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后，东欧和中亚为何走上不同方向？
作者：巴赫季约尔•阿里姆贾诺夫
编译：刘若玮
【原标题】中亚国家为何能从加入欧亚经济联盟中受益？
苏联解体后，曾经的加盟共和国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开始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结构也随之开始发生变化。如果说东欧许多国家当时正急于融入欧洲，那么俄罗斯的南部邻国则一直与之保持更紧密的关系。
在中亚五国中，有两个已经是欧亚经济联盟的正式成员，而乌兹别克斯坦也在今年4月底成为该组织的观察员国。此外，一体化进程也遵循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上合组织的方针。
东欧和中亚独立国家的形成道路为何如此不同，为何要吸引中亚国家加入欧亚一体化？过去30年，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历史发展轨迹发生变化，各国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一些东欧国家拒绝莫斯科的守护，赌上自己的发展，90年代梦想破灭将它们推向欧盟的怀抱。
中亚也有类似过程，但是走向另一个方向，即欧亚经济联盟。东欧国家与中亚国家有一个重要的区分特征。前者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梦想像西方一样生活，拥有同样繁荣的经济。而中亚国家，特别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没有明确的“梦想”，或明确的意识形态。它们的梦想带有新封建色彩，反对西方的生活方式，而父权和保守主义是其生活方式的基础。
尽管中亚国家在苏联时代实现了现代化，但当地传统和制度的复兴却催生出一种奇怪的混合后殖民主义。同时，过去30年里，与东欧一样，一种独特的民族主义、混合专制主义和文化复兴在中亚蓬勃发展。另一个当前把它们团结在一起的重要特征是：这些国家从来没有实现过自己的梦想。在经济上、文化上、意识形态上，它们仍处于历史的边缘，并被赋予后发国家和不断现代化的角色。
外围化和文化依赖
中亚和东欧在一些方面是相似的。第一个在历史上拉近二者距离的方面就是外围化。中亚（苏联中亚和哈萨克斯坦）被认为是苏联的经济外围，好比东欧是西方的外围。中亚和东欧国家是在20世纪初经过大动荡后形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加强了这些地区的外围化。东欧的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中亚苏维埃共和国几乎同时获得政治独立。但与此同时，政治主权并没有使它们走向中心，反而加强了其外围化。
第二个方面是民族主义，具体表现为中和或拒绝文化上对大国的依赖。在20世纪，中亚和东欧在文化上高度依赖 “宗主国”。虽然从形式上看，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的君主制都不复存在，但这些地区的居民却经受了表现为民族主义的后殖民主义综合症。在上世纪70-80年代的中亚，民族主义在语言和文化领域得到体现，而在东欧，知识分子更多主张政治独立，梦想资本主义。正是不同形式的民族主义造成了20世纪80年代奇怪的革命局面，而在90年代失去地区认同后，民族主义使这些国家的经济陷入停滞。为了恢复地区认同，政治领袖试图建立超国家的区域组织。
1993年，中亚五国首脑会议上决定的“中亚”概念和1991年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就是这样出现的。“中亚”无法解决本地区的燃眉之急，而“维谢格拉德集团”则维护本地区在欧盟的利益。作为一个政治咨询机构，“中亚”或许很快也会在欧亚经济联盟中履行类似职能。
政治史的相似性
在对80年代的中亚国家历史进行概述之前，可与东欧政治史进行一些比较。
当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被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托尔多•日夫科夫、亚诺什•卡达尔）长期统治。苏联中亚地区也有类似情况：在哈萨克斯坦有丁穆哈梅德•库纳耶夫，在乌兹别克斯坦有沙拉夫•拉希多夫。有趣的是，这里的政治清洗和经济复苏要比东欧国家开始得更早。“拉希多夫腐败”和“棉花案“揭露了地方政治制度的惰性。虽然此处不宜与齐奥塞斯库或日夫科夫相提并论，但在地方书记长期盛行的人格崇拜之后，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危机。改革只是加速了这些进程，即对勃列日涅夫追随者行为的批判，以及中亚现实中的新意识形态——“以新方式生活，以新方式思考”，导致了其他结果。
在东欧，勃列日涅夫的心腹并没有立即被撤职：不得不进行一场非常艰难的斗争。东欧对勃列日涅夫理论的放弃，政治元老的更替，“天鹅绒革命”的胜利，都是苏联在中亚周边地区内部政策的结果。只是与东欧相反，莫斯科在中亚地区随意更换领导人，不允许该地区发生任何“颜色革命”，在新现实中保留了政党由上级任命干部的权力。
