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评书系列之八十二】《普京、普京主义与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国内决定因素》

日期: 2021-02-04 来源: 互联网 点击: ...
   

普京、普京主义与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国内决定因素

董一兵  编译

【文献来源】Michael Mcfaul, “Putin, Putinism, and the Domestic Determinants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5, No.2, 2020, pp.95-139.

一、研究问题

   随着冷战结束,叶利钦政府选择融入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苏联与美国的意识形态之争似乎已经远去。但是在普京执政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逐渐发生变化,尤其是2014年俄罗斯选择“吞并”克里米亚以及干涉乌克兰东部地区后,“新冷战”说法甚嚣尘上。为此,学术界在俄罗斯与美国关系变化的原因方面主要形成了两种看法:一是以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为代表,这类观点认为叶利钦时期俄罗斯选择亲近西方,主要是由于俄罗斯自身“虚弱”,双方关系变化的根本动力是国际体系下的结构因素。几千年来,大国崛起、衰落和冲突不断。从这个角度看,目前俄罗斯和美国或者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冲突在意料之中;二是以斯蒂芬·考特金(Stephen Kotkin)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俄罗斯历史文化带有侵略性,现在的俄罗斯与之前的苏联乃至沙俄具有内在一致性。其中,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时期只是例外,如今俄罗斯重回历史平衡的道路上。

   不过,文章认为俄罗斯对外行为并不总是像现实主义所预测的那样陷入历史循环中无法自拔。在现实政治中,俄罗斯领导者往往有一个可供选择的理念清单(menu of ideas),而现实主义理念只是其中一种。俄罗斯外交政策还受到国际因素、国内制度、官僚政治和决策者个体等因素的影响。普京政府选择一种自由且保守的民族主义以界定俄罗斯国家利益,导致俄美关系发生急剧变化,而主导普京政府对外行为的核心理念是普京主义(Putinism)。在全面理解俄罗斯国内和决策者层面影响因素(领导人、思想、制度)的基础上,可以对俄罗斯外交政策做出全面的解释。

二、普京与普京主义

   俄罗斯2014年干涉乌克兰、2015年介入叙利亚冲突和2016年影响美国总统大选等,反映了普京主义成为影响俄罗斯对外行为的主要因素。

   首先,文章第一部分构建了分析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框架。基于传统分析视角将权力因素作为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主要因素,俄罗斯仍是一个大国。尽管俄罗斯既不是最强大的国家,也不是最突出的新兴国家,但它仍在当今世界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凭借军事、经济、网络和观念等方面的能力,对其边界之外的事务施加影响,而大多数国家不具备这种能力。

   其次是俄罗斯决策者及其理念。由于权力与权力平衡变化缓慢,权力变化和国家行为变化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往往难以观测。因此,将决策者及其观念引入分析中是有必要的。在可量化数据(quantifiable data)缺乏的情形之下,“过程追踪”(tracing progress)和“反事实推理”(counterfactual reasoning)的应用也是必要的,但最合适的方法是“比较案例研究”(compare case studies)。普京本人并不是一个理论家,作为克格勃(KGB)成员,普京年轻时更持维护现状的思想。正是因为缺乏理论功底,成为总统后,普京并没有一种清晰的治理思想。随着实践的推进,普京开始强化政府权威、弱化地方权力和政党以及非政府组织的权力。在经济事务上,重新洗牌俄罗斯国内寡头经济格局,安排亲克格勃者和圣彼得堡圈来介入国有企业,越来越多地指责国内外的意识形态敌人。在对外政策上,普京对美国始终怀有某种程度的疑虑,尽管在9·11事件之后普京表现出对美国的支持,但随着美国入侵伊拉克,俄罗斯和美国产生了新的裂痕。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颜色革命”发生标志着普京对美国的看法发生了重要转变,捍卫国家主权成为普京主义的核心理念。文章认为,这一切实践都表明普京本人理念的内核是非自由保守主义(illiberal conservativism)。普京主义获得了如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 (Viktor Orban)和法国“国民阵线”领导人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等的支持。普京理念是不断发展的,在早期只是通过“主权民主”(sovereign democracy)来抵御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现在则变得更为主动输出其“主权民主”思想,正如其智囊弗拉迪斯拉夫·苏尔科夫(Vladislav Surkov)所言,这是一种未来的意识形态。

