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语诗 编译
【文献来源】 Иссак Л. Трагедия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держав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25. Т. 23. № 5. С. 223–234.
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其奠基性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中，系统阐述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要旨。该理论认为：大国始终无法摆脱对权力追求的冲动，必然陷入竞争性斗争与军备竞赛的困境。米尔斯海默指出，世界强国永远不会对现有权力分配格局感到满足，因而持续试图按照自身利益重塑国际秩序。
这类权力重塑往往通过强制手段实现，各国竭力追求绝对主导权乃至地区霸权。但米尔斯海默论证道，在多极体系并存的大国系统中，霸权地位本质上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就注定了国际关系将陷入永无止境的竞争博弈。此种悲剧性甚至无解的局面，在米尔斯海默看来唯有通过主权国家让渡权力组建“世界政府”才能化解，但他同时承认这种设想纯属乌托邦式的空想。
因此，正如现实主义其他学派所主张：在意图难测、失序混乱的无政府国际体系中，各国不得不通过积累权力与力量来优先保障自身安全。进攻现实主义学派最终得出结论：这种生存逻辑必然导致冲突与对抗的周期性爆发。
米尔斯海默原本为解释世界大国行为而构建的理论体系，同样适用于分析中东地区。该理论框架既能揭示地区持续冲突的根本动因，也有助于理解当前悬而未决的区域安全困境。
该理论在区域层面的具象化呈现
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悲剧性”在中东强国身上实际上表现得更为尖锐。其安全问题至少存在三个维度：国内层面、区域层面与国际层面。
首先，中东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世界主要力量持续竞争与博弈影响力的角力场。不同历史时期分别表现为殖民野心、冷战时期的代理人冲突，以及当代的经济与地缘政治竞争。大国博弈往往伴随暴力输出，因为外部势力将中东作为力量投射的试验场，借此地解决彼此争端，避免直接在本土发生军事冲突。这使得该地区安全利益时常从属于外部势力更大范围的权力斗争。
其次，为推进自身战略利益，区域及国际行为体频繁利用中东国家内部治理困境——即对现政权权力合法性的质疑。例如“阿拉伯之春”导致突尼斯、埃及政权更迭，利比亚则经历北约军事干预而改旗易帜。区域干涉在叙利亚体现得尤为明显：该国成为多国角力的代理人战争温床，其中土耳其更是公开推动推翻巴沙尔政权。也门的权力斗争不仅对中东更对全球产生重大影响，急剧升级的冲突迅速演变为代理人战争，迫使美国直接介入并将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列为打击目标。中东政权内在的脆弱性使其易受外部势力渗透，这种干预进一步恶化了区域安全困境。
第三，当代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核心特征是以色列、土耳其、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等区域强国对霸权地位的激烈角逐。各国怀揣相应野心：霸权不仅指军事绝对优势，还包括对邻国施加实质性政治经济影响，以及按照自身意愿塑造区域秩序。持续的军备竞赛既为应对各国主观认知的外部安全威胁，也是协同遏制内部统治挑战的手段。这些国家积极构建区域与国际联盟体系，以此增强影响力并在区域秩序中强化战略定位。这种动态符合“追赶超越”逻辑——在体系约束内获取战略优势。
正在形成的联盟模式看似清晰实则复杂：土耳其隶属北约阵营，伊朗与俄罗斯形成特殊盟友关系，以色列则与美国结盟。沙特阿拉伯试图在美俄间寻求战略平衡，但最终仍依靠美国核保护伞提供安全保证。进攻性现实主义逻辑驱动的激烈竞争，使中东持续处于紧张状态并埋下潜在冲突导火索。虽然对相对权力的追求等结构性因素居于核心地位，但竞争强度与表现形式更因意识形态分歧、宗教认同和历史积怨而加剧——这些因素塑造了行为体对威胁与对手意图的认知。