1989年东欧剧变是给中亚当地精英的一个信号。他们害怕失去权力，于是对权力的追逐愈演愈烈。同年，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年轻的领导人（纳扎尔巴耶夫和卡里莫夫）上台，试图与民族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竞争。因此，苏联中亚地区发生相反的革命：“用新方式思考”的旧党派和旧干部仍然在执政。权力没有被削弱，知识分子被控制，反对派在肉体和精神上被摧毁，知识分子的移民增加。这种情况使人想起90年代的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前国家安全局成员在罗马尼亚掌握实权，50多万专家离开了匈牙利。与罗马尼亚不同的是，前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保加利亚发生过清洗。几乎所有的东欧国家都经历了非共产化和去斯大林化的过程。
相反，90年代的中亚（有时）出现了一种新的带有人情味的混合专制主义，在形式上坚持民主和市场经济的理念。
20世纪80-90年代哈萨克斯坦
以政治和文化复兴为形式的哈萨克民族主义始于80年代讲俄语的哈萨克知识分子。1986年12月，在根纳季•科尔宾被任命为第一书记后，出现了公开的不满，引起阿拉木图动乱。这是哈萨克斯坦与莫斯科决定的第一次公开异议。
随后，“十二月事件”在哈萨克斯坦史学和历史政治中获得了神圣地位。改革成为承认当地知识分子、哈萨克语言和文化的催化剂。但它并没有更进一步。纳扎尔巴耶夫1989年上台，预示着民主新时代的开始。有趣的是，90年代的纳扎尔巴耶夫离实现东欧梦最近：他进行了经济改革，吸引外国投资。因此可以认为，哈萨克斯坦精英阶层积极利用东欧经验，才实现了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奇迹，虽然后来纳扎尔巴耶夫放弃了90年代的许多原则。但可以说，加入欧亚经济联盟也是哈萨克斯坦根据东欧经验对经济和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案。
20世纪80-90年代吉尔吉斯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尤其是北部地区）是俄罗斯化和文化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民族复兴始于文学（艾特马托夫小说主人公曼库尔特式的人物）。钦吉斯•艾特马托夫成为民族复兴的领袖，但他并没有像哈维尔（捷克剧作家、首位民选总统）一样，成为主权吉尔吉斯斯坦的总统。
1991年，阿卡耶夫院士出任总统。这让人想起1996年担任罗马尼亚总统的埃米尔•康斯坦丁内斯库教授，但他并未做出任何改变，用他的话说，自己“被制度打败了”。吉尔吉斯斯坦与东欧各共和国不同，对待苏联过去持相当好的态度，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实现非苏维埃化，并在颜色革命后最终回到了欧亚经济联盟。
20世纪80-90年代塔吉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在80年代与其他中亚共和国一样，也发生了类似事件（民族复兴、“拉斯托赫兹”）。1992年开始的内战让人联想到南斯拉夫的解体，即民族精英战争。但塔吉克斯坦最终保留了其领土完整。与东欧国家不同，塔吉克斯坦没有发生权力更迭，尽管在表面上存在各种政党——从伊斯兰党（前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到共产党。此外，塔吉克斯坦对苏联的过去也持冷静态度。
20世纪80-90年代土库曼斯坦
土库曼斯坦的民族主义薄弱。1991年，萨帕尔穆拉特•尼亚佐夫成为总统，他与苏联第一书记没有什么不同。土库曼斯坦难以与东欧各共和国相比。它拥有广阔的领土和巨大的天然气储量，遵循自己与世隔绝的梦想。土库曼斯坦是宗族主义、专制主义和新封建主义的生动示范，苏维埃政府和东欧民主派曾正式与之抗争。
20世纪80-90年代乌兹别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同样在80年代发起民族复兴运动（Birlik和Erk）。伊斯兰•卡里莫夫1989年上台后，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局面：老共产党人和知识分子的权力斗争开始序幕。但胜利仍然属于卡里莫夫，萨利赫•马达米诺夫没能成为乌兹别克斯坦的哈维尔。90年代，卡里莫夫用波兰和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后果恐吓民众，用这种方法加剧了国内的混合专制主义。
90年代初，乌兹别克斯坦想成为一个面向西方的现代国家，结果却成了混合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堡垒。精英们在伊斯兰主义者和知识分子之间周旋。90年代末，知识分子移民，伊斯兰教徒转入地下。乌兹别克斯坦向市场经济部分开放，出现光辉未来的意识形态和对民主的模仿。改革开启了乌兹别克斯坦融入欧亚经济联盟的前景。
结 论
20世纪80-90年代的中亚国家有一场“反向革命”：说的是一回事，得到的却是相反的结果。而东欧国家得到了一些西方的生活方式、言论自由。当然，这两个地区的经济都出现崩溃，人口向西方的外流增加（比如波兰、匈牙利、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亚的目标就没有脱离苏联，而东欧人积极靠近西方。中亚现代化还未完成，东欧就已开始下一个阶段：福利国家。中亚精英阶层没有东欧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那样清晰的梦想和计划。东欧在2000年成为欧盟的一部分。这个过程可以说是现代化的终结和新世界外围的建立。欧亚经济联盟将使中亚重回世界外围，并为进一步现代化提供机会。
（本文转载自“丝路新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