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6日凌晨，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支持者占领了位于首都比什凯克、集总统府和议会办公地点为一体的政府大楼“白宫”。吉尔吉斯斯坦卫生部称，首都比什凯克爆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造成1人死亡，590人受伤，其中有13人伤势严重。在本次动乱中，之前因腐败而被判处监禁的前总统阿坦巴耶夫被释放，而本次动乱的领导者之一正是阿坦巴耶夫的儿子卡迪尔。
美国的骚乱尚未完全消退，法国“黄马甲”卷土重来，白俄罗斯、泰国等地的抗议正值高潮，吉尔吉斯斯坦这个中亚小国又因爆发新的政治抗议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为何频繁出现抗争政治成了中亚“民主岛”——吉尔吉斯斯坦——的标签？吉尔吉斯斯坦的抗争政治有什么独特性？吉尔吉斯斯坦本次抗议活动的演变趋势如何？
一、吉尔吉斯斯坦“革命”的基本特征
作为一个独立不到三十年的中亚小国，吉尔吉斯斯坦常常因政局不稳吸引国际注意。回顾过去可以发现，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来的抗争政治主要呈现两个基本特点，而这两个基本特定，意味着吉尔吉斯斯坦的“革命”具有重要的本土化特色。
首先，吉尔吉斯斯坦的抗争政治难以被严格归类于某个抗争浪潮之中。一般人们习惯于将该国2005年的“郁金香革命”纳入本世纪初后苏联空间国家“颜色革命”浪潮之中，但事实上“郁金香革命”与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乌克兰“橙色革命”存在巨大的差异：如非政府组织（西方语境下的公民社会）作用有限、没有体现“反俄”倾向、没有明显的方向性（即不存在加入欧洲的诉求）、暴力化、宗教势力插手等。
2010年“二次革命”中抗议去中心化和暴力化更加明显，国家处于内战边缘并于当年6月引发了吉尔吉斯族与乌兹别克族的族群冲突。“二次革命”与其后发生于中东北非的“阿拉伯之春”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二次革命”并不是“阿拉伯之春”的一部分。吉尔吉斯斯坦的抗争政治与这些所谓的“浪潮”都存在异同的事实可以看出，该国抗争政治的独特性很强。
其次，本土性也体现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抗议活动难以扩散。“郁金香革命”后，人们开始关注“颜色革命”在中亚各国发生的可能性，但事实证明，多年来“颜色革命”并未中亚遍地开花。
基于上述两个基本特征可以发现，相比于大国博弈的视角，关注吉尔吉斯斯坦自身的发展轨迹和政治特点，是把握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变化的主要路径。
二、吉尔吉斯斯坦频繁发生“革命”的主要原因
需要明确，吉尔吉斯斯坦此前爆发的两次“革命”，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因为它们并未带来政治、社会、经济等领域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换言之，吉尔吉斯斯坦的“革命”具有更多的“政变”特征，至多可称之为抗争政治。而吉尔吉斯斯坦“革命”之所以频繁出现，主要可以从政治体制与动员能力两方面进行观察。
在政治体制方面，首先，吉尔吉斯斯坦的政体建设容易受到权力分配格局变动的影响。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体制在经过两次“革命”后，从“强总统，弱议会，小政府”转变为议会共和制。然而，议会共和制并不稳定，而是随着不同时段总统和总理权势的消长发生变化。时至今日，尽管吉尔吉斯斯坦是名义上的议会制共和国，但总统仍手握大权（这与成熟的议会制共和国如德国、以色列明显不同）。然而，热恩别科夫与阿坦巴耶夫之间存在复杂的利害关系。尽管热恩别科夫曾是阿坦巴耶夫亲自推荐并一手提拔的接班人，但热恩别科夫当选统后，由于担心阿坦巴耶夫的影响力威胁到自身地位，曾于2019年8月8日通过强力方式逮捕了阿坦巴耶夫。吉政坛精英之间的权力斗争，已经且仍将继续影响吉的政局稳定。
其次，吉尔吉斯斯坦的政局发展受到地域政治的显著影响。吉多年来始终没能从制度层面设计出有效保障南北双方政治势力稳定推进权力交接的制度，由此导致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权更迭体现出来南北精英通过非正常手段实现权力交接的特征。如阿卡耶夫、巴基耶夫、阿坦巴耶夫、热恩别科夫分别代表北、南、北、南部政治势力，只有“二次革命”后的临时总统奥通巴耶娃没有体现明确的地域政治属性（她出身南方，但常年留洋，并且曾经带领过代表北方力量的团体，因此她的地域属性不明显，而奥通巴耶娃临时政府时期则是吉尔吉斯斯坦少有的取得明显民主进步的时期）。