   最后,俄罗斯政治体制成为普京主义的赋能器。俄罗斯从叶利钦时期到普京时期政治权力的调整应该被视为是普京及其理念的践行结果,而非完全独立发展的因素。普京早期受到国内商业团体的影响,但随着政治权力不断调整,之前亲西方的个体和利益团体逐渐被边缘化,俄罗斯政治权力比以往更为集中,更易于普京主义的实施,普京在俄罗斯外交政策上的影响力更加显著。

三、案例分析

   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期间,亲西方的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当选总统,而与普京主义相契合的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暂时失利。为此,普京积极为亚努科维奇造势,并使其在2010年选举中获胜。随着乌克兰转向俄罗斯,普京推出自己的“欧亚经济联盟”计划(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EU),导致乌克兰暂时搁置与欧盟的协定。这引起了乌克兰国内部分群体的不满,直接导致2014年乌克兰危机发生。这一危机使乌克兰议会与亚努科维奇之间的矛盾升级,乌克兰重新举行选举,亲西方的新总统波罗申科(Petro Poroshenko)上台,这直接引发普京作出“吞并”克里米亚和介入乌克兰东部的行动。普京选择“吞并”克里米亚,并非理性计算的结果,而是意识形态上的敌对。普京的行为导致俄罗斯受到西方经济制裁,国内GDP下降大约2%。此外,北约军费上涨,在2014年威尔士北约峰会上,北约宣称每一个成员国的军费将上涨到本国GDP的2%的比例。在2016年华沙峰会上,北约宣称将在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部署军队。普京介入乌克兰危机并没有促进俄罗斯的安全、经济和政治利益。不过,普京认为他是在推进自己的意识形态议程,对抗乌克兰和西方的意识形态敌人,所以他愿意冒很大的风险。

   如2004年的“橙色革命”一样,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也让普京不安,在这些抗议活动背后,普京再次看到了美 国的邪恶。叙利亚危机爆发后,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Kofi Annan)开展的调停使俄美双方在日内瓦达成共识,但双方对共识的解读各说各话,争论的关键在于阿萨德(Bashar Assad)何去何从。特朗普上台后,美军开始撤出叙利亚,俄罗斯和土耳其在中东的影响力拓展。普京选择介入叙利亚在俄罗斯国内并没有多少政治支持,且并非基于港口基地或者资源考虑。恰恰相反,他是以个人意识形态来给予盟友支持。文章认为,在这一问题上,梅德韦杰夫(Dmitry Anatolyevich Medvedev)与普京观点不同,正是普京对于美国推进所谓民主化事业的反感以及对阿萨德政权的亲近推动其作出了干涉的决策。

   普京2016年干预美国大选。其实早在2011年俄罗斯杜马选举中,受西方赞助的著名非政府组织“独立选举委员会(Golos)”就指责俄杜马选举存在营私舞弊的现象,普京对此十分反感,并在2012年通过了《非政府组织法》修正案,把接受外国资助并从事政治活动的俄罗斯非政府组织认定为“外国代理人”。为此,普京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选择“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策略。根据美国“穆勒报告”(Mueller Report),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普京对希拉里·克林顿进行了报复,普京通过其所属的“格勒乌组织(GRU)”搜集民主党及希拉里个人邮件,并将这些邮件内容通过维基解密的方式曝光,这直接影响了2016年美国大选结果。文章认为,普京支持特朗普,是因为双方在非民主价值体系上具有共性,而希拉里则与特朗普相反。不过,由于美国总统选举的案例在技术上追溯更不具可操作性,因为即便将普京与希拉里联系在一起,也未必能与特朗普胜利当选衔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闭合环。但是,普京基于价值观的考虑很可能有自己一套不同于寻常的成本评估方法。