中东地区强国的悲剧根源在于其同时受到国内、区域和国际三重相互关联层面的影响。随着各方利益日益分化对立，冲突的致命性、暴力程度与复杂性持续升级。这种动态过程的典型案例包括：叙利亚冲突（2011-2024）、黎巴嫩内战（1975-1990）、海湾战争（1990-1991）、两伊战争（1980-1988）、也门内战（2014年至今）、巴以持续对抗以及2025年6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十二日战争”。
以色列与霸权博弈
当内部纷争被区域或国际势力夸大利用，或是国内派系寻求外部支持以夺取政权时，往往会导致长期冲突的蔓延。
以色列正是在这种复杂环境中运作的典型代表。尽管拥有中东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以色列仍面临严峻的内部挑战。自1948年建国以来，该国始终未能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也未能与阿拉伯及伊斯兰世界实现全面和平。以色列自诩为“中东唯一民主国家”，被企图摧毁它的“危险独裁政权”所包围——这些敌意并非因其被视作西方殖民工具，而是源于其犹太性与民主特质。另一方面，多个国际组织指控以色列构建了种族隔离体系。
以色列现象催生了包括武装组织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这些自称为“抵抗运动”的团体利用伊朗、卡塔尔及前叙利亚政权等国家作为依托。其目标不仅在于损害以色列利益，甚至可能寻求消灭以色列，更在于扩大自身影响力。因此，伊朗与以色列的竞争本质应被理解为争夺区域主导权的博弈，这种博弈注定没有赢家。
结构性竞争因深层的意识形态与宗教分歧而加剧，这些分歧催生了互不信任和相互存在的威胁感知。
从进攻性现实主义视角解读，以色列在2023年10月7日后的行动可视为其战略目标的重新定位：超越单纯区域安全维护，转向追求区域绝对主导权。以方试图通过彻底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这一实现霸权的主要障碍——来达成目标。由此，以色列内阁批准了占领加沙地带并建立“可持续军事存在”的计划。以色列显然将其视为重要契机：既可大幅缓解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如哈马斯与伊斯兰圣战组织等造成的国内政治压力，又能通过打击伊朗和土耳其的代理人及势力范围来削弱这些对手。
鉴于以色列在常规军备上的绝对优势、秘而不宣的核能力以及超级大国的战略支持，该国不可能容忍任何可能挑战其安全或限制其野心的现有力量格局。这意味着将消除所有被其视为安全与权力威胁的因素，包括可能摧毁伊朗的核与弹道导弹能力——正如2025年5月以色列国防部长伊斯雷尔·卡茨对德黑兰的声明所言：“代理人体系已终结，邪恶轴心已崩塌。你们需承担直接责任。我们在贝鲁特对真主党、在加沙对哈马斯、在大马士革对阿萨德、在也门对胡塞武装所做的一切，也将在德黑兰对你们重演。我们绝不容忍任何伤害以色列的行为——所有侵害者都将遭受严惩”。2025年6月13日，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
以色列巧妙利用了地区内多数国家对伊朗的敌意，以及国际关系体系的脆弱性和无政府状态——特别是唐纳德·特朗普政府入主白宫后避免与伊朗直接军事冲突、偏好谈判的政策倾向。然而内塔尼亚胡发动的对伊战争最终破坏了外交努力。
以色列选择开战是基于以下判断：伊朗经济因制裁而衰弱——这些制裁旨在：a)切断伊朗地区代理人网络的资金源；b)通过民生恶化引发国内不满，使舆论反对政府，从而增加渗透与招募内应的成功概率。这解释了为何以色列能成功实施针对伊朗高级军官、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及核计划科学家的精准行动。
换言之，以色列之所以能与伊朗这样的地区大国进行十二天战争，依靠三大关键因素：伊朗国内政治动荡、有利的地区动态以及国际体系的无序状态。然而通过特朗普强加给双方的口头停火协议，并未真正解决以色列的安全困境。
伊朗虽遭受远超过以色列的损失，却展现出惊人的韧性。此次冲突主要旨在检验伊朗的军事能力与潜力，很可能标志着两国更广泛对抗的初始阶段。中东及全球局势的发展可能导致更激烈的升级，但其形式未必会重复上一轮的直接军事对抗，也不排除通过内部政治颠覆手段瓦解伊朗政权的尝试。
战略纵深的谋取
意识形态、文化及政体类型必然影响国家行为及其与环境的互动。例如，以色列绝不容许艾哈迈德·沙拉领导的现叙利亚政府巩固权力，即便这需要实质分裂叙利亚领土。首先，以色列视沙拉政府为与恐怖组织勾结的极端主义实体；其次，在大国霸权争夺背景下更关键的是，大马士革政权正受土耳其支持——而这个与以色列直接竞争的区域强国正在扩张影响力。本质上，以色列旨在阻止形成另一个由地区竞争对手土耳其参与的反伊朗轴心。
