作的基础是灾害政策协调，四国于是将关于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对话扩大到越南、韩国和新西兰等国，实际上创建了一个非官方的“四方加”（Quad Plus）。在莫迪的第二个任期内，“四方加”及其他类似机制的出现显然将进一步提升了美日印澳四国的互动与合作水平。
2、安全合作方面
美日印澳四国成员的声明揭示了四国的军事合作水平仍处于早期阶段，虽然声明中经常提到反恐、防扩散和海上及网络安全方面的合作，但始终未提及合作的细节。此外，这四个国家在中国问题上保持不同的立场，美国在其2020年报告中明确提到了中国共产党，而其他三个国家则避免此类做法。由此可见，该集团内部的军事合作仍处于早期阶段，进入中等军事合作水平的可能性仍然很低。进一步讲，四国想要将军事合作发展到高级水平，则更是一个遥远的前景。
3、经济关系方面
美日印澳四方成员具有共同的经济需求，但四边关系中最薄弱的环节是印度和澳大利亚的伙伴关系。因此，两国一直在努力弥补差距，并探索进一步发展经济关系的机会。比如2018年发布的《澳大利亚对印经济战略2035》是将印度纳入“澳大利亚战略伙伴关系的核心圈子”的重要一步，并为印度设定了成为澳大利亚三大出口市场之一以及澳大利亚在亚洲第三大对外投资目的地的目标。但总的来看，四国的经济合作水平仍处于早期阶段，尤其是，四国关于创建替代性融资机制或重组供应链的倡议还处于初步讨论阶段。
4、国际地位方面
自2017年以来，美日印澳四国通过定期磋商建立了一个机构网络。对印度来说，由于有一个大国（美国）和两个强大的中等国家（澳大利亚、日本）的组合，其关联价值非常高。虽然是基于非正式的成员资格，但这种安排为印度提供了更大程度的声望和地位。换言之，美日印澳四方组织具有大国俱乐部的特征，印度作为该俱乐部中的一员，自然彰显着其国际地位的提升。但由于该组织制度化程度有限，且存在内部矛盾与问题，所以在可预见的将来，四国在国际地位方面的合作将仍处于早期阶段。
四、结论
本文研究了印度的对日政策，旨在判断莫迪给印日战略伙伴关系所带来的变化程度。印度与日本处于一种嵌套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双边、三边（与美国）和四边（加上澳大利亚）。总体来看，在印度和日本战略伙伴关系的12个组成领域中，有6个领域发生了变化，6个领域保持了连续性（如表1所示），这表明莫迪对印日战略伙伴关系带来的变化程度不大。就类别而言，变化相当平均：制度化方面的两个、安全方面的一个、经济方面的一个和地位方面的两个。
那么，是什么因素驱动了上述变化？显然，系统性因素占主导地位，主要表现为中国的威胁和美国的主动回应。与此同时，变化程度之所以有限，其主要的制约因素则是莫迪（像他的前任一样）优先考虑印度的战略自主权，这阻碍了印度与各国的制度、安全及经济方面的合作，而这三者又共同限制了印度国际地位的提高。这意味着，印度不太可能在与日本的三个伙伴关系中的任何一个中建立更强大和更具约束力的关系，但可能维持和推动这三个伙伴关系的逐步升温。
上述发现有三个影响。首先，莫迪在塑造印度外交政策方面的个人魅力和变革性作用被夸大了。其次，本文采用的分析框架可以适用于更广泛的印度战略伙伴关系，包括双边和多边伙伴关系，尤其是印度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最后，该框架同样可适用于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甚至可以更广泛地适用于所有嵌套或不嵌套的各种战略伙伴关系。
表1莫迪领导下的变化/连续性分类
编译者简介
江楠，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2级研究生，本科就读于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校对者简介
陈明霞，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本科和硕士分别就读于兰州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专业。
有恒·欧亚学术团队
为了解学术前沿，开阔学术视野，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以研究生“笃研”读书会为依托，组建“有恒·欧亚学术编译团队”。团队主要负责编译俄罗斯、中亚、南亚和高加索等国别与区域研究相关的外文文献，包括学术期刊论文、书评、地区热点及重大事件的相关时评等。自组建以来，编译团队已推出170余期编译作品。现有编译人员30多名，主体为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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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江楠
校对：陈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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