   普京和普京主义在俄罗斯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可以归结为四点:一,普京及其理念对俄罗斯对外政策有独立的影响;二,普京及其理念迫使俄罗斯对外行为寻求理念上的盟友及敌人;三,普京主义影响下的俄罗斯将靠近非自由价值观的领导者和政治运动;四,作为最大的自由国家,美国与俄罗斯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较高。至于如何改善美俄关系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俄罗斯继任领导者变得更民主,要么美国领导者变得更非民主。

四、结论

   尽管单个国家的权力和国际体系当中的均势对于国家对外行为仍然具有重要的解释力,但是这种解释并不能涵盖所有国际政治现象。为此,个人、理念和机制因素应该被容纳进来以更好地理解一些特殊的国际政治现象。对于俄罗斯近年来的干预现象就是这样一种反常现象,普京个人角色、普京主义以及很大程度上由他所塑造的俄罗斯政治体制对俄罗斯对外政策发挥了独特的影响。当然普京主义并不能解释所有俄罗斯对外行为,除了意识形态动机之外,俄罗斯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也都是俄对外行为的逻辑出发点,这些因素互相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俄罗斯对外行为的动机,但是对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军事干预叙利亚、干涉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等高风险的行动,或许从普京、普京主义和俄罗斯政治制度层面可以予以合理理解。

编译者简介

   董一兵,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大外交智库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本科就读于长治学院思想政治教学研究部,期间获得一次三等学业奖学金。硕士就读于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专业为国际政治,在读期间连续三年获得学业奖学金;在《江南社会学院学报》发表学术文章一篇;参加在南开大学举办的第十届国际政治经济学会议。

校对者简介

   李兴基,中共预备党员,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18级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熟练掌握法语与英语。本科就读于辽宁大学法语系,担任班级体育委员一职。曾获得辽宁大学“悦读之星”荣誉称号,单项奖学金一次。2019-2020学年担任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会副主席,筹备协调兰州大学研究生2019春季多院篮球赛,负责协调兰州大学2019年研究生秋季运动会,组织筹划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19年元旦晚会。曾获得兰州大学“优秀研究生会干部”荣誉称号;兰州大学二等、三等学业奖学金各一次;荣获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0年风雅萃英奖学金;荣获兰州大学第十三届学术年会暨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第三节学术年会征文大赛二等奖。曾参与外交部“阿富汗加入上合组织可行性分析”项目撰写。研究兴趣为;中亚国家对外政策、阿富汗问题。

有恒·欧亚学术编译团队

   为了解学术前沿,开阔学术视野,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以研究生“笃研”读书会为依托,组建“有恒·欧亚学术编译团队”。团队主要负责编译俄罗斯、中亚、南亚和高加索等国别与区域研究相关的外文文献,包括学术期刊论文、书评、地区热点及重大事件的相关时评等。自组建以来,编译团队已推出80余期编译作品。现有编译人员20多名,主体为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有恒·欧亚学术编译”实行组稿与自由投稿相结合的方式。欢迎校内外对欧亚问题感兴趣的本科生、研究生和青年学者投稿,投稿邮箱:chenkr14@lzu.edu.cn。编译作品将在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网站、微信公众平台同步刊出,一经采用并发布,即奉上微薄稿酬,以致谢意。敬请各位同仁关注、批评与指正。

   本文由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组织编译。所编译文章仅供专业学习之用,相关观点不代表发布平台,请注意甄别。本期编译得到北京海纳丝路信息科技研究院的赞助,谨致谢忱。

 

编译:董一兵

校对:李兴基

                                                         审校:陈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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