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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译】中俄关系缓和与“大欧亚”构想：从地缘政治极点走向国际社会？

李子怡 编译

文献来源：Lukin, A., & Novikov, D. (2021). Sino-Russian rapprochement and Greater Eurasia: From geopolitical pole 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 12(1), 28-45. https://doi.org/10.1177/18793665211000057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21)

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逐渐呈现出多极化与区域化并行的发展态势。以西方为核心的国际社会结构，正在面临来自非西方国家的重新塑造。在欧亚大陆，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持续恶化伴随中美战略摩擦的加剧，使得区域力量格局出现新的调整。中俄关系在这一背景下逐步走向缓和和深化，两国相继提出并推动欧亚经济联盟（EAEU）与“丝绸之路经济带”（SREB）的对接合作，以及“大欧亚伙伴关系”等战略构想。这些倡议不仅回应了区域内对安全与发展的共同关切，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非西方国家试图通过制度化安排来塑造区域秩序的意愿。同时，美国在欧亚的战略部署失衡与投入不足，削弱了其对地区整合的主导力，从而为中俄合作提供了更大空间。因此，围绕“大欧亚”是否能够由地缘政治的战略协调逐步演进为制度化的区域性国际社会，成为理解当下欧亚变局及其未来走向的重要问题。

首先，文章关注中俄关系缓和与深化为何会引发“大欧亚”系列倡议的集中提出。也就是说，研究的重点在于解释中俄战略互动背后的动力机制：是单纯出于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还是源于两国在应对外部压力、追求区域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共同需求。

其次，文章进一步提出“大欧亚”能否从一个政治与战略上的合作构想，逐步演进为具有规则与制度约束力的区域性国际社会。这一问题涉及“大欧亚”的可持续性，考察其在制度化、规范生成以及成员多样性协调等方面的潜力与局限。

综上所述，本文作者试图回答两个关键问题：（1）为何中俄关系的改善催生了如此多的大规模倡议？（2）“大欧亚”能否从一种地缘政治构想转变为一个全面的国际社会？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英格兰学派“国际社会”视角，审视“大欧亚”构想在当代国际关系格局中的意义与定位。作者意在证明这一倡议不仅仅是地缘政治操作的产物，更可能是非西方国家尝试构建区域性秩序的一种路径。通过对中俄合作的制度化进程、外部环境的塑造作用以及区域多边机制的互动分析，文章希望深化对非西方区域主义发展逻辑的理解，并为讨论国际社会在西方之外的延伸提供理论与经验层面的参考。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历史分析法，并结合理论阐释与文本分析。具体而言，文章以英格兰学派“国际社会”理论作为基本分析框架，借助历史分析法，对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中俄关系演变的脉络进行梳理，从历史进程中揭示“大欧亚”构想提出的结构性条件与动力逻辑。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文本分析，对中俄官方联合声明、合作文件以及区域组织（如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安排与政策表述进行解读，以考察“大欧亚”在制度化与话语建构层面的特征。同时，文章运用比较分析，将“大欧亚”与跨大西洋共同体等既有区域性国际社会进行对比，以突出非西方区域主义在生成逻辑与发展路径上的差异性。

作者的主要观点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制度三个层面。

从政治层面来看，美国在欧亚大陆的战略失误是推动中俄关系缓和及“大欧亚”构想萌发的核心外部动因，而中俄对多极化国际秩序的共同追求则构成了内在政治基础。在欧亚边缘地带，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美国对俄实施长期严厉制裁，将对俄关系推向对抗；2015年后美国对华政策从隐性防范转向显性对抗，特朗普政府时期升级为全面贸易战，这种“零和博弈”式政策不仅未能将中俄纳入美国主导的秩序，反而促使两国在反对“美国霸权”的立场上日益统一。中俄在政治立场上高度契合，自1997年签署关于世界多极化的联合声明起，多次强调改革单极国际秩序的必要性，俄罗斯主张建立“多中心国际关系体系”，中国则认同“多极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种共识被写入多项双边文件，成为“大欧亚”构想的政治内核。此外，“大欧亚”构想的政治吸引力还体现在其“伞状”开放性——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将其视为维护区域稳定的政治平台，印度虽未明确官方立场，但学者普遍主张通过参与该构想以对冲中国影响力，乌兹别克斯坦等则借对外开放融入这一政治进程，形成了以中俄为核心、多欧亚国家参与的政治凝聚态势，类似冷战时期“跨大西洋共同体”形成的外部压力逻辑，美国的持续战略挤压为“大欧亚”构建了稳定的政治协作环境。

经济层面以中俄两大区域经济倡议的对接为核心，通过构建欧亚大陆的交通物流网络与贸易联系，为“大欧亚”构想提供物质支撑，同时也面临显著的经济结构性挑战。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从2010年关税同盟逐步发展而来，2015年正式成型，成员涵盖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5国，旨在深化后苏联空间的经济整合；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自2013年启动，聚焦连接中国与欧洲的陆海基础设施建设及中国西部省份发展，两者的对接成为“大欧亚”经济合作的主轴——2015年中俄签署联合声明协调两大倡议，2018年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签署《贸易与经济合作协定》，虽暂为意向性文件，但标志着欧亚经济一体化进入实质推进阶段。不过，经济层面也存在明显短板：俄罗斯经济增长乏力，年均约2%的增速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及中、印等新兴大国，对华出口高度依赖原材料，面临沦为“原材料附庸”的担忧；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同时拓展与中国的双边合作，削弱了联盟内部的经济凝聚力；其他欧亚国家如哈萨克斯坦虽积极参与，但更关注合作的实际经济成效，印度则希望通过经济合作平衡中国在区域内的经济影响力，这些因素使得“大欧亚”经济整合在推进效率与均衡性上仍需突破。

制度层面以现有区域组织为基础构建“大欧亚”的制度框架，同时面临机制重叠与整合不足的现实挑战。核心制度载体包括三类：一是俄罗斯主导的制度，除欧亚经济联盟外，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为中亚后苏联国家提供安全保障，构成“大欧亚”安全制度的重要支柱；二是中俄共同参与的上海合作组织（SCO），该组织自2001年成立后，2017年吸纳印度、巴基斯坦为正式成员国，向伊朗授予观察员国地位，逐步从反恐合作向政治、经济一体化拓展，成为“大欧亚”制度整合的关键平台；三是“大欧亚伙伴关系”这一伞状机制，2016年普京提出后被写入中俄官方文件，其核心特征是开放性与包容性，不预设固定合作条款，而是依托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等现有机制，推动东盟、印度等区域行为体参与。然而，当前制度体系存在显著的“面条碗”现象——各类倡议交叉重叠，缺乏统一的运作逻辑，削弱了整体制度效能；俄罗斯在亚洲区域制度中的参与度有限，欧亚经济联盟因聚焦内部成员国合作，难以充分承担“大欧亚”制度支柱的角色，无法有效推动有利于俄罗斯的贸易投资规范落地；此外，中俄虽推动制度对接，但在具体合作议程（如自贸区谈判、区域经济一体化规则制定）上仍处于探索阶段，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职能也尚未充分激活，这些制度性短板使得“大欧亚”从地缘政治构想向实质制度共同体转化仍需长期努力。

  李子怡，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