再次，吉尔吉斯斯坦始终未能在制度上上有效缓解权力频繁变更和地域政治对国家构建产生的影响，导致吉的腐败问题往往成为滋生抗争政治的重要导火索，无论这种由头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由于吉此前“革命”具有浓郁的精英之间重新分配权力的色彩，故这些“革命”没有也不能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家族政治。如阿卡耶夫因安排其女政治生涯被民众抛弃，巴基耶夫试图让儿子继承的意图则点燃了抗议者的怒火，而在本次动乱中，前总统阿坦巴耶夫的儿子卡迪尔则是占领“白宫”的重要领导者。这三位总统先后遭遇抗议运动，部分原因在于存在家族性腐败而遭到民众反对。然而，新上台的领导人同样难以摆摊任人唯亲的弊病，从而前赴后继地走上遭遇民众抗议的道路。
图为刚刚获释的前总统阿坦巴耶夫。
在动员能力方面，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动员抗议民众的能力要明显强于其他中亚国家，这也是吉为何社会运动频发而其他中亚国家能有效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这主要是由其中三个因素导致：
其一，在吉尔吉斯斯坦，部族是进行政治动员的重要基础。由于许多反对派人士是本部族的名人，他们在议会或总统选举中落选后可以利用部族的人际网络进行动员。由于每个人往往归属于特定的部族，因此这种动员总能动员数量不一的民众。
其二，吉尔吉斯斯坦民众的政治心理也与中亚其他国家有所不同。吉尔吉斯坦独立后，为了尽快获得西方的经济援助，首任总统阿卡耶夫致力于构建西方民主制度，通过赢得西方国家的好感而获得西方援助。这种制度遗产，在一定程度上沉淀为该国民众的政治心理，令部分吉民众认为该国具有相对于其他中亚国家民众更高的民主程度。如在此次动乱出现前几天，就有吉尔吉斯坦网友就在社交网络上发帖表示：“不要因为我们的国名里有‘斯坦’就认为我们是专制国家。”这种政治心理带来的部分后果，是吉部分民众一旦认为该国政治状况不令人满意，往往动辄通过开展抗争活动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
其三，在中亚国家中，吉尔吉斯斯坦对待外国组织的态度较为宽松，而国外资助的青年组织和学校能够动员青年人参与抗议。如本次抗议中，许多来自中亚美国大学（AUCA）的学生被动员起来，而这一大学在成立时便与美国官方背景难以剥离。当然，至于外部势力在此次吉动乱中扮演了何种角色，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跟踪研究。
图为来自中亚美国大学的示威者。
三、吉尔吉斯斯坦当前局势的走向
北京时间10月6日下午，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计划组建“人民政府”并任命新总理，而总统热恩别科夫则表示他将在短时间内恢复国内和平。如今阿坦巴耶夫已获得自由并开始会见支持者，吉尔吉斯斯坦国内事实上已出现两个权力中心。吉尔吉斯斯坦未来的走向可能存在三种结果：现总统热恩别科夫恢复秩序并继续担任总统、现总统下台并组建新政府、出现内战。
之前有传言热恩别科夫逃往南部，如果情况属实，则该国陷入内战的危险将加大（2010年巴基耶夫就曾回到南部家乡组织支持者开展内战，不过此举未遂）。不过，是否实现跨阶层动员和分队是否分裂，往往是一国社会运动转化为内战的两个重要变量。根据这两个条件来衡量，本次动乱发展迅速，更贴近“政变”而非大众抗争。迄今为止，吉抗议暂未实现跨阶层动员，故该国是否会出现内战将取决于军队的立场。另外，基于中亚的特殊反恐形势，恐怖分子是否有强大的能力和意愿趁乱挑起武装冲突，也将是影响吉政局走向的重要变量。
抗议事件发生后，总统热恩别科夫已经命令安全部队不要开枪并呼吁各党派安抚各自支持者，至于现总统的去留还将有待于进一步观察。不过，就目前来看，吉尔吉斯斯坦的动乱是一个个别案例，很难对相邻国家起到“示范效应”，难以实现“扩散”。
对于中国来说，在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激战之时，如果吉尔吉斯斯坦再出现内战，将对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产生严重负面影响，不仅冲击中国与各国之间的互利合作，而且可能危及中国在吉的人员和财产安全，严重时甚至可能对中国与相关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平稳发展构成严峻挑战。同时，在全球新冠疫情持续扩散仍未得到缓解的背景下，吉尔吉斯斯坦局势的演变值得我们做密切观察。
（作者简介：曾向红，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教授、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长期从事国际关系理论、中亚中东问题、反恐研究等方向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