这一战略考量解释了为何以色列持续在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尽管叙利亚临时政府多次保证不威胁邻国，甚至开展间接谈判以“降级”紧张局势。以色列通过深入叙利亚领土的空袭、占领部分区域以及对受极端组织威胁的少数族群提供支持，核心目标并非推翻沙拉政权，而是削弱土耳其代理人势力，遏制安卡拉扩张野心并瓦解其初期霸权影响。这种动态完美契合无政府国际体系中的安全困境逻辑：各国因恐惧而采取的行动被他国视为威胁，从而陷入信任崩塌与竞争升级的恶性循环。
叙利亚国内部分群体，特别是德鲁兹派与阿拉维派，正寻求免受极端组织或中央政权迫害的保护伞，这为以色列提供了潜在战略机遇。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自然推导出：通过提升战略纵深、争取毗邻地区民众，尤其是寻求庇护的脆弱少数族群的支持，可转化为显著战略优势。以色列意图塑造“叙利亚少数民族保护者”形象，可能借此建立缓冲区或扩展影响力——鉴于当前叙利亚政权的本质、历史行为及民兵派系碎片化，阿拉维派与德鲁兹派被迫寻求外部安全庇护的现实正为其创造条件。
严峻局势最终演变为针对阿拉维派沿海居民的系列针对性屠杀。作为回应，以色列以德鲁兹人保护者身份介入，而沙拉政府下属的安全部队则从该地区撤离，此前他们曾派驻武力镇压德鲁兹人。以色列同时打击了包括总参谋部大楼、国防部及总统府周边区域在内的战略军事目标。
这些事件可能推动双方开始讨论在叙利亚南部建立非军事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已明确宣称叙利亚南部将成为非军事区。
霸权之路的演进阶段
从以色列谋求自身安全（按其主观定义）及中东霸主地位的过程中，可清晰看到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实践缩影——对相对权力的绝对追求、对战略机遇的充分利用，以及对地缘博弈参与者意图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自1947年建国以来，以色列作为扩张影响力的区域强国经历了多个演进阶段：
1.国家构建与权力巩固
涵盖以色列立国、国家机构创建及强化军事力量与影响力的初期努力。
2.内部整合与区域扩张
1967年六日战争中击败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并快速占领境外领土后，通过社会内部凝聚、战略优势确立及1973年战争巩固区域地位。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叙利亚此后承认无法通过常规战争击败以色列，转而支持“武装抵抗”战术挑战其全面控制。
3.外交接触与区域协议
包括1979年与埃及的和平条约、1993年与巴解组织的奥斯陆协议、1994年与约旦的瓦迪阿拉巴和平条约。虽未带来持久和平，但确保了签约国对以色列的安全保证，使其能聚焦其他威胁。
4.削弱对手阶段
利用国际与地区变革：9·11事件后果、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阿拉伯之春”推翻反以政权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亚伯拉罕协议》等正常化倡议。同时直接军事打击伊朗支持的对抗力量，如叙利亚、黎巴嫩、加沙及也门的抵抗组织，特别是在2023年10月7日袭击后强化该策略。
5.区域霸权争夺阶段
对伊朗战争标志根本性转折，以色列尝试确立中东军事霸权。通过特种行动将影响力扩展至叙利亚与黎巴嫩，同时面临土耳其、卡塔尔等其他旨在变局中推进战略利益的大国挑战。
按照米尔斯海默的理论逻辑，中东长期冲突与不稳定不仅是历史积怨或意识形态分歧的产物，更是国际体系无政府属性与国家最大化追求权力安全的内在倾向所致。尽管其他理论模型也可应用于中东，但进攻性现实主义分析能清晰揭示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的根本障碍。
从该理论视角预见：中东竞争态势将持续激化。区域强国对提升相对影响力的不懈追求与相互意图猜疑，将使安全困境持续主导格局。在缺乏单一主导力量强加秩序、或国际体系无政府性未发生根本变革的前提下，米尔斯海默所描述的强权政治“悲剧”很可能不断重演，导致持续紧张与新一轮军事冲突及暴力的爆发。
编译者简介
谢语诗，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4级博士研究生。
校对者简介
冉金澜，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4级博士研究生。
董岩，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4级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